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引》是一部戏剧性很强的历史小说,书写当下少被关注的金朝,时间聚焦于1161年。这一年,金主完颜亮兴兵六十万攻打南宋,意图一统华夏,而在后方辽阳,完颜亮的堂弟完颜雍起兵自立。在此历史大动荡期,无论是所谓权贵抑或平民,都被裹挟其中,上台开演大戏。然而如本书所说,“内心狂野者,终困牢囚”,完颜亮和小说中其他许多人,其实皆因困于内心欲望而劳碌,而喜而悲,最终滑向自己的命运。
《春雷引》
作者:郭大熟
版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25年7月
金朝:文艺成就很高
新京报:中国古代列朝,常在历史类、影视类或小说类创作的带领下,成为一时热门,比如近几年火热的宋朝。比较来说,金朝史或许不算是大众熟知的领域。你为什么关注这个朝代的历史?《春雷引》是“中都三部曲”的第二部,为什么在系列名中把重点放在“中都”这座城市?其中有怎样的考虑?
郭大熟(《春雷引》作者):和其他特别“电视剧”的朝代相比,女真金国确实没有被全面再现过。但在“二十四史”中,在《元史》之前,《宋史》《辽史》和《金史》是并列的。这涉及主流史观,和中原本位主义有关。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并非《说岳全传》中刻意丑化的敌国,在女真的国土上,也有很多汉人和其他民族,从一开始的筚路蓝缕、狗血拌饭,鬓上插大葱到后来的高度文化化,金国一直在进化,它的国土面积、人口规模、经济实力和文化成就相当可观,金国数学家发明了天元术、又有宗师级的名医推动了中医的发展,佛教、道教在金地也是推陈出新。这些,和宋一起,构成了十二、十三世纪古代中国的文化景观。还有戏曲,金代的诸宫调是后来元曲的先声,在“中都三部曲”第一部《上阳台》中被四娘子阉割致死的董解元就是《西厢记》的第一作者,金代的整体文艺成就很高,党怀英、赵秉文、元好问,都是文学史上彪炳后世的人物。金的历史一直被遮蔽,但荒瘠只是表面,它其实是一个富矿。一个边远荒僻部族,管理了几乎大半个中国,它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它的一系列演进,甚至可以看作是个人命运的成长史。
我觉得古代王朝不能只由新能源汽车来认定,那些被有意无意边缘化、模糊化的王朝,往往更有案例特征。而且,北京作为都城,是从金代开始的,《春雷引》中的海陵王,把国都从哈尔滨迁到现在的北京。北京作为国都的命运就开始了。我相信有一天,北京的城市溯源一定会回到那一天,1153年4月21日,这是都城北京的生日。不是很多古都都有这么明确的记载。我们常说“老北京”,不管多么老,总有个起点,那就是了。城市也有乡愁,作为实体意义上的中都已经倾圮,但它是都市北京的发轫,是原乡。今天我们说元明清,说中轴线,这一切的基调是金中都奠定的。我希望“中都三部曲”能引发读者对城市发生学的好奇。
十二世纪宋金疆域图。图片出自《春雷引》。
新京报:“历史小说”是个复杂的文学类型,要兼顾历史史实与创造性想象,两者之间可以相辅相成,也可能存在彼此牵制的力量。你是如何看待、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关于史料的累积和搜集,这是一个怎样的探寻过程?
郭大熟:有位古代文论家说过:事事皆虚,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无以动一时之听。真实和虚构的边界本就模糊,现在我们能读到的史料,也是无数次增删粉饰抹黑洗白的结果,但我没想过要篡改历史或蒙蔽读者,大事件、时间线索、人物设定一仍其旧,因为要写八百多年前的北京,所以就在宫廷、官场之外增加了坊巷里的普通居民,也是要代入社会生活的意思,民间的内容是我虚构的,但“草民”们的服饰、饮食、风俗以及话语方式都有史料支持。史料的搜集,我主要是在知网上读很多学术论文,通过它们的索引,再去搜购原始史料,正史、宋人笔记、近现代的研究专著,攒了有近二百本。也读了女真语的一些资料。这些是所谓“拙劲儿”,很多资料读了对写作并没有直接推动,但它是一种象征资本,有时候写完之后才发现其实用到了,甚至是不自觉的转化。
新京报:书名中的“春雷”是一张琴的名字,是中国古琴史上最负盛名的唐代传世名琴,被誉为“唐琴第一”,宋徽宗设“百琴堂”,收藏天下名琴,“春雷”位列第一。这样一件具有历史性与传奇性的器物,成为小说中巧妙的线索。为什么这样设置?你想要借此器物表达什么?
郭大熟:因为是三部曲,我需要在三部书中有个一以贯之的线索,它不只是自然的时序、人物的代谢,还需要有个物件的传递来顺应这些流转。春雷琴的拥有者,按先后顺序是宋徽宗、金国皇帝(完颜亮、完颜雍、完颜璟),然后是耶律楚材、万松行秀……正是这些人物在“中都三部曲”进进出出。
春雷也是文化传承的证物,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被它征服,它不只是物质成就,也是某种文化认知的高度。“春雷琴”和“上阳台帖”构成了中都三部曲中的“物体系”,人和他们的欲望很快就消除,包括那些自以为是的见解和自以为了不起的推进,后来都成了笑谈。物件坚硬一些,比如今天的任何一块石头,它们携带的信息貌似光秃秃的,其实是无尽藏,你摔碎一块石头,从某种意义上,你制造、见证了这个星球上的一个历史事件。
北宋 赵佶《听琴图》
完颜亮:完美的失败者
新京报:历史动荡中,人人不安。小说聚焦于完颜亮和完颜雍易位的时间段,完颜亮兴兵攻打南宋,意欲统一华夏,而完颜雍在辽阳自立。历史上帝王们对权力的执着,搅动着整个社会,其他人,无论权贵还是平民,都被裹挟其中,战战兢兢,生死无定。这样的历史又总是重演。你如何看待历史的这一面?
郭大熟:《春雷引》中的完颜亮有救世主幻觉,他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但人们要警惕的不只是这一类“暴君”,还要小心《上阳台》中的完颜璟,他是带有权力倾向的雅各宾式的读书人。完颜亮逼迫他的国民走上歪路,完颜璟则用一种温和的方式引导民众走上迷途。
读史书很容易导致虚无。事情一再发生,没有新鲜事,但在这些几乎机械的重复当中,可以坐实普遍人性。即使荒诞,即使吊诡,历史或者当代生活的意义仍然是自足的。比如妈妈的一句嘱咐,小女儿汗津津的头发,流浪小猫向你跑过来,最困苦时候熟人转过来的二百块钱……非常真实,可以抵消五千年尘梦。
有权斗,但我故意用升斗小民的悲欢稀释了一下历史写作中的宏大叙事。
新京报:小说中对完颜亮的刻画立体、丰富。你想用小说塑造一个怎样的完颜亮?
郭大熟:一个能说出那么优美词句的人,不会是一个单向度的昏君。攻宋大军开拔,他和送行的儿子说“吾行归矣”;他鼓励一位大将军说:“此去无自堕。”虽然有点儿爹味,但这是诗。我想写出他的繁复、挣扎,和自我毁灭的激情。
他被妖魔化的时间太久了。对完颜亮的抹黑几乎是没有时间性的现象,俗话说破鼓众人捶,这也或多或少体现了我们对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惰性。日常生活里,这种成俗也无处不在,比如一个球员被观众羞辱,他喊话回去就是丧失职业伦理吗?
我只想把完颜亮在《金史》和《三言二拍》中的标签撕掉,他当然不完美,战略失误、用人失察、一身孤注……他滥用权力,放纵欲望,回顾一生,他心存愧疚,临终之际他意识到自己仍然有爱的能力,并且因此惊喜交加——他是个完美的失败者。
命运:铸就牢笼的是欲望
新京报:书的封底有句话,“内心狂野者,终困牢囚”,在某个层面概括了书中或说历史上很多人物的存在状态。能不能请你结合某个(或某几个)人物的命运轨迹,具体解释一下这句话?
郭大熟:这是一位美国剧作家的句子,也曾是一位美国演员的文身。有宿命论的意思,很丧。王朔《起初》中的一句话可以看成是对它的完美意译:心有多大,命就有多悬!
《春雷引》中的人物大多是悲剧命运,都是求而不得,郁郁而终。比如莽戳戳的徒单三胜,貌似心想事成,和暗恋对象绿绮生活在了一起,但他知道绿绮真正爱的是谁。他们生了两个有出息的孩子,就是在《上阳台》和第三部《斑斓乡》中都有出场的金末起义军(红袄军)头领,杨安儿和四娘子。兄妹二人都是呼风唤雨的人物,最后都成了不完美的失败者。命运只输送物料,签收、铸就牢笼的是欲望。绝大多数人都会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永恒的亲密、不朽的功业都是妄想,但也没必要因此忧伤,因为最后总有死亡治愈这些不着四六的渴望。
新京报:写作风格上,小说开篇的场景就给人突出的镜头感和视觉效果,这样的营造是否受到电影的影响?
郭大熟:是的。我看很多国外的剑戟片、西部片和中国武侠电影。有读者说在《春雷引》里看到了《刺客聂隐娘》《卧虎藏龙》……其实对“中都三部曲”最直接的影响是,再不说出来我就憋死了,是美剧《黄石》。还有,一个发现,跑题的发现。最近我看沈从文的自传,发现《刺客聂隐娘》里用了湘西的故事——田季安小时候高烧不退,小棺材也准备了,后来用了土法,用席子裹住,立在阴暗处。阿城挪用的就是这段,诡异、绝望、昏暗的光线、阴凉的空气、席子里的人透过小孔外望,不远处守候他的女孩被经纬竹篾分割成无数条块。在电影里并没有直接展示这些场景,只是通过口头描述。文字自身就有画面感,可能在这个视觉超负荷的时代,我们都习惯了用光影解释世界。
采写/张进
校对/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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