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立异未必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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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曾对法国学界的“时尚化”深觉惋惜。他注意到，学界的年轻人和后来者，总想搞异端革命，而不论这革命是真是假。这些人说：三十年来，老家伙们一直向我们灌输拉布鲁斯和布罗代尔的经济史；我们曾经到里斯本港口去清点木桶；这种事情我们已经受够了！现在应当清点其他东西了。于是他们开始像清点木桶那样去清点书籍了，却并不考虑书中的内容。这种情况，和街上一会儿流行长裙一会儿又流行短裙的现象，别无二致。在他看来，学术场域也开始遵循女子时装场域的变化法则，实属不幸。

更不幸的是，这样“假革命”的情形，在中国仍在继续，甚至变本加厉，媒体尤甚。自从创新成了自上而下的口号，出现了大量以转换为“创新”、为“创新”而转换的现象。有些人不仅遵循女子时装场域的变化法则，而且试图引领变化。确实也有很多人愿意跟进。一个稍具创意的花样翻新，往往被大家蜂拥而上地再生产（reproduction），直至将其“消费”到毫无使用价值；待其被用得“过劳死”，然后又看有谁能“引领”新变化，大家又跟着更换。

从某一时候起，或许为了让读者认识立言之人，出书就要附作者的相片。报刊亦然，作者旁照例有一头像（究竟是书在先还是报刊在先，待考）。又从某一时候起，所附作者的相片又都须改成漫画式的（这几乎可以肯定是报刊的创意，而书籍跟进），仿佛不如此便不入流。不过，除少数外，这些漫画实不高明，很多甚至不能表现所画人的特色（那本是漫画的强项）。其结果，这一做法不过告诉读者：这就是某人，但你若想看真面目，还是去找相片好些。

有的报刊，不知为何，隔段时间还把固定出现的漫画头像转换一下风格。在办报人方面，或有其特定的考量，如美术编辑换人等；但因往往并不宣示，对读者而言，这等于自我招认：本报/本刊其余的东西都无法“创新”，不得不借此以“改版”，以示面目一新，仿佛也在与时俱进。

一般情形下，报刊上作者的头像要比作者姓名（含笔名）大很多。在这样的情形下变化头像，正类改换笔名，多少暗示这是一个新作者，或至少不希望读者知道这是一个已有地位的作者。假如真有新作者出现，虽表现栏目的不可持续性，到底也还显得版面欣欣向荣。而通过表现形式上的立异以标新，除品牌的无形流失外，实一无所获。

让人纳闷的是，现在不是正在大搞所谓“文化产业”吗？在产业中似乎有个惯例，即任何成品牌者，都希望自我维护，而不是随意改头换面，遑论为改头换面而胡乱改头换面！正常情形下，这类作为只能“披露”两个信息；一是该报/该刊确实没什么可维护的，二是报刊的编者（含领导）并无自信，也看不到什么可维护的，只能靠改头换面来展现本报/本刊已经“不一样”了！

百多年前，刊物常为一二人支撑，所以编者即作者，又需换用好些笔名，以示非一二人的独白。这逐渐成了习惯，至少在七八十年前，鲁迅、周作人兄弟等给报刊写文章的时候，是随时变换笔名的。这现象告诉我们一个重要信息，那时报刊尚未产业化，故无需品牌化的作者；而读者也更多是看文字的内容，而不甚在乎是谁写的。

但后来就不一样了。二三十年前，有位朋友曾给海外的报纸写文章，开始也不时变换笔名。后来编者就不同意了，说是读者对老兄的文字有积极的反馈，本报也希望持续借重，务请确定一个笔名，长期使用，以树立品牌，俾报纸和作者皆相得益彰。那是报刊产业化的明显表征——在一个真正市场经济的社会里，编者会清楚意识到品牌的重要。而任何品牌，都是需要通过持续“再生产”以强化印象的（注意，品牌的维护是自我“再生产”，而不是摹仿他人的“再生产”）。

现在各级都在强调“创新”，压力之下，有些人不知怎么办，不得不剑走偏锋，标新立异；仿佛不与人同，就是创新。其实章学诚早就说过，学问真做得好，则“人望之而不能至”，自然“觉其异”，实无需“求异于人”。除了真正的漫画版，报刊本以文字取胜。若办得好，便无需在花样上改头换面。而不断追求版式的花样翻新，最成功也不过喧宾夺主，不成功则可能吓退读者，岂非自讨苦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