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贵酒”壳子被扒，营收额直线下降，负责人被捕多位高管辞职

上海贵酒如今的“保壳”之战，与其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经营危机，不如说是一场资本炼金术玩砸了之后的必然结局。

上半年区区2800多万的营收，和那条高悬头顶的3亿元退市红线之间，隔着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这家公司现在就像一艘破船，不仅风雨飘摇，还同时面临着实控人身陷囹圄、监管层层加压、行业寒冬刺骨和内部管理真空的多重绞杀。

这已经不单是一家酒企的衰败史，更是一个极度依赖资本运作和营销泡沫的商业模式，走向生命终点的典型样本。

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93年上市的福建豪盛，这些年来，它像个变色龙一样，换了超过10个名字，什么利嘉股份、多伦股份，最出圈的可能要数那个叫“匹凸匹”的马甲。

频繁更名的背后，是主业不稳、热点乱追的“壳公司”基因。它历史上就多次被戴上ST或ST的帽子，在资本市场里反复横跳。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2015年，韩氏父子通过二级市场悄然入主，他们背后的海银财富和五牛基金，自带浓厚的金融气息。

这对金融背景浓厚的父子，并没有选择深耕某个实业，而是在2018年，将这个“壳”迅速调转船头，驶入了当时火热的白酒赛道。他们收购了一家电子商务公司，把工商名改成响亮的“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但尴尬的是，由于和“贵州贵酒”的商标争议，它的证券简称至今没能同步。

当这个老“壳”被贴上白酒的新标签后，一场疯狂的泡沫吹制游戏开始了。公司选择了一条简单粗暴的路子：用营销换增长。数据最能说明问题，公司的销售费用从2020年的千万级别，一路狂飙到2023年的7.21亿元。

2023年，它的销售费用率高达44.26%，而整个行业的平均水平才17.24%。与这笔燃烧的经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研发投入，区区0.01亿元。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从一开始就画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但这套打法在短期内确实创造了“繁荣”。通过冠名央视栏目、赞助《中国好声音》这类热门综艺，再签下演员陈建斌做代言，上海贵酒的知名度被硬生生“烧”了出来，酒类业务营收一度在2022年突破10亿元，一个行业“奇迹”就此诞生。

然而，这繁荣的背后，销售渠道却被严重扭曲。市场上关于公司要求员工“带单入职”的质疑声不绝于耳。

尽管公司初期矢口否认，但后来承认关联方中国贵酒确实存在员工带单或垫资销售的情况。这无异于证实，其漂亮的销售数据里，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内部消化的水分，并非真实的市场需求。

作为支柱的关联方金融体系出现裂痕时，这种高度依赖外部输血和内部压榨的脆弱结构，瞬间引发了连锁反应，多米诺骨牌一张接一张地倒下。

第一个倒下的就是2023年12月海银控股理财产品的兑付危机。这场“暴雷”直接切断了公司的外部资金来源和市场信心，是致命一击。紧接着，核心崩塌来临。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在今年9月对海银财富涉嫌非法集资进行立案侦查，实际控制人韩啸随即被羁押。

这位1989年出生、毕业于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年轻人，不仅是公司的掌舵者，其父韩宏伟还是上海河南商会的会长。韩啸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他持有的公司64.80%股权被悉数冻结，这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压垮经销商信心的最后一根稻草，渠道瞬间冻结，资金循环戛然而止。

外部输血管被拔，内部主心骨被抽，公司迅速陷入失控。副董事长陈琪申请辞职，却不得不暂时代行董事长职责。副总经理孙文、刘智涛相继离任。总经理、董秘等关键职位也在今年发生巨变。更令人咋舌的是，在韩啸被控制前，一度由一位1996年出生的行政负责人接任总经理。

群龙无首的管理乱象，直接导致了生产和经营的瘫痪。2024年的数据显示，浓香型白酒和果酒等品类的产量直接归零，被寄予厚望的酱香型白酒产量也骤降93.96%。更可怕的是渠道的崩盘，经销商数量在一年内锐减3693家，年底只剩下孤零零的772家。

此时的上海贵酒，早已无力抵御任何外部风险。审计机构连续三年对其财报出具“保留意见”，上交所在今年3月对公司及董事长韩啸公开谴责，再加上整个白酒行业进入量价齐跌、库存高企的深度调整期，可谓内外交困，四面楚歌。

面对即将触及的退市红线，上海贵酒并非坐以待毙。他们推出了“库存折扣包销计划”来清理库存回笼现金，试图聚焦B端开发企业定制产品，甚至发力抖音、拼多多等线上直播渠道，并公开表示要寻找战略投资者。

但所有人都明白，在巨大的结构性黑洞面前，这些自救措施显得杯水车薪。这些战术层面的努力，根本无法解决实控人悬而未决、公司治理崩坏、品牌信誉破产等根本性问题。投资者普遍对其能否在短期内完成“保壳”目标表示担忧，这才是市场最真实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