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这种东西,很有点舶来品的味道,让许多人误以为是自清末以来被洋鬼子挟带过来的玩意。其实不然,军阀可以说是土生土长的本土货,而且出现得一点也不比外国晚。
史书上第一次出现“军阀”这两字,是在唐朝。领受这一“殊荣”的家伙叫郭虔瓘,在今天名不见经传,但来头可不小。此人于唐高宗麟德年间从军,此后在西域拼杀了三十多年,历任北庭都护、安西副大都护和四镇经略安抚使。晚年奉调回朝后,还当了几年宰相,可谓是出将入相,人生赢家。
但史书中对他的记载一开头却是“郭虔瓘,齐州历城人,开元初录军阀,迁累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金山道副大总管”(《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三·列传第五十八》),也让其成了青史认证的“军阀第一人”。
但老郭既没有武装对抗中央,也没有割据一方称王称霸,咋就成了军阀?原来这里的“军阀”对应的是门阀。啥意思呢?就是老郭家从祖上一直到郭虔瓘,都是将门世家,而且屡立战功。所以唐玄宗李隆基一高兴,就在新编《氏族志》时把老郭家也加进去了。要知道士族门阀可是自魏晋以来的社会特殊阶层,属于人上人,相当于婆罗门。唐兴以后为了巩固皇权,唐太宗李世民通过强行编修《氏族志》的方式抢到了士族门阀的认证权。而郭虔瓘是拿传统上士族不屑一顾的军功敲开了阶层跃升的大门,算是新生事物,这才用“军阀”命名以示区别。
这显然与我们所熟知的那种军阀不是一回事,也不意味着在郭虔瓘之前就没有军阀。事实上从秦到清的绝大多数王朝,军阀都不是啥稀罕玩意。比如被刘邦煎炒烹炸了的那些异姓诸侯王(包括韩信在内),汉末至三国那些野心勃勃的枭雄,隋末唐初的“三十六路反王,七十二道烟尘”等等,大多都是没打上军阀标签的真·军阀。
但这种各朝标配的军阀,基本都只会出现在王朝末期。原因也很好理解,就是皇帝和朝廷的权威和控制能力不足,而且普遍被各种内忧外患所困,不得不严重依赖军队维持局面。而随着军队的地位和重要性达到一定程度,真正掌握着军队的军头们就可以无视国家政权的存在,与其分庭抗礼甚至取而代之,开启新一阶段的王朝兴替。
其实还有一类军阀是很特别的存在。之所以说特别,是这类人中的绝大多数压根不会让人往“军阀”这个充满贬斥意味的词汇上去联想。相反每当提到他们的名字,人们往往还得竖起大拇指,赞一声英雄豪杰莫不如是。
比如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比如种世衡、岳飞、韩世忠,再比如戚继光、俞大猷、李成梁……
这显然违背常识,事实上哪怕是在我的主观认识里,也不情愿他们是军阀。但我们看待历史问题的出发点,不但要考虑今时今日的普遍认同,也不能忽略了彼时彼处的基本三观。就像现在谁搞三妻四妾那就是妥妥的违法犯罪,但只需把时光回溯到一百多年前,只要你情我愿还娶得起,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管不着。
而他们之所以跟军阀这个字眼沾上边儿,很大程度上也与这种时代潮流的巨大变迁有关。具体说就是因为军制的变化,让他们想要实现精忠报国、保境安民这样的伟大理想,不成军阀都不行了。
01
(西)汉唐清三朝在我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点,就是在开国的头150年左右开拓进取的劲头都非常的足。
西汉从刘邦到刘询历七帝、143年始终在开疆拓土,活生生将国土扩张了一倍有余;唐朝从李渊开国到李隆基搞的那个“开元天宝扩疆运动”历时138年,更是把疆域从340万平方公里一口气打到了1234万平方公里;至于清朝从多尔衮入关南下到弘历打出“十全武功”中的最后一役,也已经过了145年,地盘打下了1316万平方公里,还没算羁縻区……
抛开情况特殊的清朝不谈,汉唐两朝在开国初的那段时间里近乎无日不战、无处不战。累积数百万将士在前线浴血奋战,数倍于此的民夫连绵不断的输送粮草军资辗转于途……要是换个朝代,怕是早就国困民疲、入不敷出,弄不好就要遍地烽烟,改朝换代都不是不可能。可汉唐呢?又是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昭宣中兴,又是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开元盛世,历代要比起太平富足来还真是稍出其右。
更难得的是,别人家一开打,从来少不了骄兵悍将,武夫坐大。可你看看以卫霍、二李为代表的汉唐军功勋贵们,哪个不在他们主子面前乖巧得跟小猫似的?别说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了,卫青回长安连带几个亲兵都得操心,生怕引来姐夫的猜忌与不快。李靖就更别提了,一回京就阖门自守,连亲弟弟来了都不给开门,生怕给自己惹上一身的腥臊。
为君为臣的各守分寸,于是乎大多能善始善终,皆大欢喜。反例则是明朝——朱老板几乎把他的开国元勋宰了个精光,结果还免不了被亲生儿子搞了把靖难。更糟的是才穷兵黩武了七十年,就把家底打了个精光。回头朱瞻基一上台,就手忙脚乱的弃土撤军,又把二祖辛辛苦苦开疆拓土的所有成果几乎全都吐了回去……
为何差距这么大?其实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军制的不同。
中国历史上的军制主要就两种,一个是兵役制,一个是募兵制。从夏商周直到隋唐,兵役制都是主流;而自李隆基废除府兵制后的1500多年里,大家都乐意搞募兵。而且但凡想弄支说得过去的军队,那更是非募兵不可了。
兵役制,也叫全民皆兵或兵农合一,意思很好理解。但各朝根据自身特点和需要的不同,也会对兵役制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当然得到的结果也截然不同。但显然,西汉和唐朝是其中最成功的两个例子。
比如西汉。
刘邦吸取了前秦步子迈太大扯坏了蛋的教训,立国后既照抄了许多始皇帝现成的作业,也没少“开历史的倒车”。就像郡县制,老刘拿来就用,但同时又部分恢复了分封,弄出来个不伦不类的郡国制。而且这还是表面文章,实际上他干得更狠,可以说是“倒车技术哪家强,就属沛县老流M”。
在西汉的行政区划上,存在着一个大家都心照不宣又绝不载入明文的“大关中特别行政区”,囊括了今天的陕西、甘肃以及山西、宁夏、内蒙的部分地区。这一区域的特殊之处在于完全由皇帝直辖,谁都甭想在此捞到封地。而且相比国内的其他地区尤其是山东(汉唐时期的山东是指崤山以东),户籍在大关中地区的士民承担的税赋和差役都更低,ZZ上的待遇更高(就是更容易当官),法律和治安环境更好。简单说就是活少假多工资高,往这儿投胎准没错。
刘邦甚至在函谷关设立了“海关”,关东人士如果没有朝廷颁发的通行证,根本就不许进关中。当然人不许进,财货却随便进——老刘不但尽迁天下富户入长安,还把全国绝大多数税收也弄进来,再以各种方式反哺关中,使其富庶繁华甲于天下。
皇帝对关中人民这么好,当然不会不求回报。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你们得给朕护航保驾啊!
西汉一朝打了无数的仗,起码有八成都是征召关中汉子去打的。可以说大汉朝的赫赫战功,都是拿赳赳老秦们的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当然人家也乐意,毕竟他们引以为荣的地位、财富以及所有的一切,都是皇帝给的。两者是利益共同体,皇帝好自己才能更好,所以有啥不乐意的?
拿现在的话讲,就是从“大关中特别行政区”出来的兵,都知道自己为何而战,所以战斗力爆表毫不奇怪。相反要是老刘小刘们哪天脑子进水招来一大堆山东兵去跟匈奴人开片儿,不用打都想象得到能有多拉垮。
哦对了,要是让他们去揍关中人,比如七国之乱啥的,那可就来劲了,而且比关中兵打匈奴还来劲。
02
在天宝八年(749年)之前,唐朝实行的都是府兵制。府兵制可以视为西汉兵役制的Pro Max版,简单说就是把户籍分为军户和民户,再从军户中择优选拔府兵。能当上府兵的,官府不但免费分地,还免税免徭役,总之唯一要承担的义务就是打仗。
在一系列福利政策加持下,一个府兵家庭没个几百亩地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而且不仅地里的一切产出都归自己,打了胜仗还有赏赐,可以瓜分战利品。立下军功的还能当官、封爵,简直爽歪歪。
所以,初唐时的军中一小兵,最次也是个小地主。史书教科书上说的什么“平时务农,闲时操练,战时从征”其实就是毫无营养的套话——你都地主了还自己种地?再说那至少好几百亩的地,你种得过来吗?
所以种地啥的都是扯淡,唐朝的兵大爷们不打仗的时候就是在家锤炼体魄战技,再时不时的集结训练战阵配合。目的也很简单,就是提高战斗力,才能打胜仗,才能加官进爵,起码也能多抢到点战利品,这不比种地赚得太多了?
当然地也是要种的,不过是奴婢在种——唐初的户籍人口一度低到七百来万,简直不可思议。其实秘密就藏在这里,都去给达官贵人和兵大爷干活去了,奴婢哪来的户口?
一旦上了战场,这些平日里养尊处优的大小地主就如同饿虎出笼,勇不可当。其实换成我们去也一样会玩命,因为打仗就是赚钱,少赢少赚,多赢多赚,按劳分配,童叟无欺,谁脑子里进水才划水摸鱼。更要命的是,一旦打了败仗,且不论会不会丢了小命,就算逃回去也得被治罪。起码免费的地和免掉的税役就没了,再也甭想当地主老爷了,没准还得当奴隶去给别人种地,这谁受得了?
更何况唐朝的府兵,八成也来自大关中地区,跟他们的皇帝利益休戚相关。所以打起仗来比汉兵还玩命,就可以理解了。
这就是人性,比那些华而不实的口号和道理实用一百倍。
但这么好的兵制,为啥李隆基就给废了呢?
其实不是李隆基想废掉府兵,事实上他做梦都想重现府兵的辉煌。而且不只是这位唐玄宗,后来有无数的帝王将相都想搞出自己的府兵制,包括朱元璋弄出来的那个府兵制的山寨版——军户制,却无一成功。
原因就在于府兵制,或者说兵役制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大量的前提条件才能保障基本运行。比如朝廷必须掌握精确的人口和户籍状况,才能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去哪能找到这些兵;比如官府必须掌握大量的土地,才能让府兵有地可分以及奖励有功将士;比如必须保证财政收入状况良好,不至于因为几十万乃至上百户家庭不纳税就入不敷出;再比如必须控制战争的频次和烈度,既不能长期不战导致府兵战斗力退化,也不能浪战、久战让士兵损失过大以及产生厌战情绪……
府兵看上去省钱,实际间接成本极高,维持费用更高,真不是随便谁都能搞得定的。而李隆基正是彻底搞不定了,才不得不废除府兵制,以募兵取而代之。
03
相比府兵制,募兵的优点也不少,比如只要花钱招来再花钱养着,其他的事都不用操心;比如只要钱给足了,募兵的战斗力并不比府兵差多少;再比如募兵还能解决让许多王朝挠破头皮都解决不了的难题,尤其是宋朝就搞出了许多骚操作——哪个地方闹灾荒了,花俩钱把灾民中的青壮都招进军队就算赈灾了(至于老弱妇孺我管你死不死),等于是花了小钱省了大钱,还掐灭了灾民造反的风险。就算还有人造反了也不要紧,可以招安啊?就是把反贼招进军队,还是花小钱办大事。
反正只要有钱、给足钱,募兵制就简直完美。
但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却是给多少钱都解决不了的。
整个西汉和唐朝的头一百五十来年成天打仗,不但打出了一支支战无不胜的铁军,也打得名将辈出。就拿唐朝来说,无论是贞观年间的李靖、李勣,李治麾下的苏定方、薛仁贵,武周时期的王孝杰、郭元振,还是开元天宝年间的王忠嗣、高仙芝,在才能、功劳、威望等方面都远胜于安禄山和史思明。那为啥后者就反了,而前头那么多牛人就从没人动过这个心思?
因为府兵制本身,就基本杜绝了领兵大将造反的可能。
就拿在各种演义话本中总以反派形象亮相的苏定方来说,他曾担任过左骁卫大将军,理论上麾下兵马可以超过十万。如果有一天老苏脑子一抽打算造把反,那么他实际上能拉出多少人马几条枪?
答案是最多几百人。而且这几百人中的大多数,在得知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把他们的主将绑了交给皇帝去邀功……
因为府兵是双重管理体制——不打仗时归军府管,打仗了才服从卫府指挥。同时府兵出征打仗是临时抽调制,这就意味着苏定方名下的左骁卫,在平时只是个空壳子,就养着几百名军官,只有在战时才齐装满员。而且这回朝廷给左骁卫征调的可能全是长安兵,下回可能就是陇右兵,再下回又换成山西兵,是真正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老苏想在有限的时间里收买这些素不相识的士兵,是基本不可能的事情。更何况人家个个是地主,超有钱的好吗?凭啥放着好日子不过跟你去冒灭九族的风险?
但在募兵制下,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募兵,就是以当兵为职业,靠军饷养活全家,所以吃住都在军营,直到挂掉或打不动了被踢出去为止。这就将原本府兵时代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变成了铁打的营盘铁打的兵。
募兵们要在一口锅里吃几年到几十年的饭,结果不是打成一团就是抱成一团。所以募兵时代军队闹哗变是常有的事,而且总能形成鲜明的地域性,像什么川军、湘军、桂军——汉唐时最能打的兵都出自关中,但谁管他们叫过秦兵?
受限于成本和安全考虑,士兵无法轮换,而军官在实际上也很难调动。
比如安禄山,始终在河北任职,甚至一度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节度,节制兵马近20万。难道李隆基就感觉不到危险,晚上还能睡个安稳觉?
但他又有什么办法?府兵时代,因为统兵大将基本没可能叛变,而且只要不大规模征召就不会产生直接的养兵成本,所以皇帝敢把全国近八成的兵力布置在京畿附近。可募兵就不一样了,不但很容易官兵沆瀣一气对抗朝廷,还得按时发放大量的粮饷,根本不敢养在身边也养不起。那怎么办?李隆基想到的办法就是设立十大节度使,把大部分的兵马都远远的打发到边疆去,既能消弭近在咫尺的危险,又能用地方财政养活军队,看似两全其美。
但凡事生一利,必积一弊,没准还有很多弊
李隆基倒是眼不见心不烦了,可那么多兵不在眼前看着,更不放心啊!就拿平卢、范阳、河东这三镇来说吧,驻地在河北、山西,而这旮旯自打战国起就跟关中犯冲——甭管是秦汉还是隋唐,管他皇帝姓啥,反正这帮关东佬就是一门心思的反中央,让他往东非朝西,让他打狗非骂鸡……别的不说,大唐开国以后,反唐反得最来劲的就属河北。杀掉一个窦建德,还有刘黑闼;好不容易弄死了刘黑闼,又有徐圆朗、高开道……总之就是杀之不绝,说啥都要反你。
后来实在反不动了,那也不服。所以大唐都立国一百多年了,河北大地上还随处可见窦建德庙,河北老乡公然拜祭,官府毫无办法。
现在你把军队弄过去了,吃人家的饭、花人家的钱,还招人家的兵,然后又打算用这支军队去收拾人家,莫不是在想屁吃?
04
所以所谓的天宝十节度,一开始就搞得一团糟。
还是以河北三镇为例,李隆基先后打发了裴宽、田仁琬、王忠嗣、韩休琳等一大票能臣干将去当节度使。结果不是坚守朝廷立场与当地的地头蛇们爆发尖锐的矛盾,最后或被撵走或自请去职,要不就是被人家用各种手段拉下水,摇身一变成了二五仔。
最后还是李林甫有办法。他告诉李隆基,以前朝廷用人偏好世家子弟,而这些人往往私心过重、先家后国。所以不如改用寒族或胡人,如果是出身低微的胡人就更好了。因为这种人最没地位,更没人用。只要皇帝敢用肯用,还对他们好,就一定能换来忠心。
事实证明,老李虽是奸相,但绝对是人精,对人心的把握更是大师级水准。李隆基照方抓药,就抓来了个安禄山。这个安大胖虽然野心勃勃,但要说他处心积虑就是想造反,那就扯淡了。
而且大胖真有本事啊,不但把河北当地势力收拾得服服帖帖,该给朝廷的赋税和贡献也从来一分不少,更把周边的契丹、突厥、高勾骊等各族训得跟孙子似的。话说自有唐以来,河北还从没像这样让朝廷安心和顺心过呢,请问李隆基凭啥要换人?
其他节度使大体也是如此。好不容易遇到个合适,贸然换掉,没准前期取得的一切成果就统统鸡飞蛋打。所以尽管谁都知道长此以往就是养虎为患,但除了像秦皇汉武那样的人杰,谁舍得用眼前的安逸消弭未来的隐患?更何况所谓隐患,能不能发作还两说呢。
就像安禄山,要不是李隆基非得任用他那个傻伯夷大舅子杨国忠为相,谁敢说就一定会反?
安史之乱后,替李隆基、李亨、李豫祖孙平息掉这场弥天大祸的所谓“中兴三杰”,除了郭子仪外,李光弼和仆固怀恩都是李林甫所说的寒族和蕃人,其实跟安禄山没什么区别。之所以有的反了有的没反,说白了就是时势使然而已。
李豫在拿军阀干掉军阀之后,觉得再这么搞下去迟早要丸,所以就想收兵权。结果除了士族出身的郭子仪,李光弼磨磨唧唧找各种借口推脱,仆固怀恩直接就反了,只不过反得不怎么成功罢了。
说白了,都是一路货色。
但此时的大唐,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都知道要彻底消灭藩镇,府兵制是最好的良药,可此时的大唐朝廷还有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的能力吗?如果没有这个能力怎么实施均田制?没有均田制又哪来的府兵制?
所以只能一切照旧,能活一天算一天。毕竟老李家的祖宗遗泽大得很,就是比别人能熬。直到黄巢乱起,皇帝的脸才被彻底踩进泥坑,于是一切都不可收拾。
五代十国,就是唐末藩镇割据的变形体,包括终结了这一乱世的北宋也概莫能外。所以甭管赵匡胤和赵匡义这哥俩怎么折腾,都跳不出这个数百年来形成怪圈,而且越是折腾,就越乱套。
05
宋朝最让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军队战斗力之孱弱,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同时两宋又是历代募兵制之集大成者,所以给很多人以募兵制不能打的错误印象。
其实甭管兵役制还是募兵制,不存在谁比谁更能打的问题。就拿募兵制来说,只要钱给得足、仗打得对路,哪怕拉出初唐的府兵来,也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我一直认为,中唐以后的河北兵,黄巢之乱前的两淮兵以及之后的河南兵,战斗力都不逊于初唐的府兵。但想让这些兵打出这样的战斗力,条件非常苛刻,除了老生常谈的钱要给足以外,还得吃好喝好(反例就是泾原兵变),要保持心情愉悦。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打仗的地方不能太远,最好就在家门口。
典型如河北三镇,动辄造反,无数次把朝廷的平叛大军打成狗。那为啥三镇的军头没学窦建德、安禄山等老前辈去反攻洛阳、长安?因为他们就很清楚,自己麾下这帮熊兵守家是虎,出门类犬,拉出去就是送人头,所以还是敬谢不敏吧。
唐懿宗李漼曾调两千徐州兵去桂林戍边,结果这帮家伙在跟南诏人的作战中各种划水摸鱼,反倒不停的上书要求要求归乡。在要求没得到满足(还被延期了三年)后,他们愤然哗变,在庞勋的带领下从广西出发,一路经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江苏等省,几乎杀穿了大半个中国,直到杀回到老家徐州……
他们要是早有这个精神头,南诏都不知道被灭了几回国了。
还有朱温的汴州兵,只要施加了河南的主场Buff,把把能将李克用打成狗。可一离了老家,就肉眼可见的开始拉胯,总是莫名其妙的反胜为败。
话说晚唐五代的各路藩镇,养了不下百万军队。而且大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单拉出来没准能把唐初的府兵打出米田共来。一个幽州镇就压得契丹数十年不敢南顾,李存瑁带五千人就能把耶律阿保机的十万开国精兵打得只逃回去两万……那为啥就没人想去开疆拓土或者说重现盛唐旧疆?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募兵制下的这种“看家狗”属性作祟。而与晚唐五代同源于一脉的宋军外战拉胯,也就显得没那么奇怪了。
更糟的是,被晚唐五代以来“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的频繁兵变以及改朝换代吓破了胆子的赵家皇帝,打算换种活法。咋换呢?放在以前,甭管在梁唐晋汉周这五代还是南方的所谓十国,皇帝其实就是个最大的军阀头子而已,下边还有无数的大军阀、中军阀和小军阀。如果哪天某个军阀的实力后来居上,那就该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了。
想把赵家天下长久的维持下去,就得收兵权。可兵权就是军阀的命根子,比老婆孩子都金贵,凭啥交出来给你?
经常有人说赵匡胤想出的办法是“杯酒释兵权”。其实这个典故在正史中找不到一个字的记载,更何况哪怕我们用脚后跟去想,也会得出不可能如此简单解决的结论。事实上赵宋能解决兵权问题,要好好感谢柴荣——最重要也最难的军政改革,这位周世宗其实已经搞定了,然后又恰到好处的撒手人寰,让赵黑胖捡了个天大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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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兵权全部收归皇帝所有,再利用文官集团实行以文驭武的政策,彻底破灭武将重新成长为军阀的可能性,这确实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低的成本消灭军阀的最好的办法。
但宋朝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其不可能采取限制土地兼并的政策,所以兵还得花钱去雇,而没法搞兵役制,更甭提府兵制。可募兵制与军阀就像一对双生子,自诞生之日起就缺一不可。现在老赵家硬生生的把军阀给掐死了,那募兵制又会变成一副什么鬼样子?
看看宋军,尤其是北宋军队就知道了。
原先当军阀时,军官就差把士兵当亲爹供着了,给他们最好的装备、最高的薪资、最美味的酒食,当然也要进行最严格的训练。因为军队不但是他们保命的根本,更是实现阶层跃升最有效的工具,当然不能容忍轻易废掉。可现在呢?在皇帝和文官的双重“压迫”下,军官失去了对军队的所有权,只剩下少得可怜的一点管理权,还是限时使用、过期作废的那种。既然在ZZ上已毫无前途可言,那就只剩下经济上的追求了。
具体说,就是吃空饷、喝兵血,把军队和士兵当成为自己牟利的工具。至于这么瞎搞下去,军队还能不能打仗,又关他们什么事?毕竟军队是皇帝的,连打仗都是文官指挥的,军官平时是灰孙子战时是工具人,凭啥替人家卖命?
所以只要一开战,士兵废拉不堪,军官带头逃命,文官只会瞎指挥,再加上皇帝一代不如一代,宋军要是能打胜仗才是见鬼了。
打不过人家,就只能割地赔款求媾和,这才有了澶渊之盟和与辽国间的百年和平,也让国内可以继续文恬武嬉。当然一味求和也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比如西夏。这个党项人建立的政权穷得要死,想活下去就只能从宋人的身上吸血,于是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一开始宋军还是老样子,然后自然而然的在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寨连续被李元昊教做人。此后宋军虽然采取堡垒战术初步稳定住了局势,但仗最终还得靠军队去打,而军队总这么烂下去终归也不是办法。
所以在被逼无奈下,北宋君臣不得不在西北战场开了个口子,于是这个王朝的军阀又死而复生了,其中的代表就是种家军和折家军。
抛开世代土豪的折家军不说,赵家皇帝和文官选中种家,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种家的开山老祖种放,乃是宋初大儒,深受文官集团的信赖。其侄种世衡也是文官出身,在西北御边多年且功勋卓著。而且从种世衡开始,老种家不知咋的就基因突变了,开始名将辈出——种世衡、种诂、种谔、种诊、种谊、种朴、种师道、种师中等在北宋都是第一流的将才。更难得的是,种家对朝廷忠心耿耿,子弟五代从军,数十人战死沙场,可谓是满门忠烈。
所以朝廷允许种家世镇西北,甚至允许其自行募兵以及授予(部分)作战指挥权,故被世人称为种家军。不过即便如此,朝廷对中家的防范也毫不松懈。不但要时刻派监军盯着,还得弄一大堆嫡系禁军在身后督战,而且动辄在粮饷、辎重、装备等方面进行限制和刁难。
这就导致种家不得不违背朝廷禁令组建了一大堆商队,向西夏走私各种违禁品。再用从党项人身上赚来的钱,武装和维持自己的军队,才能勉强坚守住战线……
而且但凡姓种的,只能在西北缘边州县做官。即便迫不得已内调,也只能在地方当文官,至于当京官,那更是想都甭想——万一你们老中家搞内外勾结呢?
这世间事,往往就是这么扯淡。而不这么扯淡,又有谁敢保证中家出不来个安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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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这种只要募兵不要军阀的把戏,到靖康以后就彻底玩不下去了,而且连赵家皇帝都不想玩了。
现在有人把赵构戏称为“完颜构”,认为这位宋高宗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一门心思就想给女真人当狗……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逻辑,让稍有些历史常识的人连驳斥都懒得开口。
赵构的才能确实平庸,胆子也确实不大。但作为一国之君,难道不懂鲁肃口中的“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的道理?尤其是他还刚刚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父亲和兄长作为亡国之君那生不如死的惨状,请问他但凡不是个傻子,凭啥要投降?
开始的建炎南渡直到躲到海上避难,那是因为赵构手头确实没有靠谱的军队,不跑就得完蛋,那老赵家岂不就要绝后?等一切安顿下来,国家有了点模样以后,赵构摇身一变,就成了个彻底的主战派。
为此,他不惜违背祖训,赋予了武将更大的权力,哪怕令军阀复生亦在所不惜。由此,才涌现出所谓的“中兴四将”以及层出不穷的杰出将领,这才让后世有了“北宋无将,南宋无相”的传说。
北宋无将,是因为基本没有军阀生存的空间,所以将熊熊一窝。南宋为啥突然有将了?因为赵构放手让军阀复生了,募兵制下的军队才又有了灵魂嘛!
所以我们熟知的南宋名将,包括岳飞、韩世忠、刘琦、孟拱、吴氏兄弟、余玠、王坚、吕文德、李庭芝等等有一个算一个,本质上都是军阀。哪怕他们不想当军阀都不行,因为那样一来他们的军队就没法打仗了,没准还得比北宋的同行更烂。
就以岳飞为例。他麾下的岳家军为什么那么能打,而且军纪严明,有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美誉?这里固然有被岳飞崇高的理想和威望所感染的因素,但这世界上只有架起锅子煮白米,没有架起锅子煮道理——岳家军之所以能打,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给得太多。
前文说过,募兵不是不能打,但前提是钱给足。只要钱给够,什么敌人都能让他们打出米田共来。
但岳飞出身普通农家,本身穷得一批,又不吃空饷、喝兵血,更不会做生意,他哪来的钱?
岳飞没钱,但赵构有啊!大宋朝干啥啥不行,就从来没缺过钱,或者说穷得只剩钱了。
在绍兴七年(1137年)淮西兵变前的十年里,岳飞是赵构最信任的头号心腹爱将。爱到了什么程度?爱到了怕死到极点的皇帝居然在寝宫里接见岳飞,而且是唯一享受过这种优待的臣子,秦桧都得羡慕得直淌哈喇子;爱到了岳飞数次抗旨不遵,甚至受点委屈就赌气辞职回家,赵构也从没计较过,还得好声好气的把他请回来;爱到了赵构一度顶着满朝文官的反对,想把全国近四分之三的兵力都交给岳飞指挥,却从没觉得后者会产生背叛自己的念头。
哪怕在重重阻力下,这个想法没有实现,但一点都不妨碍赵构对岳家军绝对的保障有力——反正岳家军是当时宋军中待遇最高、补给最好、装备也最好的部队。再加上岳飞以身作则的言传身教,这样的部队要是再不能打,才叫活见鬼。
而且岳飞老早就对赵构坦白过自己“直捣黄龙”的目标,后者虽然觉得很难实现,但也并未反对。而且他为啥要反对?有人说赵构不想北伐,是怕接回了徽钦二帝后会威胁到自己的位置,这简直就是笑话!徽钦二帝都回来了,那意味着什么?不但尽复北宋失地,而且打进了关外女真人的老巢,那可是堪比汉唐的开疆拓土,即便赵匡胤复生也得甘拜下风。那时的赵构,将是大宋的中兴第一君、青史上的千古一帝,还用在乎两个全身是米田共的亡国之君的脸色?
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
所以尽管赵构觉得时机不成熟,但岳飞一次次的抗命往北打,他也只当没看见。直到淮西兵变,他才惊恐地发现为啥老祖宗宁可付出惨重的代价也要掐死军阀,因为这帮玩意是真的养不熟啊!
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脑子里从来没长过ZZ这根弦的岳飞又不知死活的上书,要求带兵回京“拱卫圣驾”,同时力促赵构立储——我们当然都知道岳飞怎么会有坏心思呢?可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们是赵构,此时会怎么想?
于是君臣关系彻底破裂,赵构再也不支持岳飞北伐。所以当十二面金牌纷至沓来的时候,以前跟赵构顶过无数次牛的岳飞为啥只能无奈归京?因为他的岳家军的一切后勤补给以及那让友军眼红心热的高薪,都是赵构给的。如果赵构不给了,岳家军不过是一支普通军队而已,还北什么伐?
08
朱元璋可能是中国历代开国之君中文化水平最低的一个。尽管起事后他拼命的给自己充电,但有些根本的缺陷,是无法后天弥补的。
比如在军制上,眼光独到的朱老板当然非常欣赏唐朝的府兵制,也很想搞这一套。可问题是想搞府兵先得均田,要想均田就得清查人口田亩,限制兼并,打击大户——最后这条他倒是很想干而且干得很来劲。可问题是自中唐以来的土地兼并基本就没人控制过,再加上人口的高速增长,别说老朱才砍了十万大户,就是再砍个十万、二十万,也不过是九牛一毛。
再加上基层控制不力,导致砍了一个老地主,没准又蹦出来两个新地主,最后的结果就是大明根本没有多少地可分。
于是乎名义上规定每个军户分地50亩,但实际人均不到20亩。在人多地少的江南等地区,给军户分个十亩地都费劲。这就造成了唐朝府兵人均地主,而明朝军户打诞生那天起混个中农都费劲的让人啼笑皆非的局面。
更要命的是,老朱家天生就抠门……人家府兵不但免费分地,还能免税免役,可朱老板就舍不得这好大一笔钱。于是明朝军户不但得纳税服役,税率还高得吓人——普通百姓种地交税三十税一,军户那边有个余粮缴纳制,相当于十税一,有的地方甚至五税一。这下军户连中农都混不上,直接贫农了
更更要命的是,明朝也是以文驭武,武将也当不成军阀,于是照样把所有心思都搁在了捞钱上。他们拼命勒索欺诈军户,迫使其逃亡或者死亡,然后既能侵占土地,又能吃空额,简直爽歪歪。
但军户非但不爽,简直就活不下去,于是纷纷跑路。到正统三年(1438年),也就是大明才开国70年时,累计的逃亡军户就达到了惊人的163万,占在籍的大明官兵的一半有余。
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有战斗力?
所以从景泰年间,明朝就开始不分的依赖募兵。到了嘉靖中后期,面对南倭北虏的全面威胁,朝廷被迫大量募兵取代早已瘫痪的卫所兵,这才勉强维持住了摇摇欲坠的国势。
大名鼎鼎的戚继光,一开始带卫所兵打仗时,以身作则带头冲锋。跑着跑着一回头,发现自己身后鬼影子都找不到一个,那帮熊兵早逃出二里地了,于是败仗一个接一个。后来胡宗宪允许他自行募兵、自行训练,而且发双饷以后,就开始战无不胜了。
戚家军能打,当然靠戚继光有本事、会练兵而且用兵如神。更重要的是,戚大帅说话算数,月饷二两绝不发一两八,说初一发饷绝不拖到初二。所以他说话才会让所有人心甘情愿的服从,能做到令行禁止。
在那个年代,只要能做到这一点,这支军队就无敌了。
可大明朝都改募兵了,还得指望戚龙俞虎李成梁们御敌于国门之外,所以怎么少得了军阀?
事实上,历史上任何一支被称作“某家军”的部队,都是妥妥的军阀部队。而他们的领军者,自然也是军阀。
只是自宋朝以后,皇帝学会了以文驭武这个绝招,所以军阀的破坏性和危险性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只有在王朝末期,统治彻底崩盘时显现些“威力”,比如范文虎、左良玉之流。但军阀就是军阀,有些本质上的东西,是怎么也改不了了的。
比如最重要的小钱钱的问题,比如私兵性质的问题,再比如看门狗的问题,都是谁都解决不了的。
所以即便赵构始终如一,岳飞北伐的结果也无法让人乐观。所以岳飞死后,就再无岳家军,哪怕那些人还在,照样泯然众人。所以言出如山的戚大帅一旦失势,戚家军为了讨饷而团灭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毕竟在大明朝,欠饷赖饷甚至有钱也不给你发饷才是常态。你想月月拿饷,还是双饷,不就是找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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