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白崇禧让薛岳放弃长沙，薛岳道：能战不战，我还算军人吗！

1939年9月3日午后，衡阳城外的稻田还冒着蒸汽，一辆尘土飞扬的军用吉普停在第九战区司令部门口。车门一开，白崇禧和陈诚并肩而入，前来“劝退”长沙的命令就这样被带到了薛岳面前。

彼时的战场态势并不乐观。自上海、南京、武汉相继失守后，日军企图沿长江切割中国腹地，湘北成为下一个突破口。冈村宁次调集第11军近十万兵力，打算用一次快速突击敲开长沙城门，为南下两广铺路。日方估算，一个月足够拿下长沙；然而他们忽略了两桩要害：机动水平比不上德军，补给线却拉得比谁都长。

蒋介石对此战意见摇摆，他既担心长沙再度沦陷导致民心动摇，又害怕一次硬碰硬把多年苦心经营的主力磨光。白崇禧抓住这一顾虑，坚持“空间换时间”，提出“长沙可弃，桂北必须保”。在重庆的军事例会上，他一句“留得实力，方能持久”让大半幕僚点头。于是，白崇禧与陈诚被派往前线，期望以最高级别的命令迫使薛岳后撤。

薛岳听完，脸色铁青。他缓缓起身，右手扣着军帽沿，声音低沉却清晰：“能战不战，我还算军人吗？轻弃长沙，我既愧中央，更愧百姓。”这句话让会场瞬间凝固。白崇禧尚欲再劝，被堵得一句话也接不上，陈诚只得打圆场：“健公，八桂富庶，若长沙陷落，桂林也危，咱们得兼顾大局。”薛岳却回敬一句：“大局即在长沙，一撤全线松动，敌人便可直插两湖。”

会面不欢而散，电报飞至重庆。蒋介石看到“薛岳誓守长沙”七个字，沉吟良久，最终批复：守，可；但须谨防硬拼，诱敌消耗。至此，长沙保卫战的指挥权完全交到薛岳手里。

薛岳接电后，将参谋拉到地图前，手指在湘赣鄂交界处画出一道弧线：“这里是浏阳河谷，山地丛林多，日军坦克、重炮难展开。让他们先尝甜头，再堵死退路。”随即，他调整部署：外围四个军采取“边打边让”，诱敌深入；主力埋伏汨罗江、捞刀河一线，准备合围。为了麻痹对手，长沙城内仅留一个师明火执仗，其余部队全部撤至城外东、北两侧的山地。

9月14日拂晓，日军106师团首先在江西奉新发动佯攻，燃烧弹、毒气弹轮番上场。高安守军被迫撤离，日军以为突破成功，迅速增兵向长沙推进。没想到，中国军队沿途布下小股阻击、破桥炸路，硬是把“闪电战”生生拖成“蜗牛战”。冈村宁次气急败坏，下令主力加速突进，却不知已踏进薛岳预设的口袋。

9月下旬，战线拉到浏阳河一带。中国军队伺机启动合围，炮兵在夜色中机动到早已选定的高地，步骑协同切断敌后交通。26日凌晨，数百门山炮昼夜不歇，打得日军措手不及。冈村宁次一度惊呼：“长沙外围出现三个方向的攻势，我军后路受威胁！”补给线被截，日军缺粮缺弹，十多天内损失万余人。与此同时，鄂南、修水、甘坊等地的各路阻击部队发动反扑，把日军推回出发阵地。

10月13日晚，冈村宁次下令全线撤退。中国军队穷追不舍至奉新、靖安一线，再次炸毁桥梁，迫使敌人彻底退出湘北。14日清晨，薛岳电告军委：“长沙保全，敌已退回原位。”这次胜利，是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在正面战场迫使日军恢复战前态势，士气之振奋难以言表。

战后统计，第九战区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击毁坦克百余辆，缴获各式火炮近百门，中国军队伤亡也在三万人上下。有人质疑代价过高，可薛岳的态度很简单：“若让日军直取长沙，后果更惨。”口袋战术的成功证明：只要选好地形，集中兵力，中国军队完全可以与日军正规部队相抗衡，而非只能依赖消耗战与游击战。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胜利还悄悄改变了国民党内部派系的力量平衡。桂系原本主张“避敌锋芒”，长沙一战后声望受挫；粤系与薛岳一同水涨船高，蒋介石则在两派之间获得更大回旋余地。从军事到政治，长沙保卫战都产生了连锁反应。

日方史料后来总结失利原因——补给不足、情报失真、低估中国军队。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写道：“长沙的顽强防守打碎了速战速决的幻想，迫使大本营重新评估华中战场。”一句话，道破了这场战役的战略价值。

1939年的硝烟早已散去，薛岳当年那句“能战不战，我还算军人吗”却成为士兵口中广为流传的口号。它不是豪言壮语，而是在危急时刻的一种担当——长沙之所以得以保住，关键就在于这种担当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到了行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