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翔 陈碧 赵宏 李红勃 —— 教师节，我想感谢我的学生们

人是时间的载体，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时间是什么，但是在关键的时间节点，总是会提醒我们时间奔流，永不复返。我们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但总是年复一年地在特定的时间点感到遗憾，甚至后悔，然后再重复遗憾与后悔。

如果我们接受线性的时间概念，我们就必须承认时间是有价值的，与其说是我们赋予了时间意义，不如说是我们接受了时间所命定的意义。没有人知道自己的时间银行还有多少存款，我们本来就是在借来的时间中生活。很多人都想主宰自己的人生，这种想法会让人短暂地斗志昂然，但最终也许会归于幻灭。

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人不是命运的囚犯，而是心灵的囚徒”。如果人心中总有一个主宰人生的执念，期待着梦想成真的辉煌。那么无论你是否得着你梦想的一切，最终都会让人陷入巨大的虚空，竹篮打水一场空将会是命运给你的教训。

我们是有限的，人类最大的理性就是承认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所以无需假装光鲜亮丽，虚荣最大的痛苦在于你无法忍受他人的虚荣，如果你认同柏拉图的洞穴之喻，那么世俗意义上所有的成功不过只是洞穴中的幻影，你为之奋斗与痴迷的一切大多不过只是南柯一梦。智者说，“我们不应当以任何事为荣，因为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唯一能够抓住的就是此时此刻的责任与喜乐。

一晃，我已经正式从教二十周年。老实说，我越来越感到心虚与羞愧。我获得了与自己能力品格不相匹配的声誉，这一切都让人惶恐。朋友们经常提醒我，不要把名誉看得比品格还重，否则就会成为伪善的人。对于自己的职业，稍事检点，自觉未尽全力。开学第一周，上了几堂课，见了不少新同学，开了一场读书会，参加了几场朋友聚会，非常的充实与开心。人间自有烟火，胜却书斋思虑万千。其实，越是把当下作为一个礼物，我们越容易坦然地面对神秘莫测的明天。

总之，在教师节这个特殊的日子，我想感谢我的朋友和学生们，能够帮助我找到人生真正的焦点，超越自己有限的今生。

最近参加一个教师节的活动录制，我聊到自己从2001年就成了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给本科生上课了。罗翔说：“怎么可能，那一年我还没从法大研究生毕业。”我暗自高兴，因为我在他们做学生的时候就成了法大的老师，这仨——罗翔、赵宏和李红勃都应该叫我“陈老师”，货真价实。

我就比他们高一级，是以硕士身份来到法大的，这相当少见，以至于报到的时候人事处的老师上下打量我：“你是科研教学岗？我们学校至少也得录博士。”我赶忙解释：“法大新设了一个本科专业，缺老师，国内还没有这个专业的博士呢。我可以一边给学生上课，一边读博士。”

看我如此青涩又如此真诚，人事处的老师才给我盖了红章，顺便告诉我：“你的北京户口已经变成了半个。”我才知道，我的集体户口已经从海淀区的人民大学迁到了昌平区的政法大学，想必那些年在北京就业的年轻人都懂——北京郊区的户口被默认为半个北京户口。

从此便开启了我的大学老师生涯。还记得玩命上课的日子，一天能上十节课；也记得在班车上被师傅呵斥“学生你先下去，让老师先上来”——不过这种日子好景不长，过了几年师傅就认出我是老师了。学生们来了又去，就像那天上的白云聚了又散，只留下老师还在校园里。

其实有几年我也在想，要不要离开校园?正好那时候我学了十年的专业正在被践踏——程序正义算什么东西？一边给学生讲着理想中的法，一边在现实中看城头变幻大王旗，内心相当撕裂，不知道还值不值得坚守。时不常还约着读点艰深晦涩的书，读完书也喝酒碰杯，除了梦碎的声音，真的有人会哭。不是因为失恋，也不是因为没钱，真是因为某件媒体报道的案件，某个无力挽救的具体的远方的人，进而衍生出那个大家都会问的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

继续做老师，继续站在讲台，其实就是答案。

去年有个小朋友在我的课堂上做了个Pre，她结尾说：“做法治之光，像鲁迅先生所说，哪怕此后就是黑暗，我便是那唯一的光。”

我也想告诉她：“世界会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只要我们都在。”

又到了教师节，想想自己居然已经从教20年，时光飞逝地不可思议。

我讲话的语速一直很快，初登讲台时更快，快到几乎要填满课堂上每分每秒的缝隙。讲得快说到底还是因为紧张。就像外行人看钢琴家弹琴，议论最多的都是谁在琴键上跑动得最快，但真正考验功底的其实是钢琴家的掌控力，而这种掌控力又主要通过慢奏来呈现。所以后来我每次上讲台前都会反复告诫自己要慢，甚至还把慢字标在课件上，好像鲁迅小时候在书桌上刻下的“早”字。《好东西》里说，“追忆过去就是油腻的开始”，但当上课现在已经不再手心冒汗，哪个段子没响也不会过度影响心情，甚至有的课讲了数遍早已成了肌肉记忆，追忆青椒时代就变得异常美好。

陈老师说，她还一度考虑过是不是换个赛道。这个念头却从未在我脑子里出现过，一方面是因为除了教书，我实在想不出自己还能再做点什么；另一方面也因为职业生涯的任何一瞬，我都没为自己的职业选择犹疑过。一个典型的I人，一旦站上讲台身体每个细胞中的能量都能被唤醒，这是多神奇的事儿。

村上春树在《作为职业小说家的我》中写，小说家的职业就是编造故事，故事的使命是描述生死、爱恨，让人哭泣、恐惧和欢笑，由此使每个不可替代的灵魂都能浮上水面，沐浴光照。作为一个享受当老师的人，我也总会思考教师的职业使命又是什么。

“传道、授业、解惑”是最日常的说法，但它或许只会将教师的工作引向某种技艺的传授。如果只是将我们的工作视为技艺传授，这种技艺又不能为良知所驾驭，其对于法律而言导致的可能就是可怖的灾难，因为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那些最不正义的目标同样会被包装在最完美的法的形式之下；而那些受到过最良好训练的法学专业人士，也完全可能比不懂法的人更具破坏性和杀伤力。所以这些年再谈及法学教师的使命，我总会想到我们四人有次在聊到刘慈欣的小说《乡村教师》后，罗老师在公众号里写下的那句，“用微小的力量传递文明”。

作为一名教师，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类经年形成的知识链条中的一环，也是法治文明传承的一环，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这个链条上将所知所学不断提升并向后传递，也将法治文明的火种珍重地捧在手中并向后传递。个人的微光虽弱，但积聚起来就能产生某种力量，让文明不至轻易就被毁灭，也让每个普通人的灵魂尊严不至淹没在宏大叙事之下。火苗的镜像总会在每年教师节来临时浮现在我脑中，也让我再次对教师这个身份心怀感恩和敬意。

小学的时候我的职业理想是做火车司机，可以开着长长的列车，一路汽笛鸣响去往很远的地方。中学的时候，我的职业理想是做考古学家，拿着铲子在历史的尘埃里细细梳理，寻找哪些曾经活过的人，讲述他们曾经发生过的事。到了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在去司法机关和去学校教书之间，我选择了后者。于是，拖着行李从一个学校转移到了另一个学校，我的身份就从学生变成了老师，不再是坐在教室后面默默听课，而是站在讲台上絮絮叨叨，讲着讲着，二十多年就过去了，收获过很多的感动，也留下过无法弥补的遗憾。

如果你问我，教师这个职业有哪些吸引人的地方？我可以告诉你很多，比如可以拥有思考和言说的相对还算宽松的空间，比如拥有比很多职业更为丰裕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作为老师，你可以一直和年轻有活力的学生在一起，而他们会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你，他们能教会你听懂奇怪的网络语言，告诉你最新流行的歌曲和游戏，他们会在某个问题上大声说出“我们不同意”，他们会倒逼着你持续学习，保持开放性和好奇心，不要让自己轻易老去。

年轻的时候，我很容易被一些宏大叙事所打动，以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经历过很多事情后，才慢慢认识到自己的贫乏和无力。于是，不再抱有虚幻的理想，只要能把本职工作做好，对得起自己的课堂和学生，就已经很满意了。时代正在变化，豆包和Deepseek几乎可以回答一切被允许回答的问题，流量主播和UP主几乎可以凭一己之力开设丰富的课程和办起一流的学校，教师职业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看着小红书和B站上各类针对老师尤其是导师的调侃和吐槽，我常常在想：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教师的使命和价值究竟何在，我们该如何转变以便让自己还可以被需要和值得被信赖？在浩渺的资讯信息的海洋里，在众声喧哗的公共言说中，我们是否还能够像苏格拉底和孔子一样，引导学生发展自己的主体性，拥有德性、智慧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在不确定的时代里坚守住某些价值和信念？

在这个节日，我要感谢那些我曾教过的学生，包括大学里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培训班里的学员，在和你们相遇并同行的日子里，我收获了很多美好和值得铭记的时刻，是你们让我理解了教师职业的意义。所以，为了不辜负下一次的遇见，尽管头发日渐稀薄，但我愿意继续努力。

我们四人的缘分源自年轻时的读书会。因为喜欢读，也常常一起读，所以我们闲来也会写书评。有时是各自写，有时是为反驳对方而写，写完后彼此讨论，趣味盎然。

尽管我们的职业都是法律人，平时最关心公平正义，但塑造我们法治观念和思想的，远不止专业书籍，更多来自文学、哲学、历史学，甚至是心理学作品。

今年的教师节，我们合著的读书笔记正式出版，我们因阅读结缘，也因阅读走出了许多困境。本书集结了我们近年的阅读感悟，絮絮叨叨、杂七杂八，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些关键词去串联起这些杂乱的思绪，那可能就是——爱和正义。

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祝福所有同学，都能走出青春的迷茫，拥抱自己的使命，构建一座自己的避难所。

本文作者罗翔、陈碧、赵宏、李红勃；以上内容来自“罗翔说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