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 | 人文学科是社会的那只牛虻

每年都有家长向我咨询：孩子如果想学文科，该选择怎样的大学？在我看来，真正好的大学是那些不仅应用学科特别强大，同时人文学科也特别强大的大学。在这样的大学，孩子们学到的不仅是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法，还能体验到持之以恒的坚守精神，在无形之中会下意识地驱逐那只困惑我们这个时代的短期主义幽灵。

今天，我们又处在另一个“大分流时代”：

（法）雅克-路易·大卫《苏格拉底之死》（1787）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我们究竟是“向内看”，还是“向外看”？是“向内看”多一点，还是“向外看”多一点？或者说如何把“向内看”和“向外看”有效地结合起来？

“向后看”与“向前看”、“向人看”与“向AI看”之间，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然而这些何去何从的局面，却正孕育着未来可能的机遇。我拿美国的区域研究举个例子。

西方主要大学历史系的师资结构，大致是本国史、西方史、东方史各占三分之一。这种结构是二战后逐渐形成的，诱发这种结果的根源就是“区域研究”。作为“帝国之子”的区域研究，原先是为了殖民统治及冷战需要而开展，但造成的后果却出乎意料。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高校的区域研究在政府与私人基金会的大力推动下迅速发展，其主要目的在于培养服务于美国国际事务与全球抱负所需的专业人才。区域研究在60年代迅速制度化，于70年代达到顶峰，于90年代起逐渐衰退。在许多决策者眼中，这些领域的设立原本主要是为了满足政治需求——提供培训平台、输出有关战略关键地区的信息。换言之，区域研究的设立，并非旨在挑战历史学、社会学或政治学等遵循普遍规律的学科的概念框架，也并未被期待对整个历史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关于西方以外世界地区的知识不断累积，并逐步被纳入更大范围的学科体系。尤其是从70年代末开始，这一进程改变了若干学术领域的面貌，许多系所开始设立聚焦特定地区的教职。结果，美国历史系中以北美或欧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教师比例迅速下降了。尤其是在越来越多从事区域研究的学者加入比较史学领域之后，该领域开始从多个角度批判方法论上的欧洲中心主义，同时亦弱化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叙事，触发了全球史的兴起。

如今，我们正在创造性地重新构想区域与国别研究这一领域，其前路究竟通向何方？无论如何，其所能发挥的关键作用，在于推动各学科形成高度动员而又彼此差异化的视角，从而实现对不同社会与文化更具包容性和整合性的理解。

这个案例提醒我们，打破因循守旧的大学科层制是多么重要。在没有裁员等不稳定因素的压力下，大多数科层化组织往往倾向于维持职业的终身性与稳定性。学科发展亦不例外。今天我们似乎都在讨论新文科，都在实施有组织的科研，都在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但如何选择方向、如何做是成败攸关所在。

作为基础学科的历史学是一门延伸社会记忆的艺术，蕴涵着最广泛的传统智慧。历史学家最擅长的是选择相关事实，并对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评估，有指向现实和未来的特征。加拿大外交官和历史学家埃格顿·诺曼·赫伯特（1909—1957）有一个比喻：历史学家的任务更像画家，而不是摄影师。他必须选择、展现并强调某个特定历史问题的特征，而不是不加甄别地呈现一切映入眼帘的东西。若要对一棵树留下印象，去数清树叶、丈量树枝，再将它连根拔起称量其整体，并无益处。一位大师级的画家往往只需寥寥几笔，就能传达出这棵树的神韵。历史中重要的是宏伟的轮廓和关键的细节；必须避免的则是无关紧要事实的沉重堆积。这种训练犹如德国哲学家威廉·文德尔班（1848—1915）所说的：将人文科学的“个别化”与自然科学的“普遍化”结合起来，前者强调具体化倾向，后者强调一般化倾向，是知识创造中两种不同的取向。通过结合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追求目标，历史学自有其独特地位，堪称一门批判性的人文学科：它不仅是叙事的集合，也不仅是为现实提供认同的来源，更是一种改革的工具和塑造未来的手段。

人文学科因其批判的本性，似乎是令人心烦的学科；同时，人文学科兼具开放性、总体性与道德性，但这需要长期的训练与积累才会见效，因此又是一种看似无用的学科。当下的人文学科，被许多人视为与现代职业无关，到处可见删减课程、裁减人员，甚至停止招生，岌岌可危。事实上，危机始终伴随人文学科。人文学科的独占性资源就是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精神危机与价值危机，“危机”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人文学科使命的核心部分”，那就是回应技术、科学与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人文学科是一套独特的技能与认知方式；是一种自我修养；是一种人文主义。正如德国哲学家狄尔泰（1833—1911）所说，人文学科是“一道壁垒”，捍卫着某些神圣或宝贵的东西，抵御那些威胁其生存的力量。

苏格拉底曾经这样为自己“申辩”：“你们如果置我于死地，是很不容易找到另外一个人来顶替的，这个人附在城邦上，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说，好像牛虻附在马身上，这匹骏马由于太大太肥，年龄未老就行动迂缓，需要叮一叮才能焕发精神。我想是神灵把我拴在城邦上的，具有这样一种资格，可以走来走去，激发、催促和责备你们每一个人，整天不停地到处紧跟着你们。公民们，这样的人是难遇的，你们如果听我的劝告，就留下我吧。”

苏格拉底的言行常常让人不快，甚至惹人厌烦，但这种批判与刺激对城邦是必要的，否则城邦会陷入麻木、昏睡，缺乏自省与进步。人文学科就是社会的那只牛虻。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