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现实感的孤狼

Tyler Robinson

刺杀美国政治人物Charlie Kirk的嫌犯已经被捕了，让很多人出乎意料的是，这位22岁的枪手不符合原先的种种猜测：他不是民主党人，不是少数族裔，不是LGBT，不是边缘群体，而是白人，优等生，没有犯罪前科，出身于红州的一个铁杆共和党支持者家庭，全家都是相当爱国的虔诚保守派和川普支持者。

凶手的身份想来让川普相当失望和尴尬，原本他认定是“极左暴力”干的，是出于对政治对手的仇恨才实施暗杀，结果居然是“血红州的雪白男”，他只能轻描淡写，否则要是出自左翼阵营，以他的脾气，想必早就拿来大作文章了。

左翼阵营当然松了口气，社交媒体上随后热议嫌犯可能是Groyper——这是魔怔级别的反犹、反LGBT、厌女、白人至上主义极右翼，尤其喜欢到处嘲讽他人不是“真正的保守派”，“保守不绝对”就是“绝对不保守”。在一些人看来，这次暗杀倒像是“右翼和极右翼的内讧”。然而，右翼阵营也举出种种迹象，力主嫌犯是家中“最左的一个”，出身在这样根正苗红家庭的好青年都被左翼意识形态给洗脑了！

一个人竟然可以被同时看作是极右和极左，这本身就可见非黑即白的左右对立思维无助于我们理解他的暗杀动机。《》一文认为， 凶手“ 用一种我们难以理解的语言 ，预示着一种新的、无法被传统政治框架所解释的极端主义的到来”：

将他简单地归类于任何政治阵营，都是一种智力上的懒惰，更是一种对我们时代真正危机的回避。 真正的危机在于，当传统的社群结构失去吸引力时，年轻一代正在被那些匿名的、充满仇恨和虚无主义思想的网络空间所俘获。在这些空间里，语言被解构，历史被戏说，暴力被美化，一切严肃的议题都被转化为一场永不终结的“烂梗”狂欢。

我同意这个判断。认同某一种信念，和为此去杀人，这中间还有相当大的一段差距。就算你讨厌一个人的观点，但你难道就会动手杀了他？对Charlie Kirk的观点不满的人或许成千上万，但付诸实施的毕竟只有一个。

这个凶手最关键的特征，倒不如说他是个缺乏现实感的孤狼。他看起来沉浸在自己钟爱的虚拟空间里，无法区分现实与想象——上网久了，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感觉，仿佛网上的一切才是真实的，而现实生活反倒显得很空洞不真实。

这种现实感的剥夺可能是相当致命的。美军曾用电子游戏模拟战争场景，训练战士实战，但沉浸在其中久了，会带来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许多人到了真正的战场上，大脑潜意识里会认为战争也就像一场电子游戏，仿佛对面的敌人只是游戏中的一个个射击目标，感知不到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作为一个沉迷游戏的宅男，Tyler Robinson或许也将这次暗杀看作是一场暴力游戏，这会大大削弱他对受害者的共情。

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确实是一种全新的时代征兆，其中有某种不祥的气息，虽然那个幽灵的面目我们一时或许还无法看清。

战后，在青年叛乱高潮的1960年代，恐怖袭击的实施者最常见的政治背景是极左翼，他们通常都有严密的组织，很少单打独斗；到1980年代欧美日转向后现代社会，极左翼暴力就在全球化浪潮面前被冲刷殆尽了，代之崛起的倒是极右翼，尤其是原教旨主义者。

同样是不满现实，极左暴力是试图“砸烂旧世界”，极右则相反，他们是认定这个现实会威胁到他们作为立足根基的传统价值观——他们或是痛恨物欲横流的现代文明，或是重申种族主义而排斥移民，总之希望回到一个“美好的过去”。

不管是左是右，至少这些人行事都基于清晰的意识形态，因而他们的恐怖行动就其本质而言都是政治宣示，有时他们仿佛唯恐别人不知道这一点，还会起草一份详尽的宣言，以表达自己的观点。

然而这一次，至少到目前为止，似乎连FBI和各大主流媒体都没搞清楚凶手到底是左是右，他也没有什么政治宣言，只有一些网络烂梗。

早在2001年，桑斯坦就在《网络共和国》一书中颇有预见性地忧虑，网络的“协同过滤”和“群体极化”效应，可能会让人们走向极端：“ 我特别想强调的危机是，愈来愈多的人只听到他们自己的回音，这样的情形比分裂来得更糟糕。”

他认为，表达自由的完善机制必须符合两个不同的条件： 第一，人们应该置身于任何信息之下，而不应事先被筛选；第二，大部分公民应该拥有一定程度的共同经验。

那些沉溺在网络信息茧房里的人，恰恰违背了这两点：他们只想呆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对现实的社交也缺乏兴趣，其结果，又会反过来助长脱离现实的倾向。

连硅谷这样的高智商人群集中地，也出现了左右两极分化

美国社会当然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缺乏现实感的人。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就曾说，南北战争之前的废奴主义者大多怀揣美好理想，

他们常常十分缺乏现实感和分寸感。毫无疑问，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狂热份子，这种狂热带有一种不无狂想症特征的、受到压抑的暴力倾向。一旦他们掌握权力，他们或许会同样冷酷无情地行使权力，因为这种无情正是另一种“真理信奉者”的政体的标志。然而，事实是他们并不追求权力。实际上，他们缺乏成功的政治家必备的一切素质。

理念和现实是有区别的，然而，西方19世纪的改革者大多都着迷于自己的抽象理念，他们中的有些人看起来像是超越浊恶现实的圣徒，有些却像是犯下可怕罪行的疯子，这两者往往只间隔一线距离，甚至只在一念之间。他们的共同点是对现实生活感到陌生，就像崔健唱的那样，“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1985年， 堺屋太一在《知识价值革命》一书中预言，后现代社会将对人的精神生活带来深远的冲击，因为当物质极大丰富之后，越来越多人会有大量闲暇沉浸在内心世界里。

他认为，下一个时代可能是“高科技中世纪”：中世纪的文化精神就鄙弃物质，重视社会主观，“ 中世纪的信息传达不是强调正确性和具体性，而是注重主观的心情描述”，只有到了中世纪末期的文艺复兴时代，才“ 产生了如实反映客观事物的写实美术，培育出了分析探讨事物本质的科学思想”。

如果中世纪的文化精神回归，那就意味着人们无法就客观现实达成一致，“ 不再正确地观察事物，而是重视自己心中的想像和社会上信奉的神话”。当然，这也将意味着会有许多人认为自己的主观信念凌驾于社会现实之上，也更不愿意妥协，而不是将之仅仅视为自己偏好的一种想法而已。

这样的迹象已经出现。新的极端分子不像以前那样有组织、有清晰政治信念，反倒常常像是一个脱离社会现实的宅男。2016年美国的“披萨门”事件，28岁的嫌犯Edgar Welch之所以枪击那家披萨店，并不是出于什么宏大的政治愿景，而是相信了那家店虐童的阴谋论，自视为拯救孩子的英雄。这其中不可思议的一点是，他真的相信那个阴谋论就是事实。

今年上映的英剧《混沌少年 时》（Adolescence），男主角也是这一类：原生家庭看着不错，本人也没有前科劣迹，甚至看着像是个懦弱的小男孩，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最终却捅死了同班的女生。看完会让人有一种复杂难言的感受，说不清是该归咎于社交媒体上的烂梗还是有毒的男子气概，又说是青春期的冲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不知道如何在现实中跟人打交道。

说这些，并不只是为了谴责一下“信息茧房”，更不是为了贬斥“脱离现实”，但我也无意把那位凶手看作是一个怪咖，相反，我想如果他传达了什么信号，那就是：我们都有可能因为缺乏现实感而陷入自己也无法理解的境况。

不必讳言，我自己也是一个“沉迷精神生活”的内向者，常常对现实生活采取疏离和审视的态度，但我也从未忘记在现实中检视自己的理念，只有保持反思反省，并以开放的态度和人交流，才能让我们有可能避免极端和自我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