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拒绝与日本合作，六必治创始人入狱，死前将毒酒扣在日寇头上

1932年6月6日，日本宪兵队以“反满抗日国事犯”的名义，秘密判处了九名抗日人士死刑。

当天深夜，宪兵送来一碗碗毒酒。九人对视一眼，沉默饮下。

可其中一人，居然在喝下毒酒后，突然走到了日本宪兵面前，举起碗，狠狠扣在他头上。

日寇猝不及防，被碗砸得踉跄倒地。

而恼羞成怒的日本人，居然把他的尸体拖到犬舍旁，任由狼狗撕咬。

这位宁死不屈的勇士，正是正是当年沈阳同昌行的经理刘凯平，也是六必治品牌的创始人。

实业报国的爱国商人

说起“老火车”牌牙粉，今天的年轻人多半没听过。但在东北老一辈人心里，这不是一盒牙粉那么简单，而是一段民族尊严的见证。

它的铁皮盒子底下，总会印着一行小字：“沈阳同昌行牙粉工厂制”。这家“同昌行”，就是如今六必治品牌的前身。而这个工厂的创始人，叫刘凯平。

刘凯平1891年出生在辽宁义县北砖城子村，家里是地地道道的穷苦农民。小时候只念了四年私塾，家里揭不开锅，他就辍了学。

可这人脑子好使，手也勤。村里来了修表匠、炉匠、金匠，他都蹲在旁边看。人家干活，他就学。

14岁那年，他进了一家杂货铺做学徒。那年月，“徒弟”就是干脏活累活的。扛麻袋、扫院子、伺候老板娘倒尿盆，他一样都不能少。最后因为不肯继续低三下四地伺候，被赶了出来。

16岁，他又去了锦州一个学堂当杂役。白天干活，晚上蹭课。老师被他那股子劲打动了，亲自帮他补课。短短两年，他认字写文，能写账能做算，眼界也不一样了。

刘凯平

1909年，18岁的他背着铺盖卷去了奉天（今沈阳），进了一家工厂做学徒。那是一家日本人开的牙粉厂。

一天，一个日本师傅大声嘲讽：“中国人连一袋牙粉都不会做，不如狗！”刘凯平怒了，跟他顶了几句，结果被扫地出门。

这一事件，他记了一辈子。

1913年，为了糊口，他开始做咸菜生意。租了两间土房，自己腌制、自己挑着卖。他做事讲究，不糊弄，咸菜口感好、干净、耐放，没多久便在街头站稳了脚跟。

有了点积蓄后，他没把钱全花了，而是常常跑去教会办的青年会读书看报。1915年春，一期《中华实业》杂志上的文章让他眼前一亮——那是一篇介绍牙粉制造工艺的科普文章。

牙粉？对，就是当年让他受辱的那个东西。刘凯平心头一震。

他想起日本人那句侮辱的话，也看见街头百姓刷牙还靠盐水。那时候东北甚至全国都没有多少像样的国产牙粉，进口的牙粉又贵得离谱。对普通人来说，刷牙是个“奢侈事”。

刘凯平决定干一件大事：做出中国人自己的牙粉。

他先找舅舅借了200块奉票，然后租房、买设备、进原料、调配配方，一点点摸索着干起来。工厂开张不久，第一批国产牙粉便上市了。价格便宜，效果不差，很快卖脱销。

正赶上那年，全国爆发反对“二十一条”的风潮，抵制日货成为全民行动。刘凯平的牙粉正好踩上了时代的节奏。他加班加点扩大生产，客户越排越多。

但困难也随之而来。日本人看着不顺眼，市场上倾销的日本牙粉依旧成堆成捆。一些商人劝他别硬拼，说你打不过他们。刘凯平一句话：“我宁愿赔钱，也不卖国。”

在好友阎宝航的支持下，他硬是把牙粉厂搬到了奉天东升染房胡同，扩建到六间厂房，正式挂牌为“同昌行牙粉工厂”。

刘凯平是个爱动脑筋的人。他改良配方，提高质量，还请了熟人帮忙设计包装。最后，一种色白如雪、气味清香、刷后爽口的牙粉新产品问世。

他取名为——“老火车”牌。

这个名字不讲花哨，背后却藏着他那代人的信念：咱中国人，要追上世界。

在包装盒上，他又印上四个红字：“提倡国货”。

这一年是1921年，中国还处在战乱中，军阀混战，外敌环伺。

可在沈阳的一间小工厂里，一个平民出身的牙粉匠，正用最朴素的方式，给中国人留住体面。

拒绝和日本人同流合污

“老火车”牌牙粉一经问世，立刻在沈阳街头引发轰动。它价廉物美，直接顶在了日本货的咽喉上。

那时候，日本铁盒牙粉卖0.5元一盒，袋装0.23元；而刘凯平的产品，同样规格只要0.21元和0.1元。差价摆在眼前，百姓心里立刻有了主意。原先风行的“苦林”“狮子”“司毛卡”等日本牙粉，顷刻间门可罗雀。

同年，“老火车”牙粉就卖出了两万元营业额，利润高达三千元。对于一个刚起步的民族小厂，这是惊人的数字。刘凯平站在账本前，心知这不仅是生意，更是一场关乎国货尊严的胜利。

日本商人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一开始，他们派人来谈，开出高价要买下专利。刘凯平连眼皮都没抬。见收买不成，便转而施压——从日本商号，到“满铁”，最后连关东军经理科都出面。

刘凯平的回答永远只有一句：“国货不能卖。”几次交锋下来，日本人脸色铁青，终于动起了阴招。他们串通哈尔滨警察厅，污蔑“老火车”牙粉有害健康，下令禁止在北满销售，还逮捕了驻哈尔滨销售负责人关西园。

面对指控，关西园拿出沈阳警察厅的化验证明和商标局注册文件，当场驳斥。

迫于铁证，哈尔滨当局不得不收回成命。这场硬仗，再次让“老火车”立住了脚。

忙于实业之余，刘凯平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商号和账本。

他常常去基督教青年会读书听讲，与杜重远、车向忱、卢广绩等人探讨国事。他提倡实业救国，抵制日货，还暗中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

在沈阳南站，他演讲、散发传单，毫不掩饰立场。通过义县同乡吴醒州，他还资助中共满洲省委活动经费七十块大洋。那时候，这是一笔沉甸甸的钱。

他也出资支持车向忱办贫民学校，哪怕自己生意再紧，也不肯吝啬。

1930年，省立第一工业学校失火。火光冲天，刘凯平带着工厂工人冲进火场，一边救人一边救物。当场，他又拿出两千元捐款。

翌年辽西大水，他把一百四十万袋牙粉全数捐出，折合七千元。牙粉能救灾？当然了，这就是救灾，因为牙粉能换钱，能让灾民保住生活的基本体面。

他还积极参与铁路建设，买下数百股股票，支持沈海铁路和开丰铁路修建。

说他是商人，其实更像是带着家国理想的义士。

“老火车”越卖越好，厂房已经显得逼仄。1930年冬，在阎宝航的支持下，刘凯平终于拿到省府批准，在沈阳中街贾家胡同买下两千平方米地皮。

1931年春夏之交，新厂房动工，是两层楼，既作生产车间，也作办公室。刘凯平站在工地，看着脚下的地基，心里有个笃定的信念：实业救国，终于有了更坚实的根基。

可惜的是，历史并未给他更多时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铁蹄踏进沈阳。街头人心惶惶，城里百姓纷纷南逃。

朋友们劝他：“你这些年处处顶撞日本人，他们绝不会放过你。赶紧进关，保条命吧。”连曾受过他资助的一分局李巡官，也专程来到同昌行相劝：“形势不妙，日本人正盯着你，快撤吧。”

刘凯平摇头。他没有走。相反，他加入了黄显声领导的东北国民义勇军，担任高等顾问。电池、物资、经费，他尽己所能提供。

义勇军领导人郭景珊后来回忆：“我们部队用的电池，就是刘凯平给的。”

郭景珊

沈阳城里的日子越发紧张，刘凯平的活动也转入隐蔽。他在东升染房胡同西头租了一个僻静小院，以糊纸盒为掩护，白天照常去同昌行，夜晚才到小院与刘海秋、吴醒州等人密议抗日。

1931年冬，他们在北关沙土坑的一间小屋里商议策应义勇军攻打沈阳城，结果消息走漏。刘海秋首先被捕。随后，敌人从吴醒州处抄获的信件，证实了刘凯平的身份。1932年2月21日，他被捕入狱。

临走前，他把四弟刘兴治叫到身边：“哥这一走，不知还能不能回来。同昌行交给你，一定要撑下去。这厂子来之不易，是哥的心血。”

没想到这句话，成了诀别。

最后一刻依然宁死不屈

刘凯平被捕的当天下午，他被临时羁押在小北关西下洼子的马号——那是当年张作霖养马的旧地，铁栏锈蚀，马粪未清。

晚上8点，他被转送进宪兵队，地点就在皇宫宪兵分遣所。

消息传开，日伪当局立刻围住了“同昌行”，连夜展开地毯式搜查。

从街道口到厂房后院，连锅灶和纸箱都没放过。两天时间，先后有30多人被拘捕，多数是来访的商人和货主，经过审讯后被陆续释放。但有一人例外——刘凯平的抗日战友、同乡刘铁章，在3月16日也被捕入狱。

审讯从一开始就不是问话，而是肉体折磨。刘凯平最初关押在城内宪兵队，随后转押至马路湾的日本宪兵本部。

审讯人包括头目大左青堂、司法课长大久保，以及翻译张国臣。他们交替轮番，明打暗逼，一场场刑讯，时间一拉就是整晚。

每次进屋之前，刘凯平都被剥衣、捆绑、吊打，鞭子抽得皮开肉绽。可无论他们怎么折磨，刘凯平始终咬牙不松口。

他和刘铁章并肩受审七次。一次，大左青堂走到他面前，嘴里喷着酒气问道：

“刘先生，你和我们日本人斗了十几年，害得我们在奉天的牙粉损失巨大，你可知罪？”

刘凯平被吊在半空，眼皮肿得睁不开，听后却冷笑一声：“如果说日本在经济上真被我打败了，那我倒是挺高兴的。”

大久保立刻接话：“你还敢感到高兴？”

“当然。”刘凯平语气平稳，“我不过是一个普通中国商人，靠自己的手艺做出一款牙粉，就能让你们那些株式会社跳脚，这说明我们中国人不是你们说的那样不堪。你们怕的，从来都不是我，而是中国人的骨气！”

气急败坏的大久保当场命人加刑，但刘凯平面无惧色。

到了1932年6月初，日方最后一次提出所谓“赎身条件”：取消牙粉包装上的“提倡国货”四字和火车头图案，将全部专利权让渡日本。只要他当时答应，就能立即释放。

刘凯平听完，没有任何迟疑。他只说了一句：“你们想都不要想！”

不出几日，几家在华日资株式会社便联名要求——必须处死刘凯平。他不肯就范，就等于砸了他们的饭碗。6月6日，日本宪兵队以“反满抗日国事犯”的名义，秘密判处刘凯平与其他八人死刑。

因为怕义勇军设法劫法场，这次行刑格外隐秘。当天深夜，宪兵送来一碗碗毒酒。监室昏暗，墙角有铁锈滴水。九人对视一眼，沉默饮下。

唯独刘凯平，在喝下毒酒后，默默走到大久保面前，举起碗，狠狠扣在他头上。

大久保猝不及防，被碗砸得踉跄倒地。宪兵怒吼，将刘凯平按倒在地，反绑在椅子上。十分钟后，九人全部殉难。

其他人的遗体被运往浑河北岸，由亲属认领。而刘凯平的尸体，却被宪兵当作“叛逆之首”，送去喂了狼狗。

刘凯平因为拒绝和日本人同流合污而牺牲，但刘凯平的精神没有被埋没。同昌行牙粉工厂继续运转，由他的四弟刘兴治和妹夫王裕民接手。

他们牢记遗言，不仅顶住了压力，还继续生产。“伪满”当局多次下令，要他们在包装上印上“奉天”二字，甚至强令改印伪满旗帜。

他们顶着压力，只在外包装上把“提倡国货”四字改成“卫生良品”，其余一字未动。“沈阳”两个字也始终没有改动，像一颗钉子，牢牢钉在伪市公署的脸上。

1956年，同昌行实现公私合营，到1978年，国家正式追认刘凯平为革命烈士。

他的名字被写进烈士名录，他的牙粉被写进民族实业史。

参考资料：

以实业报国和抗日救国的同昌行经理刘凯平 刘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