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毁敌机超百架，毙伤军官数十人！对日军武汉空军基地之大轰炸

1938年10月25日，侵华日军经过长达5个月的苦战占领了武汉，由于战线太长，兵力不足，物资匮乏，丧失了地面大规模战略进攻的作战能力，日本大本营于1938年12月2日，以“大陆命第241号”命令侵华日军对中国内地实施战略轰炸，并以“大陆第345”指令规定作战方针为：“陆海军航空部队，在全中国区域内，须协同作战，坚决实施战略、政略航空作战，挫败敌继续作战的意志”，妄图迫使中国“屈服”。

为了贯彻这一作战计划，大本营调动当时侵华日陆海军航空兵主力，集结于华中，包括陆军航空兵第1、第3飞行团及第12、第59战队，海军航空兵的第1、第2联合航空队与第3航空战队，共投入342架作战飞机，主要用以轰炸中国战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陪都重庆和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空军基地成都。为了方便对四川各地的轰炸，日军利用空旷的武汉汉口原万国、华商两赛马场地，建成秘密代号为“W”的飞行基地，驻扎着日海军第1、第2联合航空队与陆军飞行团200架左右的飞机，侵华日军陆海军部队重要指挥官云集武汉，特别是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司令官冢原二四三少将，更是趾高气扬。他因海军航空兵在1939年“五·三”、“五·四”对重庆轰炸中表现比陆军航空兵出色而兴奋不已。

日军航空兵

中国空军在“七七事变”爆发时只有作战飞机314架。经过淞沪、徐州、武汉会战，损耗十分严重，到1939年初，所剩不是100架。年内虽陆续接收苏联飞机200架，但因作战消耗极大，到年底又只剩下170架了，而侵华日机却经常保持在700架左右，日军仍占压倒性的空中优势，掌握着中国天空的制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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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开始后，由于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迫使日本不得不集中兵力于中国战场，这大大减轻了其对苏联远东地区的军事威胁，中国战场正是苏联检验其军事理论与武器装备的难得的机遇与场所。因而，苏联从其国家安全利益出发，支持中国的反侵略战争，在“七七事变”后仅仅一个多月的1937年8月21日，便与中国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又于1938年2月7日签订《军事航空协定》，售予中国大量军事装备特别是飞机，并派出大批军事顾问与苏联空军志愿队援华。

苏联空军志愿队

雷恰戈夫、阿·尼西莫夫、波雷宁、特霍尔等苏联空军优秀将领都曾先后担任中国空军顾问。1949-1957年任苏联空军总司令的空军主帅日加列夫，1946-1957年两次任苏联空军副总司令的赫留金，也曾在抗日战争时期来华任空军顾问。从1937年至1941年初，苏方售予中国各种飞机达1250架，其中中型、重型轰炸机占416架。

苏联空军志愿队

早在1937年12月1日下午，由基达林斯基大尉及其副手马钦首先率领的C6式轰炸机20架就到达南京。1938年1月，波雷宁大尉率领第二轰炸机群C6式31架进驻汉口。1939年6月，库里申科和科兹洛夫率领的BT-3式轰炸机大队进驻成都。1939年日机对重庆开始狂轰滥炸，尤以“五·三”“五·四”的大轰炸，造成重庆市民死5400人、伤3100人，敌人欠下了累累血债。

重庆在日军的轰炸下损失惨重

1939年9月1日，德军大举进攻波兰，欧战烽火燃起，日本空军更加频繁地袭击中国战略要地。日军陆军又集中10万兵力，于9月14日开始进攻湖南长沙，妄图利用突变的国际形势以军事手段“摧毁中国之抗战企图”。为了配合长沙会战，索还重庆死难军民的血债，中国空军总指挥部决定给侵华日军陆海军航空兵的最大集结基地——武汉汉口“W”空军基地以毁灭性打击。

长沙会战国军机枪阵地

1939年10月3日，驻成都的苏联志愿队及中国空军的9架BT-3式重轰炸机先后起飞。飞机的4台大发动机发出隆隆巨声，浩浩荡荡越过三峡和江汉平原上空，直向长江中游的武汉进发。时值深秋，武汉天气晴朗。日军认为当时中国飞机避战尚且不及，更无远程奔袭武汉的作战能力，因而机场虽停放180架飞机，却毫无戒备。这天下午，机场的战斗指挥所前，正聚集着大批日陆海军航空兵军官。原来他们都怀着骄傲而喜悦的心情，迎接新式飞机的到来。下午一点半，9架BT-3式重型轰炸机从7000米高空投下大批每个重达100公斤的炸弹，其中50多枚落于敌指挥所前。

TB-3重型轰炸机

日军鹿屋航空队副队长小川弘、木更津航空队副队长石川淡等4名佐官与1名尉官当场毙命。鹿屋航空队司令大林末雄大佐等25人受伤。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司令官、指挥轰炸重庆的冢原二四三少将被炸重伤。重伤的还有4名佐官、8名尉官。当天日军战斗机24架及维修中的各种飞机10多架被炸毁。我机并命中日军机场汽油库、军火库，引发殉爆震动全市，浓烟翻滚。我机胜利完成任务后全队安然返航。

10天之后的10月14日，联合作战的中苏空军再次奇袭汉口“W”基地成功，而且战果更为辉煌。这天，从成都出动了更多的SB-2中型轰炸机和BT-3式重型轰炸机，以20架大编队分3批从8000米高空进入武汉上空。当时恰有敌机3架正在巡逻，一见拥有强大自卫炮火的机群，就仓皇躲避远飞。我机分3批鱼贯向机场投弹。12时13分，第一批轰炸机冒着敌人地面猛烈的防空炮火，突然而准确地投下重磅炸弹，霎时爆炸声响彻大地，烈火冲天而起。

12时20分，第2批轰炸机瞄准目标投下更多炸弹。紧接着第3批轰炸机于12时30分投弹炸中目标，熊熊大火四起，燃烧长达4小时之久。据当时中央社报道，14日炸毁日军轰炸机66架、战斗机37架。摧毁机场储存5万加仑的汽油库一座、装有3万箱的弹药库一座，炸毁军用汽车40多辆、救火车3辆，炸死少佐2人、机师60多人、日军陆海军航空兵官兵300多人。当我机返航时，日军派出战斗机7架追击，在激烈的空战中，日机又被我方击落3架。但不幸的是苏方轰炸机大队大队长库里申科座机的发动机在战斗中被击中。他在返航途经万县（现重庆市万州区）上空时迫降于长江，不幸牺牲。当天汉口日军机场残存的15架单翼双发动战机不敢停留，于下午向东遁逃。这次成功的空袭影响很大，日军航空兵相当长一段时间不敢再深入内地肆虐。

10月3号及14号两日的战果，中日双方记载颇有出入。我方报道两次共炸毁日机137架，但战后日本出版的战史对3日只提炸死、战伤主要军官姓名及人数，而对飞机损失未提，但对14日则承认海军“第13航空队”“损坏约40架”、“陆军”20架”，仅就日方承认的也达60架，证实我方奇袭敌占武汉汉口机场战果辉煌。日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司令官冢原二四三少将被炸重伤后，日军咬牙切齿，决心进行报复。

日海军第13航空队司令官奥田喜久司大佐所部的飞机损失最大，因此他积极响应报复计划。冢原命令奥田大佐率机于11月4日大举袭击成都。当天武汉基地全部72架陆上攻击机倾巢出动，计第13航空队36架，鹿屋航空队18架，木更津航空队18架，组成大编队分两批袭击以成都为中心的中国空军机场群。

中国驻成都等地的第17、26、27、29中队起飞战斗机32架，分别在成都、温江上空迎战，与敌展开激烈空战。日本战史承认11月4日空战中日机4架“未归还”，即被我击落。气势汹汹前来进行报复的奥田喜久司的指挥机被中国空军战斗机在中江上空击落，这个“轰炸之王”当即毙命。1939年秋，日军集中侵华战争以来最大的航空兵力、最精锐的航空队、最富有实战经验的空军指挥官于汉口“W”空军基地，结果正如日本战史承认的，却遭到了“事变开始以来最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