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根性文化与移民文化互动中的文学审美变迁 | 社会科学报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学家族层出不穷，明清巴蜀文学家族就因其独特鲜明的地方性与主体性而备受关注。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明清巴蜀文学家族研究”(20XZW011)通过对文学家族的研究来透视明清巴蜀文学与文化的细部脉络和整体风貌，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巴蜀区域的文化变迁史。

原文 ：《探寻明清巴蜀文学家族的风貌》

作者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黄维敏

图片 |网络

移民运动与明清巴蜀文学家族

明清是“湖广填四川”大移民时期，相较巴蜀历史上其他几次移民，“湖广填四川”持续时间长，规模浩大，移民省籍来源发生了以南方省份湖广、江西、福建、广东为主的变化。“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既构成了明清巴蜀文学家族生长的时代背景与基层环境，又塑造了明清巴蜀家族文学生产的文化语境。移民运动与明清巴蜀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人口迁移对巴蜀地区家族型传统社会衍化以及地域文化重塑的意义，不同省籍文学家族的家风、家训、家学介入家族文人文学创作的机制与路径，是最具有巴蜀特色的家族和地域研究视角。

移民精神、移民文化等所关涉的地域、家风、家学等人文诸要素，不同程度地介入家族文学生产之中，不仅影响家族的文学创作机制，而且影响明清巴蜀区域文学的总体风貌。巴蜀因其地介南北的地理区位和南来北往的移民运动，其文学也呈现出“南北交融，文质并举”的特质。相较两宋以前巴蜀移民多以北方关中、中原人为主体，明清两代移民来源发生了以南方人为主体的变化，这一变化也赋予明清巴蜀文学更鲜明的“南方特质”。

巴蜀的根性文化与“求真”审美追求

在人口流动与迁徙中，巴蜀自身的根性文化对巴蜀文学的影响是根源性的。巴蜀根性文化具有延续性、韧性和同化之力，在包容和吸收外来移民文化的同时，巴蜀本土文化也在潜移默化地同化外来移民文化，并形成让移民产生归属感与认同感的新巴蜀文化。巴蜀这片土地独特的自然与人文地理，赋予巴蜀文学独特鲜明的地方性与主体性，历朝历代的巴蜀文人，如汉代的司马相如、扬雄，唐代的李白，宋之三苏，明之杨慎，清之李调元、张问陶等，莫不受巴蜀地域风气之习染，体现出一种共通的气质个性，其诗文作品也具有想象雄奇瑰丽、纵横恣肆、博辨深思的审美特征。

巴蜀学术思想重道家和易学，易学体现出玄学化的倾向。巴蜀文人大多淡泊名利，随性洒脱，喜纵情山水，逍遥天地，文学上追求纯任自然的“真性情”与“真精神”，全身心地与天地万物交相感应，以天赋文字去描摹宇宙万物的无穷变化，捕捉心性生命的瞬时感受，此种创作心理也将巴蜀诗文审美导向“自然”“真情”一途。历代巴蜀文人的诗文创作皆体现出浪漫飘逸、率性自然、不拘格套的总体风格，更偏向道家“性情之真”的审美取向，但巴蜀文人在追求“性情之真”的背后，潜藏着归乎“性情之正”的儒者文学理想，巴蜀文人也体现了儒道共建思想世界的特色。

巴蜀文学的传统与“学术化转向”

明代的“西蜀四大家”（杨慎、任瀚、熊过、赵贞吉）身处复古思潮一统文学江湖的时代，四大家曾拥有“台阁文士”的身份背景，又与复古派文人保持着交谊，其诗歌创作和诗论主张与“复古”“台阁”均有牵连。但四大家坚守巴蜀地域文学的传统，表现出不因循蹈袭的独立独创精神，他们对复古模拟汉魏盛唐保持审慎的态度，试图以“革新”济“复古”，在众声喧嚣的诗文复古风潮中寻求突破的新径，如杨慎复古六朝的形式美学，任瀚尊《诗经》的自然灵性，熊过、赵贞吉从性理道德出发，汲取易理的思想理论资源。四大家以宏阔超越的天人宇宙观，打破“汉魏唐宋”的线性史观，充分体现了巴蜀地域精神与文学传统中所具有的地方性与主体性。但总体而言，巴蜀文人解构多、建构少，并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文论思想，对明中后期文坛的影响力不足。

巴蜀文人天马行空的艺术审美追求，亦使巴蜀文学轻灵有余而沉潜不足，学理根柢的薄弱亦受人诟病。乾嘉以降，以彭端淑、李调元、刘沅等为代表的蜀中知识精英，不仅在文学实践中接受蜀地“江山之助”的灵气浸润，更在跨地域的流动中接受多重文化传统的淬炼，他们或负笈江南问道于吴门学派，或游宦岭南浸润粤海新风，或寓居京华吸纳北地雄浑之气，体现出从跨文化角度重构地方文学传统的努力。彭端淑、李调元、张问陶等文人的文学创作不仅受到蜀地文风、蜀中文化的影响，而且被游学地、游宦地、寓居地的文化传统深刻塑造，在跨文化实践中完成对地域传统的创新性发展。此种文化突围产生双重效应：其一，持续与主流文坛保持共振，使蜀地文学始终葆有新鲜的文化基因；其二，推动巴蜀文学实现“学术化转向”，学者型文人群体崛起，考据功夫与艺术灵思在文本中达成新的平衡，正源于他们既坚守地域特质，又善借他山之石的文化智慧。正因如此，巴蜀文脉才能在遭受明末清初摧折后再次断而重续并焕发出勃勃生机。

聚焦明清典型的文学家族

张鹏翮易学家教理念对张氏家族文学的根源性影响。清代张氏家族第一代文人张鹏翮以易理为本，为后人树立了理想的读书境界，即通过“体仁-合礼-和义-守贞”的持续修为，最终达成“精神舒发”与“德行落实”的统一，实现学问与生命的共同成长。这种以易理为经、四时为纬的读书穷理门径，既承袭了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的工夫论，又融入了陆王心学“心即理”的主体性自觉，还体现了巴蜀易学重践履之特质，最终形成了张鹏翮以易理融铸家风之枢机所在。张鹏翮的易学教育思想对张氏后人影响深远，张氏文人皆不囿于书本，而是走出书斋，到宦海行途中去历练和体证，使自我心性在世事的反复磨炼中得以成长与完善。此种家学家教反诸家族文人的文学风貌，则体现为一种“求真”的审美追求，将生活、生命与文学创作融为一体，诗纪其宦游行旅、生活日常、生命感悟、情感体验等，诗写真性情真生命，具真气骨真精神，真气涌动，而绝少考据学究习气。在各种流派纷纭登场的乾嘉文坛，张氏文人始终坚守诗歌一途，且以“诗写性灵”为宗旨，这种用生活与生命创作的姿态直接源于张氏家族易学的家学传统。

明清张氏文人张佳胤、张鹏翮、张问陶的“性情”“性灵”辨。明代张氏诗人张佳胤、清代张氏诗人张鹏翮和张问陶都主张以“性情之真”归于“性情之正”，但张佳胤的“性情”体现为以“绝假纯真”之心去照见社会万相，里面没有“真我”，只有“真心”，是蕴含“普遍天理”的“普遍之心”，而不是自我意识觉醒的“主体之心”。张鹏翮的“性情之正”是其道德人格与诗歌意境的完美契合，张鹏翮生逢太平盛世，少年得志，仕途平顺，在道德与事功上皆臻于完美，可以说，他是真正通过儒家“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实践路径，达到了“天地万物与我同体”的人格境界。张鹏翮玄孙张问陶是乾嘉文坛著名的“性灵”诗人，“性灵”的本质强调真情与个性，即作品要以抒发真情实感、张扬个性为特点。世人研究张问陶的诗歌，将其与性灵派旗手袁枚、赵翼等相提并论而列为“殿军”。但从他标举“性情之正”来看，与袁枚放纵个性和欲望的“性灵”有着根本的不同，而与其祖张鹏翮一脉相承，其诗歌创作所体现或者说所追求的“性灵”，是完善道德人格前提下的“独抒性灵”。此种诗歌审美追求正是被张氏家风熏陶出的，张氏家风极其注重德性修养，在物质生活上清俭质朴，汰去多余的物欲负累，直接回归纯粹无染的道心。由此可见，张问陶虽为“性灵”诗人，但对他影响至深的是他的家族，是他作为“清白廉吏儿孙”的血脉基因在发挥影响。

清代遂宁张氏文人“内聚性”的文学创作特色。张氏家族是典型的文学家族，族中能诗擅文者多达五十余人，家族诗人之间相互唱和联吟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张氏家族文人内聚性创作特征的形成，首先，跟巴蜀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相关，也就是清初蜀中诗人费密所描述的“峡江束气而云生，巴山聚秀而星垂”的地文特征。蜀地群山环绕形成的文化屏障确实容易催生紧密的文学圈层，家族成员生活在共同的山水、人文环境中，共享相似的审美体验，他们的唱和诗作自然也多围绕着家乡风物、节令变化、亲友日常，形成共同的地域文化底色。其次，受到乾嘉时期文人结社、家族唱和风气的影响，诗歌不仅是个人抒情言志的工具，更是维系社会关系和血缘关系、展示家族文化底蕴的重要方式，故此时期，亲友唱和、文人分韵赋诗数量极多。更重要的是，张氏家族内部有核心人物张顾鉴的引领，张顾鉴作为家长，不仅自身擅诗，更将诗歌教育视为家族传统和子弟修养的日常功课，家族能诗者众，由此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内部文坛”，为日常化的唱和提供了充足的创作主体，如此浓厚的家族文学创作氛围，才能培育出“三张”这样优秀的兄弟诗人。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62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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