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武汉大学拟新设一“奇葩”法学二级学科

当“共同体领域法学”七个字出现在教育部公示栏时，它像一块投入静水的陨石，溅起的不是涟漪，而是法学人压抑已久的惊疑——我们到底在怎样的学科饥渴中，竟把“民族事务治理”径直塞进法学的婚床，又给它戴上“0301Z5”的学术指环？

武汉大学给出的理由是“回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需要”，但，“需要”不等于“应该”，更不等于“可以”——若任何政治热词都能以“交叉”之名在法学门类下领取出生证，三十年艰难积攒的学科理性便瞬间沦为政策注脚。

法学历来以概念严谨、方法清晰、价值中立为自我纯洁的盾牌，如今却自愿在“共同体”这一政治修辞前卸下武装，其后果不是知识的拓展，而是学科的溶解。

“共同体领域法学”声称要“融合法学、民族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等多学科理论”，听起来像一场宏大的知识交响，实则暗藏致命的逻辑偷换。它把“民族事务治理”这一公共政策议题，直接等同于“法学”问题，再反向要求法学为之提供整套概念、范畴与方法。然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宪制结构、少数民族平等权的司法保障、文化多样性政策与基本权利冲突的衡量，本就在宪法学、行政法学、人权法学、文化法学等二级学科的射程之内；若嫌既有研究不够精细，该做的是扎紧篱笆、深耕细作，而非另立门户、重起炉灶。

学术分工的意义在于通过“问题—方法—范式”的长期沉淀形成可累积的知识传统，一旦遇到政策风向就拍脑袋设学科，无异于在摩天大楼旁随意搭彩钢棚，既掩盖了地基裂缝，也阻塞了通风采光。

有人辩解说，“共同体领域法学”不过是一次目录外自主设置，不必上纲上线。但目录外并非法外之地，它仍需接受学科内在规定的刚性约束。研究对象是否具备独立的规范体系？核心方法是否区别于既有法学分支？人才培养是否拥有不可替代的知识结构？三点只要有一点存疑，便难逃“伪交叉”之嫌。

反观公示材料，其关键词盘旋于“铸牢”“治理”“现代化”等政治话语，方法论表述却空洞无物；课程体系未见与宪法学、民族法学、文化法学的清晰边界，反倒堆砌“民族政策与法治”“中华文化与法治”之类拼盘式模块；师资构成更被“多学科”一笔带过，仿佛只要凑齐民族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师，就能在法学的屋顶下合唱一曲“爱的供养”。如此“交叉”，实质是“拼盘”，其终端产品不是学术，而是注疏政治的二次文献。

更严重的是，当学科设置被政策清单牵着鼻子走，学术评价便失去里自我校准的能力。今日可以以“共同体”为名，明日便可拿“安全”“复兴”“软实力”为号，法学将永远忙于给政策贴金箔，而无暇审视政策本身是否合宪、是否侵权、是否违背比例原则。

长此以往，法学院不再是“正义的实验室”，而是“政策的装潢队”；法学者不再是“权力的戒尺”，而是“权力的口红”。学者个人当然可以也应该关注民族事务，可以也应该用法学工具分析民族政策，但“关注”不等于“设学科”，正如“研究死刑”不必成立“死刑法学”，“涉黄网站”不必诞生“黄网法学”。一旦把研究对象升格为学科名称，便等于把尚待检验的立场提前写进学术身份证，从此拒绝批判、拒绝解构、拒绝“不合时宜”的追问，而这恰是学术精神的自我绞杀。

再往深处看，这场“学科大跃进”背后是一条更为隐蔽的学术生产线。有关部门需要理论支撑，高校需要学科增量，学者需要课题经费，三方一拍即合，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先在民族学立项，再借道法学“二次上市”。公允而言，这种操作并非武汉大学首创，中央民族大学早已设置“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这一交叉学科，如今不过是把“民族学”换成“法学”再跑一遍流程，其动力机制与知识增量毫无二致。这种“换个马甲再上阵”的玩法，使学科设置沦为财政指标与行政考核的套利工具，也让“交叉学科”这一原本旨在打破壁垒、激发创新的制度设计，异化为“谁口号响谁获批”的学术竞标赛。最终受伤的是学科生态——资源被泡沫吸走，青年学者被潮流裹挟，真正需要十年冷板凳的基础理论无人问津，而遍地开花的“特色学科”却在论文、项目、评估的滚轮上自我空转。

或许有人会以“中国问题需中国方案”为由辩护，声称西方学科模板无法安放“多元一体”的巨型民族国家。但“中国方案”绝不是“中国拼凑”，任何方案若要配得上“法学”二字，就必须接受法教义学的内部证成与合宪性审查的外部检验，而非在“国情”或“自主知识体系”的护身符下回避方法论的严苛拷问。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否应当转向区域自治与民族身份脱钩？少数民族加分政策是否违背平等原则的实质要义？宗教事务条例是否过度限制信仰自由？这些真问题需要在宪法与行政法的既有框架内，通过判例研读、规范阐释、比例衡量等法教义学操作予以精细回答，而不是用“共同体领域法学”这种宏大叙事遮蔽问题、压制争辩。若新学科不能提供比宪法学、民族法学更锋利的手术刀，它就只是叠床架屋的学术冗余，甚至成为阻碍真问题浮出水面的隔音毯。

公示期还有二十余天，我们理应发出清晰而冷峻的提问：武汉大学究竟能拿出哪一条宪法条文、哪一例最高法院判决、哪一项不可替代的方法论，证明“共同体领域法学”必须脱离宪法学、行政法学、文化法学而独立存在？如果拿不出，就请收回这份天马行空的申请，把有限的编制、经费与青年人的热血，还给那些真正需要深耕细作的基础学科。

否则，十年之后，当政策术语再度更迭，我们只会看到一座废弃的“0301Z5”遗址，以及一代被虚假交叉耽误的法学青年，在学术求职市场上四散飘零，却找不到一块真正坚实的知识故土。

学科不是乐高积木，不能随政策风向任意拼接；也不是营销口号，不能靠情怀与愿景连夜搭台。它是对真理承诺的终身契约，是数代学人接力打磨的认知盔甲。任何新设二级学科，若不能通过“问题—方法—范式”的严酷拷问，便不配拥有博士、硕士的授予权，更不配在“法学”这一古老而庄重的门楣下安身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