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的大唐，为什么始终没能

公元755年，身兼三大节度使的安禄山率二十万大军发动叛乱。这场叛乱历时八年之久，至此大唐失去了往日的光芒。

作为安史之根据地的河北地区，曾经是大唐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自安史之乱以后，唐室中央并未能以兵力收服叛乱根据地的河北地区，迄至唐亡河北三镇（幽州、魏博、成德）始终跋扈，不奉朝旨。

河朔三镇，又称河北三镇，是指唐朝末年藩镇割据时位于河朔地区的三个藩镇势力，是范阳节度使、成德节度使、魏博节度使三个节度使的合称。（图片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藩镇跋扈几乎成为唐朝灭亡原因的普遍认知，而河北三镇作为安史之乱根据地，更是在此后长期被“放任”不管，这样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安史之乱会爆发在这里，为什么唐朝始终平定不了河北藩镇？

这一段历史众说纷纭，师从严耕望的知名历史学者王寿南另辟蹊径，从文化维度探讨河北三镇之独立性的原因：文化上与中央及河南以南地区脱节，是安史之乱后河北三镇所以长期跋扈叛逆而成为半独立状态的重大因素。

同时，他也指出，藩镇并非必然恭顺，也并非必然跋扈、叛逆，这取决于唐代藩镇与中央的关系，而中央的控制力也与当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环境相关。

唐人重用藩将不是灭亡的原因

关于安史之乱，一直存在这种争议：安史之乱是否是汉族以外之异族欲推翻汉族政权之举动？安史之乱以后河北三镇之跋扈，是否与此直接相关？甚至唐人也常将安史之乱称为胡乱。

其实这都是源于对唐人种族观念的不了解。唐太宗曾说：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从唐代政治和社会上观察，唐人之种族观念甚为淡薄，从唐代史籍观察，唐代政治上绝无种族歧视之事，这或与时代背景及李唐王室血统有关。

章怀太子墓中壁画，胡服、汉服者并立

就时代背景而言，隋唐承南北朝胡人乱华之后，原有的汉族大量渗入了胡族的血液，而胡人也打入了汉人社会，胡人与汉人的隔阂由于长时期的相处而消除。

就李唐王室血统而言，李渊、李世民均非纯粹之汉族，其血统为汉胡混杂者，而李渊、李世民所娶皇后更系胡族女子。

关于李唐王室的血统考证，□表示妻族为汉族女子，⿴表示妻族为胡族女子，虚线表示未能确切证明。

因此，唐代皇帝并无歧视胡人的想法，表现在政治上便是唐代将相不分途，藩族习文者可以为相，习武者可以为将。

且唐代番将至多不可胜纪，甚至天子禁卫也用藩兵，正说明政治上藩汉并无不同，至于李林甫重用安禄山以杜绝边帅入相，并非胡族不能任宰相，只是安禄山不知书不可能入相。

或许有人会说，两唐书和唐人诗文集中，随处可见“胡”“藩”“虏”“戎”等含有种族意识的文字，似乎还是华夷有别。

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只是和许多人想象得不太一样，书中对此做出解释，这些字眼并非全指血统，而是侧重于文化。

高适有《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其中有“昨日破西藩”句，此外并不讳“戎”“虏”等字，可见高适并不将哥舒瀚视作异族人。其时，已归化的外族大多自视为唐人，于史料中多处可见。图为电影《长安三万里》中的哥舒瀚。

了解唐人之种族观念以后，便不难推测出安史之乱及其后河北三镇之半独立状态，主要乃是由于河北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的差异。

所以说，安禄山之叛，并非以外族对抗汉族。即使在安史之乱平定以后，河北三镇跋扈之势形成，朝廷也从未指责河北藩帅为胡人。

安禄山之乱，史家多称根源于李林甫固位之私谋。确实，李林甫重用安禄山之动机，其心可诛，但如以当时之环境及观念观察，李林甫之重用安禄山与其他蕃将，并无不合当时政治习惯之处。

李林甫，为相十九年，是唐玄宗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宰相，但后期大权独握，蔽塞言路，排斥贤才，使得朝纲紊乱，又建议重用胡将，使得安禄山势力坐大，被认为是使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人物之一。

唐人对种族观念原极淡薄，因此唐初军中多用蕃将。内部蕃兵既多，又须外抚蕃族，边帅之任自当熟悉蕃情。

玄宗时节度使之设始多，其职亦 “总管” “经略” 之等，以蕃将担任，最能融洽蕃情，适应环境，纵使李林甫不发其端，后世以时势需要，亦必有行其事者。

安史之乱，固然是以河北蕃兵骚扰中国，而唐室赖以平乱者，除朔方及西北边兵外，亦藉回纥兵力。

因此概括而言，平定安史之乱，实乃以蕃兵制蕃兵的结果。在安史之乱中，蕃将为唐室立功者甚多，唐室得以复兴，除郭子仪外，以李光弼尽力最多，史称李光弼 “战功推为中兴第一”。

蕃将接受汉化后，不仅效忠李唐王朝，捍卫边疆，而且常以叛逆之外族人为羞。

唐中央轻河北重西北的态度

既然唐人重用蕃将不是安史之乱以及之后灭亡的原因，那么，安史之乱为什么会爆发在河北呢？这要从唐中央一直以来轻河北重西北的态度说起。

“太宗贞观元年，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一曰关内、二曰河南、三曰河东、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陇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剑南、十曰岭南。”

河北道之范围，东濒海，南临河，西距太行恒山，北尽边塞。可见，河北道在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主要在防御北方的外患。

自太宗以来，唐室中央对于河北道即未十分重视，甚至有时还加以歧视，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皇帝的感情问题，一方面是由于中央政策问题。

就皇帝的感情而言，太宗之得位，乃因玄武门事变击杀太子建成之成功，然而事变之前，建成早已培养势力，罗致党羽，事变时，太宗所杀的仅是建成和齐王元吉，其他建成之党羽并未消灭，只以首领既失，建成党羽遂渐次为太宗所消灭。

唐太宗李世民（598年1月28日－649年7月10日）

由于皇帝对河北道有感情上的猜疑，因此在安史之乱以前，河北道一向被朝廷所歧视，朝廷虽并未采取严厉的高压政策，猜忌的心理却始终没有完全摒除，河北的府兵甚少，即是中央对河北不能放心的表现。

就中央政策而言，李唐定都长安，其政治重心在关内，偏于东北的河北道，远不如关内道、陇右道之受到中央重视。

西北受到中央重视，自然就能迅速发展经济与文化。当安史之乱以前，西北一带极为富庶。经济的繁荣与文化程度的提高，有密切关系，而文化（指汉化）程度的提高，必然加强对中央的向心力。

同时，中央对于西北地区也极为关切。当河陇陷于吐蕃后，中央为了巩卫京师，对关内道之朔方、泾原、鄜坊、夏绥等镇，即更为注意，关内道原为唐代政治中心，代宗以后为加强边防，于是每年调河南江淮兵赴西北边，谓之防秋。

西北地区地近京师，中央控制较易，而且汉化程度较高，因此西北之藩镇迄至僖宗以前，甚少有跋扈、叛逆者，甚至出身(或久居)西北之外族藩帅亦多为唐室效忠。

河北三镇跋扈的深层原因

安史之乱以后，河北三镇实际上脱离了中央的控制，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在安史之乱以后，中央一直未能以兵力制服河北三镇，同时，也由于文化上河北地区的鄙野与中央的文雅发生脱节的现象。

《明皇幸蜀图》：唐朝画家李思训用“幸蜀”的概念，掩盖唐玄宗在“安史之乱”时逃亡的事实。

文化上的脱节造成了河北地区与唐中央的不协。唐代为中国历史上文治鼎盛之时期，在安史乱前，唐人已形成重文轻武之观念，人人习文赋诗，用文章为耕耘。

安史乱前，河北降胡已多，降胡又精于武艺。安禄山之核心部队亦为胡人，史思明继安禄山领导河北叛乱，且自立称帝。

安史之乱以后，河北三镇表面虽为唐臣，然而中央教化及政令丝毫未能影响河北，遂使河北与中央之间的文化程度益形脱节，几乎大部分的河北之人对唐中央政治情形及礼俗均缺乏基本应有的认识。

自安史之乱以后，成德、魏博、幽州三镇蕃帅多为外族或本地人，而河北习俗与唐室中央的重文教修德行的风尚恰恰相反。

长庆元年幽州节度使刘总请以张弘靖自代，朝廷遂任弘靖为幽州节度使，弘靖之得入幽州复为军士所囚，使中央失去了夺回幽州统治权的机会，而此机会一失，终唐之世不复再得。张弘靖之失败，其原因乃是治理幽州的手段与方式违背幽州的习俗，是河北习俗与中央习俗相冲突的结果。

中央任命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任命田布为魏博节度使，正是欲收回对魏博的统治权，此一目的自然与 “河朔旧事” 相左，亦即违反当地的习俗，其结果造成田布的自杀，中央的权力由于不合习俗，在魏博亦告失败。

电影《刺客聂隐娘》以安史之乱后藩镇林立为故事背景，聂隐娘的刺杀对象之一就是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图为电影《刺客聂隐娘》中的魏博节度使田季安。

张弘靖在幽州与田布在魏博的失败，是中央与河北三镇习俗的不同，亦是文化上中央的文雅与河北三镇的鄙野有所脱节之结果。

自安史乱后，河北三镇藩帅跋扈叛逆相继，对中央保持其半独立状态，文化上既与中央脱节，习俗上又仰慕安史之为乱，那为何始终没有完全脱离唐室而独立呢？

欲解答此一问题，须先认识河北三镇虽为胡化地区，但其生活方式并不似吐蕃、突厥等边外胡族之逐水草而居。边外胡族之游牧生活方式，其政权之建立，可以全藉武力，一旦武力衰竭，政权即告瓦解。

然而在居有定所、土有城廓的河北三镇，欲组织成一国家，其政权的建立绝不能只凭借武力。政权的安定有赖于人民的服从与信任，因而需要将武力转变为权力。

河北三镇藩帅未能完全控制其属下之军队，在得位之初，常须仰赖朝廷之诏命，以增加自己的威望，维持其地位，既得位之后，又不能掌握 “武力”，巩固 “权力”，造成 “威势”，奠定立国基础。

及至唐末，河北三镇藩帅对内控制力渐强，但有前后威胁，河北三镇自图救亡，遂沦为强藩之附庸。因此，河北三镇对中央虽呈半独立状态，却始终未能真正脱离唐室而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