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妆赏赐，岁禄庄田：明朝公主的经济生活

公主的经济生活，几乎从她诞生之初就已开始。神宗第一女降生，皇帝就借着“皇女赏赉之用”的名义，张口向太仓和光禄寺各要十万两银子，和群臣博弈后最终成功要到光禄寺十万两，不过这笔钱只能视作神宗私用，严格来说还算不到皇女头上。皇女在宫中的成长支出并不大，洪武九年曾定制，公主“未受封者，岁支纻丝一十匹，纱一十匹，罗一十匹，绢三十匹，夏布三十匹，木棉布三十匹，绵二百两”。据张鼐《宝日堂杂钞》所载万历朝宫中月膳底单来看，明代宫膳供应范围广泛，包括皇室成员以及大小宦官、宫女乃至外廷官员等，身为宫眷，皇女理应也有一份。然而这都是些微末开支，公主们的大头支出，主要是从嫁妆开始的，而她的第一件必备的嫁妆，就是一整套宅院——公主府。

明朝曹国长公主朱佛女像

公主府

公主府制度订立较早，洪武五年就已确定。当时规定：“唐、宋公主视正一品，其府第并用正一品制度。今拟公主府第，厅堂九间十一架，施花样兽头，梁、栋、斗棋、檐桷彩色绘饰，惟不用金。正门五间七架。大门用绿油，铜环石础，墙砖镌凿玲珑花样。”洪武七年，又命吏部考汉唐典制，于公主府“设家令一人，正七品。司丞一人，正八品。录事一人，正九品”。洪武九年太祖长女临安公主出嫁，驸马李祺尚公主，“复营宅于主第之左，以居之”。之后的洪武十五年，工部开始大批建设公主府，两年后建成宁国公主等五公主府。而宁国公主在洪武十一年就已出嫁，都已结婚六年才有了自己的新宅，这似乎说明明初这一制度尚未完善。这次建设之后，凡公主出嫁事先建府基本成为定制。

公主府一般建在皇城近处，方便公主出入宫廷。明初公主府多在南京“皇城北门外西偏，弥望皆朱门碧瓦”。宝庆公主府第，即“在南京宫城后载门北”。临安公主在洪武年间因李善长案牵连，“徙宅于聚宝门外碧峰寺之南……城外府制，与赵、梅二都尉府同”。可见仍是公主府规制。永乐年间政治中心移至北京，根据一些文献记载，公主府仍分布于皇城周围。像顺德公主府，位于宫城东安门外。驸马石璟宅院所在地更得名石驸马大街，在今西单以南，也靠近西苑。永平公主府后被收为酒醋面局外厂，位于今钟楼北侧的国旺胡同，南靠皇城。驸马冉兴让宜园在今外交部街，位于皇城东侧。胡应麟曾作《过万都尉馆赋赠》诗记述瑞安公主和驸马万炜的宅邸：“坐卷珠帘夏日长，主家楼阁凤城旁。金池草色连兴庆，玉洞花枝映寿阳。”结合诗句来看，可知公主府邸距皇城不远，还和姐姐寿阳公主的府邸相连。公主府在公主逝后会留给后人使用，但也难逃没落倾颓的命运。像洪武年间南京诸公主府邸，到成化年间，百年之内“皆倾颓略尽”。只有宝庆公主府，在后人“极力撑持”下，“使岿然如故”，“美轮美奂，不改旧观”。

公主府都有一定的建制标准。宣德三年“新作公主府三所于诸王邸之南”，宣宗专门谕下工部：“居室不必大、多，不可过为华侈，但令坚壮，可永安耳。”明前期公主府的建设，大都遵循了宣德年间的这一要求，建筑不求豪奢，而以简朴坚固为好。像顺德公主府，就是将“东安门外官房”改建，只命内官监工修葺一下就用作了公主府。又如景帝固安公主，虽然下嫁时“礼仪视公主”，但也未建公主府，只“以故尚书蹇义赐第改赐之”。前期的公主府建设因为工期仓促，像顺德公主九月建府十二月就已入府成婚，往往并未达到坚固这一指标，故而像太祖时南京各公主府，百年之内“皆倾颓略尽”。及至明中后期，公主府的建设一改前期的简易，愈发壮观宏丽，明末荣昌公主所居就有“都中大房十余所”。世宗时，还曾赐予永康、德清大长公主房价银各二千两，猜测是用来修缮旧居。嘉靖元年世宗“命修中公主府第”，开始为尚未册封的公主建府，避免了前期仓促赶工导致工程质量不高的弊端。后世多遵从这一规定，如万历九年九月，“五公主府第兴工”，到万历十三年十二月，已被册封为瑞安公主的五公主才出嫁。公主府建设在明后期的实录记载中频繁出现，如万历十四年三月，“六公主（延庆公主）府第安石竖柱上梁，祭告后土司工之神，遣侍郎王友贤行礼”。而天启年间六公主（宁德公主）、八公主（乐安公主）府第兴工及遂平公主府工成，都曾遣工部尚书、侍郎等高级官员祭告行礼。可见公主府的建设，因其工程规模的扩大，在明代后期已经成为一项值得记载的官府工作，而一些权贵也借机在工程预算中做手脚，中饱私囊。万历年间，贺盛瑞任工部营缮司郎中，主持修建荣昌公主府第，先期估价“计银七万两有奇”。开工前，户部、兵部、工部尚书和司礼监太监奉旨与科道官阅视工程，贺盛瑞参与检查，“通前彻后，逐一看验，殿于（宇）寝室，围廊门座等，俱因旧房，未有加一椽一墙者，止易瓦并墁饰油漆等工。公细计之，即五千金已属多余，乃费帑金至七万乎？内监犹欲添银，日夕聒扰，公分毫不加”。公主府以旧屋改造只需五千余金，却被人为拔高至七万多两，中间盘剥可谓惊人。

公主府建成后，内部役使人员多来自朝廷委派。公主府例有内官使唤，除公主出府例拨外，还有之后赏赐的，像成祖就曾一次赐给宁国公主安南阍者十名。洪武二十三年公主府家令司被改作中使司，秩正七品，“以内使为之，给以印章。冠制用方帽顶，与官之制有别”。洪熙元年还曾下诏“为嘉兴、延平、庆都三公主府造中使司印”。这之后中使司不见于正式记载，沈德符认为“后亦不知何时废罢”。但根据相关史料，中使司应该是一直存在的。《今言》记载：“公主府中使司，司正司副皆杂职。”《酌中志》也提到公主府，分拨有“中使一员，阍者数十员”。庆都公主府司副李㫤、永平公主府中使青山、永宁公主府中使赵禄等人的记载仍见于明实录，有些只是叫法发生改变而已，像本府阍者、掌府中官、公主府阍者等，既然能够出面代表公主府向朝廷上奏，应即本府主事。宫内派出人员还有宫人，世宗上谕曾提到祖制规定，公主出府例拨宫人二十余侍奉。宫人中有所谓的司宫老婢，又称为管家婆、婆婆；还有贴身宫女，称之为小姐。《宝日堂杂钞》所载万历朝宫中月膳底单，就有延庆长公主小姐、瑞安长公主府婆婆、瑞安长公主人役等名目。此外，嘉靖六年还曾规定，“凡公主出府奏讨校尉，准行锦衣卫拨校尉三名、军三十七名”看守府第。有些公主府还会买进奴婢使用，像景泰年间驸马焦敬因“收养逃军为奴、娼女为妾”被责罚。正统年间驸马薛桓、石璟因“隐藏无藉为家人”被科道章劾。孝宗时有大臣上奏，称在京各驸马皇亲之家，“蓄养奴婢家人之类，比之旧制或多逾十倍”。这些家奴时常借着公主驸马的权势为非作歹，像驸马王谊“纵其家奴于河间府占耕军民田，肆逞暴横”。隆庆公主府曾有“家僮”在外惹事，甚至诬陷顺天府官。宪宗之后，一些公主驸马更指使家奴经商夺利、骚扰地方，成为一时公害。明代对自宫者管束严厉，有公主驸马不顾禁令，以用人不足为由擅自买入自宫者。正统五年永嘉大长公主家所买“净身人杨敬，因盗金册自经”，英宗为此致书公主训诫。同年十月，宝庆公主驸马赵辉，又奏请发还家用自宫人，被英宗以私买自宫者为由训斥一番。对于收用自宫者的行为，皇帝并非隐忍不发，景泰二年就曾大收公侯驸马伯家用自宫者，其中西宁侯家三名宦者，因“系随侍故母咸宁大长公主”的内廷人员，才被允许留用。公主府的家人因是朝廷拨给，公主逝后并非归为驸马私产。正统四年嘉兴大长公主薨，驸马井源奏请皇帝批准，才能调拨家人十户看守坟茔。景泰三年，驸马焦敬、石璟、薛桓“上章乞分用故驸马井源家人”，也被景帝驳回不允。

嫁妆赏赐

府邸之外，公主嫁妆同样可观。史载公主成婚时，“将及纳婿，预先选日安床及运装奁、金银、段匹等物入府”。宝庆公主为成祖夫妇喜爱，出嫁时“资班比诸公主特厚”。前期公主待遇尚属中平，及至明中后期，公主婚礼费用大增，靡费日盛。尤其神宗一朝，皇室奢靡，日益挥霍不知遏制，公主出嫁婚礼费用也支出惊人。万历十三年瑞安公主出嫁，金银作局内监上奏称，世宗时公主下嫁，索费不过三百两，现在索用各色金至二千三百余两，珠宝称是，费用加大而财源不足，该局力不能支，户部也同时上奏请减费用，神宗仅同意削减三分之一。其后的万历二十三年，荣昌公主下嫁，要“合用金两珠石，敕户部照数买进”。户部尚书上书神宗，希望皇帝“念灾沴频仍，边饷倍缺，帑金既竭，珠宝难市”，依瑞安公主例减免三分之一，神宗答应后，公主婚礼所费依然达到“用至十三万五千两”这一新高。至万历三十六年七公主下嫁，“宣索至数十万。世卿引故事力争，诏减三之一。世卿复言：‘陛下大婚止七万，长公主下嫁止十二万，乞陛下再裁损，一仿长公主例’帝不得已从之”。其他零散费用像选驸马、公主成婚要用的纸张笔墨、刊刻匠工食银、各类路费食银开销，都需要宛平、大兴等地方财政支出，公主出嫁使用的女轿夫也要由宛平县出钱雇佣。诸如此类的大量皇室花费，让明廷国库入不敷出，甚至出现了大臣与皇帝讨价还价的滑稽场面，若追究明王朝走向衰败的原因，或许也可以给这些公主们“记一功”了。

公主除了得到所谓“金银段匹等物”的嫁妆，还会得到皇家的大量赏赐。明代每逢节令及皇帝登基等喜庆大典，都会依例赏赐公主白金、文绮、纱罗、钞锭、西洋布等物品，遣内官等人分赍与之。公主生日例有赏赐，永乐元年宁国公主生日，“赐凤冠一顶并钞币等物”。弘治后期因为公主千秋节令的赏赐“亦倍往年”，还曾引起大臣上奏请求节流财用。一些和皇帝关系亲近的公主驸马，更是被皇帝多次赐赉，像宁国公主在成、仁、宣、英四朝备受关爱，赏赉记录不绝于实录，《弇山堂别集》中更是记载了永乐一朝宁国公主赐品，从金银珠宝绸缎到佛像法器酒食，乃至太监应有尽有。英宗时，一次就赏赐含山大长公主珠“翠九翟博鬓冠一顶，白金三百两，钞一万贯，各色纻丝十匹，纱十匹，罗十匹，生熟绢三十匹”。隆庆公主驸马游泰，“其诸蟒衣、斗牛、玉带、庄田、奴仆，与夫珍异之赐无虚日”。广德公主驸马樊凯，“历事三朝，皆承宠眷，弓矢甲胄、剑佩及蟒衣玉带、庄田奴仆之赐，时时有之”。又有如咸宁公主因和仁宗友爱，仁宗刚即位，就“命户部增咸宁公主岁禄米千石，通前二千石，仍岁增钞万锭”，又命“赐咸宁公主孳牧马五十疋”。宣德三年更“敕户部岁赠赐咸宁长公主钞五万贯，自宣德三年始，就南京官库支给”。不久，又“赐皇姑咸宁长公主银五百两，钞一万贯，文绮彩币一十五疋”。而当年慢待仁宗夫妇的安成公主在仁宣两朝却几无进项，等到英宗即位，公主写信向侄孙哭穷请求增加岁禄，英宗复书：“所喻增添禄米，数年荒旱，百姓艰难，朝廷所用粮饷不敷，姑如旧支用。”仍是不允。武宗年间，甚至直接“夺故永平大长公主府第为酒醋面局外厂”，公主孙李梅上疏陈诉后，才给了价银一千二百两做补偿。

通过陪嫁以及赏赐，公主家常有宫廷流出的稀世珍宝。《客座赘语》就曾记载宁国公主后人所藏公主遗物，“所用遗墨半挺，上用紫金打成龙口吞之”，又有“一白瓷酒杯，酌酒满则隐起一龙形，鳞鬣具备，倾去其酒，则不可见矣”。这些装饰龙纹的物品只能是内府所赐。孙承泽也曾在驸马巩永固家见李公麟所绘罗汉图十六轴，“精工绝伦，是八公主自尚方带出”。公主的御赐用品，按照定制在死后是要交还内廷的。如乐安公主逝后，“例有遗念之进。上谕：遗念不必进，其冠顶服册及有龙凤袍器者恭进”。驸马巩永固“因进长公主金册三道，九翟珠冠一顶，礼服一袭，龙凤袄裙十四件，龙凤尺头二十匹，龙凤屏椅九件，凤床六张，凤衣镜一架”。同时上奏称缴还公主金册等物，“起于遂平长公主，乃近例也，非旧则也。向臣恭谒寿阳、遂安、延庆大长公主坟园，及观其宗祠，其金册衣冠宛然在列，其子孙凛遵世守，设其裳衣，不啻圭壁琬琰。盖先朝之制，亦未详进缴之例也”。思宗“得疏恻然，因还其冠服金册，止收龙凤器物，至著为例”。吴梅村《萧史青门曲》以诗言记述此事：“玉房珍玩宫中赐，遗言上献依常制。却添驸马不胜情，至尊览表为流涕。金册珠衣进太妃，镜奁钿合还夫婿。”不过巩永固所谓“近例”之说并不成立。如成化年间隆庆公主薨逝，即“以受封金册，袝敛葬翠微山”。广德公主薨，“故事，以原受金册袝殓。宪皇特命传谕，誊黄易之金册，留其家世传”。可见收缴金册等物应是明廷惯例，偶尔出于皇帝特恩，才会给公主后人留下一些御赐用品以资纪念。永平公主府中，就留有“御赐大长公主遗像及凤床、班剑等物”。作为皇家用品，普通人是不可僭用的。正统年间南京刑部右侍郎齐韶因罪弃市，罪状之一即“僭买永嘉大长公主府卧床”。天顺年间，兵部尚书陈汝言僭买嘉兴公主驸马井源第宅被惩处。天启年间宁安公主子李承恩，就因家中存有御赐公主的龙纹漆盒瓷器以及五爪龙袍，被魏忠贤以“盗乘舆服御物例”陷害。而魏氏私党心腹涂文辅，却敢“夺故宁安长公主第为廨”，无人敢问。

岁禄庄田

明代公主的经济来源，主要还是来自赐予的禄米和庄田。公主岁禄，洪武九年初定为“已受封者，庄田一所，岁收粮一千五百石，钞二千贯”，但因为财力不足，“自初封十王之外，未有沾被者”，因此尚无公主享受到这一待遇。洪武二十七年，更定“公主及驸马都尉，岁食禄米二千石”，之后历代成为定制，当时中书丞相岁禄不过二千五百石，可见公主驸马待遇之高。宣德三年开始公主驸马岁禄例由南京仓支给，到了嘉靖十七年又改令公主禄米俱在京支给。随着宗藩禄米成为政府一项极大的负担，朝廷开始采取各种措施变相地降低俸禄。公主禄米也随明代俸禄制度的演变，经历了从全米到米麦兼支、米钞兼支的过程。早在永乐初年，公主岁禄已经米麦兼支，“宁国长公主岁禄给全米”就已作为一项恩典被记录。正统初年，“永平公主禄米一千石，支米三百石，麦七百石”，为了多得一些价高的禄米，公主多次求乞，终于获得皇帝“米麦中半兼支”的许可。到了孝宗时，原本公主驸马禄米“支麦不折钞”的规定也被取消，改成“俱准公侯折俸例，并折钞”。世宗时，给永福公主和驸马的岁禄二千石，内中就已是“本色一千四百石，折钞六百石”。皇帝偶尔还会借机赏赐，增加公主岁禄。如洪熙元年增宁国大长公主岁禄米三百石，加怀庆、天宁（大名）、永嘉、含山、汝阳、宝庆六大长公主各禄米二百石。武宗即位之初，加淳安大长公主、宜兴大长公主岁禄一百石。永康大长公主圹志记载，世宗登极，岁加公主禄米一百石。遂平长公主圹志亦载，思宗“登大宝，岁加禄米百石”。神宗时，还将“收完泾府所遗禄米二千石”，给宁安大长公主、瑞安长公主、荣昌公主各三百石。而一些公主也会以各种理由请求增加禄米，像英宗时含山大长公主“自陈年迈家属多，乞增岁禄。诏复增本色米二百石给之”。而安成公主也曾向英宗请求“增添禄米”，却遭到拒绝。

在古代社会，田地是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财产，故而历代公主多有赐田、分地，明代公主同之，“生前有赐给庄田，以资养赡。薨后有护坟地土，以供香火”。早在太祖时，爱女寿春公主就曾获赐“吴江县田一百二十四顷七十亩，为粮八千石”。但这一时期的赐田，还主要是禄田性质，并非后世所谓庄田。庄田是朝廷于岁禄之外，另外赐予的土地，以其收益供应物质需要。明代赐庄田始于洪熙元年，当时宣宗“以初之国”，赐给赵王高燧“田园八十顷有奇”。而洪武、永乐年间，“北直隶、山东地方土广人稀”，官府多招佃民众垦荒，逐渐掌握了大批国有土地，并用于分赐。“仁、宣之世，乞请渐广”，仁宗曾赐顺天府房山县栗园地十九顷给嘉兴公主。宣宗“赐真定公主武强县退滩田土九十四顷”，还曾“以保定府雄县利仁等社地八十五顷”赐庆都公主。当时还有将禄田转换为庄田的例子，咸宁公主驸马宋瑛有赐田在凤阳，“准禄米一千一百石，地不滨水，艰于运载”。在公主的请求下，宣宗命将苏州没官田地山场一百余顷换与驸马。明前期，公主所得庄田面积还较小，最多不过百顷左右而已，主要由皇帝赐予。自宪宗年间开始，庄田赏赐逐年扩大，而且公主开始屡次自行求请，开口向皇帝索要庄田。成化四年赐嘉善长公主退滩空地三百余顷，“时公主已有赐地，至是凡三奏，故又给之”。成化九年“赐广德、宜兴二长公主任丘县地九百顷有奇”。次年，隆庆长公主更是狮子大开口，“奏乞滦州及玉田、丰润二县闲地四千余顷”，最终宪宗“命以闲地一千顷二十亩赐主”。孝宗时，仁和长公主四次奏请，讨得庄田五百八十顷，德清长公主则在两次乞请后讨得六百四十顷。皇家的金枝玉叶们为获取土地，赏赐、奏讨、纳献、侵夺无所不用，使得朝廷不得不屡次下文，命令公主、驸马严格看管庄田管庄佃户人等，不许令其仗势欺人，侵占民田。嘉靖之后，土地集中现象更为严重，公主赐地动辄千顷，远超明初公主。如嘉靖三年永福长公主“请宝坻、武清县地千余顷”。户部奏言：“公主前已给有庄田，未及旬月，复有此请。若戚里之家互相仿傚，则尽畿内之地不足以供之。”世宗却仍命勘地给予。到了嘉靖后期，宁安公主一次所赐庄地就过千顷，嘉善公主更获得蓟州牧马草场地二千五百余顷。神宗时，曾先后赐给三个妹妹寿阳、瑞安、永宁长公主庄田各二千五百九十五顷八十二亩，此后公主赐田多依照这一定例给予，熹宗时宁德、遂平长公主即获庄田如上数。公主庄田除来自御赐外，还有来自皇室亲属的赠田。像宪宗时徽王将之国，奏辞所赐庄田，而请将“武清县塌河水甸地一千八十顷”，转拨给同母姐姐宜兴长公主。偶尔还发生过公主向国家上缴庄田的情况，像景泰六年永嘉大长公主奏，“近见京师军马数多，用粮浩大，愿以永乐、宣德、正统间所买直隶无锡县田一处，计一千二百余亩，岁入租粮七百余石，尽归有司，以助供给”。如此捐家报国的公主，在明代实属罕见。

明代中后期，随着岁禄的拖欠，“公主食禄之家也，兼以驸马两禄，犹称日给不足”。公主们愈发地渴求于土地的获得，每每逾制乞请土地，并常常得到皇帝的支持。随着公主们赐田增多，京畿地区有限的土地被皇室权贵分割殆尽。如河北定兴在明末时，县内庄田籽粒地十场，分别为“一乾清宫、一慈宁宫、一雍靖王妃、一寿阳公主、一瑞安公主、一延庆公主、一恭顺侯吴汝胤、一驸马许从诚、一锦衣卫千户陈尚忠、一五军营”，尽被瓜分。为了抢夺土地，公主和其他贵族以及百姓之间，因为土地诱发的矛盾逐渐增多。英宗之后，“权豪势要专利病民，或称为退滩，或指为空地，往往朦胧奏请”。公主驸马亦跟风侵夺民田，获得皇帝许可后，凭借政治特权掠夺国有或私人田地。正统三年驸马赵辉就因“逼取民田三千余亩为己业”被科道弹劾。正统十二年驸马王谊“纵其家奴于河间府占耕军民田，肆逞暴横”。成化三年户部上奏：“崇德长公主所请直隶河间、保定、真（定）三府地一千余顷，及淳安长公主所请保定府并河南项城县间地四百余顷，俱系军民租税世业，实非闲地。”宪宗下旨所请皆不许。隆庆长公主意图侵占民田，派出家僮仗势欺人，“诬府官枉勘，民又群殴之”，最后皇帝仍赐以千顷庄田，而没有追究公主家僮的罪行。武宗时期，诸王外戚更是“求请及夺民田者无算”。正德元年淳安大长公主钦赐庄田因遇涝渰没荒废四十余顷，公主为挽回损失，竟欲侵占邻近民田做补偿，在官员的力争下才没被准许。当时又有锦衣卫百户家庄田，“被人投献于德清公主府”，两家为夺田地闹上朝堂，武宗御断将土地赐给了公主。正德四年宜兴大长公主和庆阳伯夏儒、锦衣卫千户王敏因赐田地界相连互有侵夺，请裁争田。万历年间驸马侯拱宸，“召游棍为家人，听从拨置，纳投献为己业，滥肆侵渔”。为夺田地甚至“私刑拷毙人命”。

公主庄田也并非只进不出，遇到比她权势更大的权贵，手中田亩也只能乖乖让出，庄田所有权即行转移。永乐年间，汉王朱高煦就曾“侵占各公主府牧地及民田为草场”。嘉兴公主驸马井源战死土木堡，仁宗赐予的公主庄田旋即被太平侯张軏占据，昌平县田则被英宗改赐给了太监尹奉。天顺年间，知府岳正被构陷充军，罪名之一就是“尝夺公主田”。刘瑾当权时，曾强夺“淳安大长公主故崇文门外庄园”，刘瑾失势后，“皇店官校复规为官园”，直到嘉靖元年才由公主上书讨回。明朝前期，公主赐田在公主薨后，朝廷会按照庄田数目多寡，留给公主子孙部分庄田以供赡养。像正统年间，宁国大长公主子孙，受公主“原给庄田之半……供奉时祀，全活子孙”。弘治年间，命以原赐故崇德长公主庄田三百顷给其子，又以原赐嘉善大长公主任丘等县庄田仍赐其子。正德之后，随着庄田资源的日益匮乏，新晋贵族们开始把目光盯向了已经没落的前代贵族的土地。嘉靖四年，玉田伯蒋轮“请故宜兴大长公主田干顷，言官部臣皆执不可，上特许割其半畀之”。之后还特诏：“自今但系先朝给赐戚畹田土，不许妄争，以伤朝廷大义。”嘉靖六年，皇亲郭勇又和已逝永福公主驸马邬景和争田。世宗专门下令：“今贵戚之家，第宜安分循理，如妄为奏讨，或恃势兼并军民田地者，所司奏闻处治。”为了制止土地稀少引发的贵戚争田事件，同时增加政府手中持有的庄田数额以供赏赐所需，嘉靖二十九年规定削减皇家远亲的庄田数量，凡公主、国公庄田，世远者存什三。隆庆二年定制，“勋臣传派五世者，限田百顷。戚畹限田七百顷。宗支已绝及失爵者，夺之。奸民影射者，征租入官”。万历十六年又规定，驸马传派五世，准留十顷供主祀。此后公主庄田，驸马尚存者“方得承受，改留地土”。万历十九年寿阳公主薨，神宗命留给驸马侯拱宸“护坟地土一千五百顷，余退还入官”。万历二十二年已故驸马梁邦瑞父梁桂，奏讨永宁长公主庄田，户部奏留五十顷。神宗命“既无亲支，着与香火地五顷”，将庄田尽数收回。

晓耕图

公主庄田可由官府出租给佃农，并代为征收地租，还需上缴一部分收益给政府。为了多得租税，公主们有时会请求皇帝免去土地税收，像宣德六年“宁国大长公主遣人奏，近因钞法不通，蔬地每亩征钞三百贯，已蒙减半，请悉蠲之”。宣宗虚言搪塞没有应允。有时皇帝也会通过一些税收减免赏赐公主，宣德五年就曾将“近赐庆都公主地”每月三千六百贯的纳钞免除。更多时候，公主会请求自行收租，意图多收租税满足私欲。皇帝允许之余，不忘在官样文字中写上“仍申禁管庄人等毋得暴横为非”，其实际效果可想而知。成化后期，户部就奏称畿内庄田多为勋戚势家所据，“且不纳税”。弘治初年，各王府及内外勋戚庄田“每亩征银三分，水草湖荡每顷征银三钱五分。有司类收解纳”。延至后期，“各处军民开垦空闲田地，近来俱赐王府及勋戚之家自收子粒，毒害殊甚”，或征银达到五分，民不胜困。而皇帝对自行征收的放纵更助长了这一情况的加重，如弘治十四年驸马樊凯奏乞将钦赐庄田自行征收，户部以为，“庄田子粒俱有司收征给用，遵行已久，官民称便，已为定例”，拒之，但孝宗仍特许之。范例一开积弊立增，最终迫使孝宗又不得不专门下谕：“各处钦赏庄田有自收子粒。管庄人等分外需索，逼民逃窜，今后令有司征收送用。”此后历代赐田官府代收似乎成为定例，在《明实录》中偶有请求自收者，除恩礼外基本不允。万历九年还曾重申禁约，凡“私自征收、多勒租银者，听屯田御史参究”。不过据《宛署杂记》罗列的万历时期宛平县诸勋戚庄田，后注多有“本爵自征”字样，看来这一禁令的执行效果并不显著。但总的来说明代后期公主庄田银两，例由官府代为征收应是常例，像熹宗时，“赐宁德、遂平二公主庄田五千一百九十一顷，岁征银七千七百八十七两，自天启六年为始，顺天各府务及时解部转给，以称朝廷亲亲之意”。

除庄田外，公主还屡屡请求其他经济资源。仁宗即位，赐给咸宁长公主孳牧马五十疋，宣宗赐给真定长公主草地三十二顷，宪宗应隆庆长公主奏求，一次就赐给武清县牧地草场三百余顷，这在当时都是珍贵的畜牧资源。思宗时还将邯郸、曲周等五县草场赐给乐安长公主，每年获租银九百七十余两。而仁和公主更是颇有经济头脑，正德元年就以“孀居禄薄，五子成长不能自给”为借口，请“浑河大峪山煤窑四座榷利养瞻”。所幸皇家觉得此地临近皇陵，怕伤风水而没有准许。崇祯年间，惠安伯张庆臻家“煤窑二十六座”，被人“投献驸马都尉侯拱宸、巩永固、刘有福三家”，看来煤矿带来的巨额收益始终吸引着公主、驸马的注意。嘉靖二年淳安大长公主奏讨“没入犯人王准房屋”，工部上奏称房已经卖了，同时说驸马蔡震早已奏讨过三里河的园地、房屋，没过数月又来讨要，应该拒绝，世宗听从部议没有准奏。明初禁止功臣宗室经商，驸马欧阳伦因为私贩茶叶，被太祖处死，禁例不可谓不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中后期经济发展商品流通，巨大的商业利益使得金枝玉叶们马上把手伸向了各项商业活动。正统年间开始，“京城官店、塌房多为贵近勋戚所有”。正统五年永平大长公主“令家人诣蔚州买松木千余，至卢沟桥，奏乞免抽分”，即要求免除商税，但没有被同意。当时宗室经商业已蔚然成风，禁商令一定程度上流为具文，贵族们纷纷下海与民夺利，只是为避嫌疑往往指使家奴出面张罗，出事可以推卸干净。如庆都公主驸马焦敬，唆使公主府司副李㫤于“文明门五里建广鲸店，集市井无赖，假牙行名诈税商贩者，钱积数十千”。还派府内阍者于京畿诸通商要道，诈收税款。顺德公主驸马石璟，使家奴放高利贷给卫军，还“令家奴货私盐，载以官舟”。宝庆公主驸马赵辉，“令家人陈纲商贩”，“殖货日不足，强夺民利”。崇德公主驸马杨伟，在南京“把持行市，遘怨京都”。嘉靖初年，通州码头一带“皇亲贵戚之家列肆其间，尽笼天下货物，令商贾无所牟利”，驸马邬景和就借家奴之手在码头“多蓄无赖网利剥民”，“纵容家人，张开店面，刻害商民”。嘉靖九年驸马谢诏“陈乞于近地列肆，召商如皇亲例”，反被世宗驳斥一番。

此外，公主还有一些零散的经济权利，像婚后仍由光禄寺管理伙食。《宝日堂杂钞》所载万历三十九年宫膳底单中，已经出嫁的皇帝妹妹和女儿依旧在宫中领伙食费，她们位下的婆婆、小姐、人役等，也依旧吃着朝廷伙食。其中如瑞安长公主膳一份，包括“猪肉十五斤，鹅二只，鸡四只，猪肚二个，鸡子十斤，白面二斤，香油三两，面筋一斤，豆腐二连，乳饼八两，黑糖二两，胶枣一斤，水笋二斤，豆菜一斤。每日共银一两四钱五分二厘二丝，每月共银四十二两一钱八厘五毫八丝”。依靠着来源广泛的经济收入，当朝公主的生活一般都很宽裕。吴伟业《萧史青门曲》记录光宗宁德公主、乐安公主在崇祯年间的生活：“道路争传长公主，夫婿豪华势莫当。百两车来填紫陌，千金榼送出雕房……两家姊妹骄纨绮。九子鸾雏斗玉钗，钗工百万恣来取。屋里薰炉滃若云，门前钿榖流如水。”《帝京景物略》也曾记载大兴县建有驸马冉兴让和万炜的私宅园林，白石桥还有万炜白石庄，驸马于平日效仿名流延揽宾客，享尽荣华。到了明朝后期，随着朝廷费用日益不足，作为近戚的公主驸马还需时常出资补贴朝用。像嘉靖、万历、天启年间，奉天等三大殿被焚，内廷宫眷及诸王、公主等都曾入捐助工银两。天启六年宁远之战，熹宗发往前线的赏银，就有公主捐银其中。崇祯九年军费紧急，思宗无奈之下只好向驸马王昺、万炜、冉兴让各借十万金发往大同、西宁。及至明朝灭亡，皇权护佑下的特权一时除尽，曾经的天潢贵胄沦落为胜朝劫余。清人对待前明贵族，只将原属田土“量口给与，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驸马冉兴让被大顺军追赃拷掠而死，寿宁公主名下的顺天等府州县赡田，也被清廷收缴以充国用。驸马侯拱宸宅邸被征用为朝鲜世子馆处。只留给宁德公主夫妇“银百两、地二百晌以资赡养”，生活一落千丈，正是“碓粉脂田县吏收，妆楼舞阁豪家夺。曾见天街羡璧人，今朝破帽迎风雪。卖珠易米反柴门，贵主凄凉向谁说”。驸马刘有福不堪没落，顺治十四年意图反清被杀，公主因“系故明泰昌帝女，应免入官。交礼部与故明妃嫔一体赡养”。而那位皇姑荣昌大长公主，“都中大房十余所，俱遵旨腾与大兵居趾”，自己及家口先被迁于“固安荒村族人之家”，后又迁于“县南之荆垡”。所属赐田和自置地，亦因圈地“有丈给官兵者，有补给民间者”，“转眼则无赡口矣”。昔日受人奉承、不可一世的金枝玉叶，竟落得哀哀无告，“朝夕嗷嗷”之中了。

（本文摘自彭勇、潘岳著《明宫彤史：明代宫廷女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25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来源：彭勇、潘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