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迷雾中的稳健之声：与美国银行CEO探寻美国经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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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经济的十字路口，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熟悉的、令人不安的紧张感。唐纳德·特朗普标志性的关税政策正被推向最高法院的终极裁决，他重塑美联储的意图也日益清晰，而华盛顿府院之间围绕政府资金的又一轮博弈，则为这幅本已复杂的图景再添一笔浓重的不确定性。市场的反应像是多重人格的独白：一边是债券收益率的攀升、美元的疲软以及对通胀卷土重来的持续忧虑；另一边却是股票市场无视重力般地屡创新高。在这片充斥着矛盾信号的迷雾中，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声音，一个既能洞察宏观风向，又能触摸微观脉搏的声音。

美国银行首席执行官布莱恩·莫尼汉（Brian Moynihan）恰恰就是这样一位观察者。作为执掌美国最大金融机构之一长达十五年的领航人，他不仅身处风暴中心，更手握着由数千万客户、数万亿美元交易汇成的实时经济数据，这让他得以穿透喧嚣，直抵本质。面对重重疑云，他给出的核心判断出人意料地稳健：短期内，美国经济不会陷入衰退，通胀仍在可控范围之内。然而，这种对经济前景的审慎乐观，并不能掩盖华盛顿必须直面的一个根本性顽疾——失控的财政赤字，这正是当前市场焦虑情绪的根源之一。

莫尼汉对美国财政问题的诊断直截了当，他剖析道，政府需要“更好地平衡财政”，近两万亿美元的年度赤字已经难以为继，更严峻的是，随着利率上升，国家债务的持有成本正在不断攀升。

他务实地指出了摆在桌面上的三条路径：依靠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税收，直接削减政府开支，或是对福利制度进行结构性改革。在他看来，最终的解决方案很可能是“三者兼而有之”的混合体。

这种冷静的经济学分析与华盛顿残酷的政治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人们不会忘记，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两党委员会曾提出过整套改革建议，最终却无果而终；保罗·瑞安等政治家力图理顺财政秩序的努力，也同样在政治的漩涡中搁浅。这揭示了一个长期困境：解决财政问题在技术上并非无解，但在政治上却近乎无望。

莫伊尼汉在此展现了他作为企业家的敏锐，他将两种不同层级的风险清晰地区分开来：国会围绕政府关门上演的短期政治“闹剧”，以及债务规模本身所构成的长期、系统性风险。前者在他看来更多是政治表演，后者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当国家破产的叙事主导着华盛顿的话语并惊扰着债券市场时，美国经济那本实时更新的消费者账本，却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或许也令人费解的、与这种自上而下的焦虑截然相反的注脚。

这正是美国经济当下最引人入胜的矛盾之处。官方发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等数据，描绘了一幅民众情绪疲软、忧心忡忡的画面。然而，莫伊尼汉基于美国银行海量实时数据的独特洞察，却呈现了截然不同的现实。

他所管理的银行服务着七千万客户，仅信用卡和借记卡一项的支出，其银行每年就处理高达四万五千亿美元。这些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消费者的支出增长了5%。莫伊尼汉特别强调，即便剔除通胀因素，这也是一个异常强劲的信号，其增速甚至超过了许多低通胀时期。消费者的行为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口是心非”：他们在接受调查问卷时表达着对未来的焦虑，但钱包的投票却诚实得多，他们在娱乐和旅行上的支出依旧强劲。

这种言行不一的现象，深刻揭示了官方情绪调查与经济真实体温之间可能存在的巨大鸿沟。正是基于这种来自经济毛细血管的真实反馈，美国银行的研究团队给出了一个清晰的预测：美国经济不会陷入衰退，而是将呈现一条缓慢但持续上升的增长轨迹，年增长率预计将从今年的1.5%逐步攀升至未来的2.26%。这种经济的内在韧性，为货币政策的制定者们提供了一定的操作空间，但也让他们陷入了新的两难境地。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那个手握利率权柄的机构——美联储。

关于美联储的下一步棋，市场似乎已经达成了共识，普遍预期降息在即。然而，莫伊尼汉的团队却持有更为谨慎的观点，他们认为政策利率最终将稳定在3%左右的水平，一个在多数商业人士职业生涯中更为“正常”的区间。这种分歧背后，是美联储正面临的“双重任务”困境。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极低的失业率和稳健的工资增长，构成了不应轻易降息的充分理由。

另一方面，对通胀的持续警惕又要求决策者不能掉以轻心。然而，这场关于货币政策的技术性思辨，正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政治的洪流。特朗普总统试图以特定理由解雇联储理事，并公开计划更换主席杰罗姆·鲍威尔，这些行为已将一个经济调控问题，升级为一场关乎美国制度根基的严峻考验。对此，莫伊尼汉的立场坚定不移，他斩钉截铁地表示：“美联储必须是独立的，句号，故事结束。”

他引用了俄罗斯、土耳其等国的反面案例来阐明，一个不受政治干预的独立中央银行，对于一个强大经济体的重要性。这并非简单的政策选择，而是国家信用的基石，是全球投资者信心的压舱石。这种试图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经济机构的做法，并非孤例。在贸易领域，一场由关税引发的更大范围的不确定性风暴，正以同样的方式考验着美国乃至全球的商业领袖们。

这场关税迷局的最新进展是，其合法性正面临司法挑战，案件很可能上诉至最高法院，这为其固有的不确定性又增添了新的变数。莫伊尼汉一针见血地剖析了关税政策对商业环境的核心影响：最大的损害并非关税本身是15%还是35%，而是其“来回摇摆、时断时续”的特性。

这种不可预测性使得企业几乎无法制定任何可靠的长期战略规划——无论是成本核算、利润预期还是市场定价，一切都悬而未决。因此，商界的核心诉求已经发生了微妙的转变。正如莫伊尼汉所概括的那样，企业领袖们的声音汇成了一句简单而恳切的请求：“给我一个确定的数字，让我好做事。”这表明，他们已经从争论关税政策的对错，转向了对政策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的极度渴望。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清晰的规则，而非在政治的突发奇想中无所适从。从干预利率到挥舞关税大棒，这种强烈的政府主导色彩，不禁让人反思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经历了多年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风潮后，美国商业文明的内核正在发生怎样的演变？

在过去几年里，“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以及与之相关的ESG（环境、社会和治理）和DEI（多元、公平和包容）等概念曾风靡一时，商界似乎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自我反思。然而，莫伊尼汉对此提出了一个更为经典和持久的理念——“利润与目标并重”（Profits and Purpose），或者称之为“正确实践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Done Right）。

他解释说，这并非什么新发明，而是商业思想家吉姆·柯林斯早在几十年前就描述过的卓越企业的共同特质：它们从不认为对客户、员工和股东的责任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将三者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协同实现。这种追求内在平衡的理念，与特朗普总统截然不同的“交易型”和强力干预主义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无论是直接“喊话”各大公司的CEO，还是推动政府入股英特尔这样的标志性案例，特朗普展现的是一种不同的逻辑。

莫伊尼汉对此则破译出一种新生的政府逻辑，他将其视作一个“交易问题”。他察觉到政府内部一种正在滋长的信念：“如果我们正在支持这些企业……或许我们作为政府也应该得到回报。”这种将政府支持视为一种投资并寻求回报的交易性原理，深刻地揭示了商业与权力关系的一种潜在变迁。面对这一切，莫伊尼汉表现出一种百年机构领航人特有的淡然与适应力，强调他的公司自乔治·华盛顿卸任总统时便已存在，早已习惯在各种政治周期和执政风格中稳健前行。然而，无论华盛顿的政治风向如何变化，无论企业领袖们如何定义自己的社会角色，一场由代码和算法驱动的、更为深刻的革命，正以加密货币和人工智能的形式，叩问着传统金融体系的根基。

莫伊尼汉眼中，对传统银行体系构成“严重威胁”的，首先是加密货币，尤其是作为交易工具的稳定币。他清晰地阐明了威胁的核心逻辑：如果稳定币像当年的货币市场基金一样，将数万亿美元的存款从传统银行体系中虹吸而出，这背后潜藏的危险是根本性的。它不仅仅是利润的转移，更可能瓦解商业银行的核心社会功能——资本的有效配置。

这种模式的扩张意味着银行将社区存款转化为推动实体经济增长的生产性信贷这一核心作用被釜底抽薪，资金最终只能被动地投资于短期国债，无法为未来创造价值。当然，银行业也并非坐以待毙，Zelle等支付网络的成功便是其有力的回应。但莫伊尼汉的核心监管理念是明确的：任何吸收公众存款的业务，无论其技术外衣如何新潮，都必须受到与银行同等严格的监管，因为这关乎整个金融体系的信任与安全。

与对加密货币的警惕不同，他对另一项技术前沿——人工智能（AI）则展现出更为务实的乐观。在他和美国银行的实践中，应用AI的目标并非为了替代人类，而是为了“移除工作量”，从而将宝贵的人力重新部署到能创造更高价值的增长领域。AI助手“America”的案例便是绝佳证明，自2018年推出以来，已有五千万客户使用过它，处理了三十亿次互动，极大地提升了效率。莫伊尼汉引用了一个宏大的历史视角来支撑他的信心：自1960年代末以来，尽管技术浪潮一波接一波，美国的就业人口却从八千万翻了一番，达到一亿六千万。他坚信，技术最终将提升生产力，并创造出新的工作，而非终结工作。当美国在内部消化着政治极化、财政压力和技术革命带来的阵痛时，一个终极问题浮出水面：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它赖以成功的“美国模式”，是否还能确保其未来的全球经济领导地位？

当被问及美国的全球经济主导地位是否能得到“保证”时，莫伊尼汉的回答审慎而深刻：“‘保证’或‘确信’这两个词太强了。”他清醒地指出，美国终究只是全球八十亿人口中的三亿，单纯的规模优势并非永恒。

那么，美国真正的“秘方”，或者说其“例外主义”的根源究竟在何处？在他看来，答案在于两种制度的深度交织与融合：一个历经考验、持久稳定的民主制度，以及一个与之相辅相成的资本主义体系。这种独特的结合体，激发了无与伦比的个人自决精神和企业家精神，让人们能够“从一无所有到功成名就”。

他通过对比指出，欧洲模式往往倾向于过度管理，从而抑制了资本主义的原始活力；而其他一些经济体则在制度的根基上有所不同。他引用了金融危机后的历史作为例证：正是凭借这种制度的强大韧性，美国经济得以迅速“回归并咆哮”。

最终，莫伊尼汉的观点汇成了一句既是期许又是告诫的结语。美国的卓越地位并非命中注定，它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能否精心守护其民主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核心制度，不让其受到损害。这不仅是对未来的展望，更是对当下的深刻警示，为这场穿越不确定性迷雾的深度探寻，画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