赤心铁血:苏兆征与1920年代的工人运动风暴
1925年6月19日清晨,香港铜锣湾的码头突然安静得反常。往日里扛着麻袋、喊着号子的搬运工不见了踪影,只有几只海鸥在维多利亚港的灰色海面上盘旋。梳士巴利道的工会办事处里,苏兆征站在一张简陋的木板桌前,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罢工!罢工!"四个大字,粉笔末簌簌落在他褪色的粗布短衫上——这个在轮船上做过厨工的广东珠海人,此刻正用布满老茧的手,点燃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工人运动导火索[1]。
三天前,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香港时,苏兆征正在九龙船坞给工友们分发《工人周刊》。他把报纸拍在生锈的机器上,油墨沾染了油污:"英国人杀了我们的兄弟,单靠上海工友不够,全中国的工人都要站起来!"当晚,他在深水埗的一间破旧阁楼里召集工会骨干,煤油灯的光照着二十几张黝黑的脸,他掰着手指算账:"香港有十万工人,只要有一半罢工,整个香港就会变成死港。"[2]
罢工委员会设在广州越秀南路的惠州会馆,苏兆征被推举为委员长。每天清晨,他都会站在会馆门口的石阶上,听各行业代表汇报情况。搬运工会的老李说码头工人没饭吃,他立刻让人打开委员会的粮仓;电车工会的阿明反映有人被巡捕打伤,他连夜带人去医院交涉。有次英国领事馆派人送来"调解信",他连信封都没拆就扔在桌上:"要调解?先答应工人的要求,给死者偿命!"[1]
这场持续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成了苏兆征生命中最辉煌的篇章。他发明了"封锁香港"的策略,组织工人纠察队在深圳河沿岸巡逻,连一根火柴都不许运进香港。有英国商人想偷偷把大米运入,被纠察队员查获,苏兆征在处理时却说:"商人只要不帮英国人做事,东西可以还给他。我们是罢工,不是劫道。"这种刚柔并济的智慧,让罢工既保持了力度,又争取了中间力量[2]。
在广州黄沙站的临时宿舍里,他和罢工工人同吃糙米饭、同盖破棉絮。有个从香港逃难来的童工夜里发烧,他把自己的棉被抱过去,守在床边用广东凉茶给他退烧。第二天清晨,孩子醒来发现这个"大官"竟然趴在床沿睡着了,补丁摞补丁的衣服上还沾着药汁[3]。
1927年4月,苏兆征在武汉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这时的他已经是国共两党都敬重的工人领袖,汪精卫见到他都要称"兆征先生"。但当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的消息传来,他在总工会会议上拍着桌子宣布:"我们有几十万工人武装,要跟新军阀拼到底!"话音未落,窗外就传来了枪声——武汉的形势也开始恶化了[1]。
南昌起义爆发前夜,苏兆征秘密从武汉赶到九江。在甘棠湖的一艘小船上,他和周恩来、贺龙制定了起义计划。当贺龙问他"工人赤卫队能不能参战"时,他立刻从怀里掏出一份名单:"我已经从香港调来了三百名有战斗经验的海员,都是能打硬仗的好手。"起义成功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里,他负责政治保卫工作,把自己在罢工期间积累的组织经验,变成了红色政权的第一道防线[2]。
部队南下途中,苏兆征得了疟疾,高烧不退。担架上的他依然每天听取汇报,用颤抖的手签发命令。在潮汕地区遭遇伏击时,他挣扎着从担架上坐起来,指挥工人赤卫队掩护大部队撤退。有战士劝他先走,他摆摆手:"我是工人领袖,要和工人在一起。"直到后卫部队全部突围,他才在担架上昏迷过去[3]。
1929年2月,积劳成疾的苏兆征在上海病逝。临终前,他把宋庆龄送来的药品让给了身边的年轻同志,用微弱的声音说:"告诉工友们,坚持下去......胜利......一定......"这句话后来刻在了他的墓碑上,也刻在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长卷里[1]。
如今在珠海苏兆征故居陈列馆,玻璃柜里静静躺着一只锈迹斑斑的搪瓷缸。这是他在省港大罢工期间用过的,缸沿有个缺口,内壁结着深色的茶渍。阳光透过窗棂照在缸上,反射出细碎的光斑,仿佛还能看见那个穿着粗布短衫的中年人,在油灯下一笔一划地起草罢工宣言,在码头边和工友们一起啃着冷馒头,在战火中把生的希望让给年轻的战友[2][3]。他用一生证明:最朴素的穿着里,能藏着最伟大的灵魂;最粗糙的手掌上,能托起最光明的未来。
(注:文中史料主要参考《苏兆征年谱》《省港大罢工档案史料》《南昌起义回忆录》及相关文献,部分细节基于历史情境合理推演)
[1] 《苏兆征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2] 《省港大罢工资料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 《中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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