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轼贬谪岭南的行经路线，看古代的南北交通大动脉

宋绍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苏轼在河北定州接连收到两道圣旨。闰四月三日，苏轼被撤去端明殿学士和翰林学士两馆职（正三品），以左朝奉郎官职（正六品上，寄禄官）任颍州知州。闰四月十三日，他又被降为承议郎（从七品）知英州（英德）军州事。

当时的河北定州，已经是宋辽边境，而英州则在大陆的南端，此去行程有6000余里，纵贯了整个大宋版图。

闰四月十五日，59岁的苏轼自定州启程南下，前往英州。

与唐朝时韩愈贬谪潮州相比，苏轼的行程更为从容一点。韩愈当时要即刻离京，接到圣旨翻身上马就走，行装都来不及收拾，还必须在限定时间到达。苏轼在定州逗留了两天才走，沿途还可以向朝廷提出自己遇到困难，可以坐官船走水路。宋朝对士大夫确实比较宽容的。

北方没有水路可走，苏轼的南下的路线就是古代北方最重要的一条驿道。这条道从今开封到今天的北京，从秦朝一直沿用到清朝。后世的京广铁路，也基本沿袭了这条路线。

苏轼南下到河南的具体路线是：定州→真定（今正定）→赵州（今赵县）→柏乡→邢州（今邢台）→邯郸→磁州（今磁县）→相州（今河南安阳）→汤阴→卫州（今汲县）→汴梁（开封）。

到了汴梁，苏轼却不被允许进城，只在城外驿站办理了贬谪手续，接着，他到了离汴梁不远的陈留（今开封市陈留镇）。

到了陈留之后，苏轼折向西边的汝州（今河南汝阳）。他的弟弟苏辙“以汉武比先朝”之罪，由门下侍郎（副宰相）的职位上被贬至汝州任知州。苏轼对这趟南下的贬官之旅非常悲观，甚至认为自己不能活着回来了，于是想见弟弟一面，同时，也寻求经济上的支持。

苏辙热情接待了兄长，并带他游玩散心，临别时，赠送了苏轼七千缗钱，让他把家属安置在宜兴。七千缗钱，大约相当于今天的500万元。“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苏家兄弟俩的感情确实非常好。

这时候，苏辙又接到了贬官的圣旨，从汝州贬到了江西袁州（宜春）。兄弟两一起东行，直到颍昌（今许昌）分别。

在颍昌告别弟弟以后，按照正常的路径，苏轼贬官南下的路线，应该是走陆路从河南下襄阳，在湖北再走荆湖驿道，从湖南入广东。

苏轼深感自己走陆路或许会命丧路途，于是低头写了一篇《赴英州乞舟行状》。在这篇奏章里，苏轼极其哀痛陈述自己的困难：“臣本作陆行，日夜奔驰，速于赴任。而疾病若此，资用不继，英州接人，卒未能至；定州送人，不肯前去，雇人买马之资，无所从出，道尽涂穷，譬如中流失舟，抱一浮木，恃此为命，而木将沉。臣之哀危，亦云极矣。”

皇帝看了之后，有所触动，于是允许他坐船南下。如果不是兄弟相见的话，苏轼本应该走汴水这条唐宋水路主干道，即：陈留→宁陵→南京（今商丘）→永城→宿州→泗州→高邮→仪征。而苏轼因为向西去了汝州，已经偏离了这条水道。

得到皇帝的许可后，苏轼特别高兴，带着家属就在颍昌上船，沿着颍水向东南而去。这一段的行程是，颍昌→陈州（今淮阳）→颍州（今阜阳）→入淮河→扬州。

过了长江之后，苏轼把家属安顿在了宜兴，自己带着幼子苏过，侍妾王朝云以及两位老婢，在学生张耒赠送的两位老兵的护送下，奔赴岭南。

他们坐船溯长江而上，经过当涂时，圣旨又来了。苏轼被贬为建昌军司马。船到了鄱阳湖，苏轼再次接到圣旨，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这一次，原来可以乘坐官场的待遇也被剥夺了。负责运送他的官员落井下石，让他们立即下船走陆路。这时候，已是半夜，在苏轼等人的苦苦哀求下，管理官船的小吏允许他们在船上待到第二天中午。

还好天公作美，当夜起了大风，船借风速，第二天中午，他们赶到了南昌。

在南昌，苏轼一行自己雇船，溯赣江而上，经过吉安，赣州，到了大庾（大余）。

在大庾，苏轼等人在梅关古道翻越了大庾岭，到了南雄。

接下来的路线就比较顺畅了。苏轼顺北江而下，经过韶关，清远到了广州。短暂停留以后，乘船到了惠州。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二日，苏轼在今天惠州桥西的横水渡码头上岸，开始了惠州两年多时间的贬谪生活。

从大宋的最北面，到大陆的最南面，苏轼行程6千多里，耗时6个月。

如果不是兄弟相见，苏轼走的路径应该是宋朝标准的官方出行驿道，即陆路从河北到河南，再经过汴水和邗沟到长江，从长江进入赣江，翻越大庾岭，从北江水系到广州，再走潮循道的东江水路到惠州。

因为兄弟会面，苏轼中间一段水路改为了走颍水水系，其他的路线依然走的是古代南北交通大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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