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与独裁者：最高法院如何塑造了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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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纳德·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初期，当他开始宣称一种其前任们无疑认为自己不曾拥有的、近乎独裁的权力时，曾有一篇题为《不要相信他》的文章广为流传。这篇文章的核心论点是，特朗普政府的策略在于维持一种极高的“枪口初速”，通过不断制造新的骇人事件，让公众无暇仔细审视上一个。

这种持续的哗众取宠制造出一种权力强大的幻象，掩盖了他屡屡受挫的现实。最初，这种判断似乎是正确的。特朗普在下级法院屡屡碰壁，法官们一次又一次地作出对他不利的裁决，宪政体系的制衡似乎仍在运转。然而，当人们以为这套系统尚能自我修复时，却未曾料到，这只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片刻宁静，真正的变局正等待着最高法院的登场。

真正的转折点始于四月左右，此前一直沉默的最高法院开始介入。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在一系列连续16项裁决中，最高法院都站在了特朗普一边，支持他所寻求的权力扩张，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

这些胜利的范围极其广泛，从允许政府削减数亿美元的科研经费，到授权其撤销数千名委内瑞拉人的保护身份；从批准其推行大规模解雇联邦雇员的计划，到为其执行变性军人服役禁令扫清障碍。然而，所有这一切几乎都在公众的视野之外悄然发生。这种隐秘的胜利轨迹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最高法院究竟是通过何种机制，如此高效且不着痕迹地为总统的权力扩张铺平了道路？

答案隐藏在一个名为“影子备审案件”（shadow docket）的司法机制中。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最高法院的运作模式是“实体审理案件”（merits docket）：案件经过详尽的法律文书提交、公开的口头辩论，最终由大法官们撰写并公布详尽的判决意见书。

然而，“影子备审案件”则完全不同。它允许法院处理紧急救济请求，通常在深夜做出裁决，而且往往不提供任何书面解释。这正是特朗普政府获得一连串胜利的通道。通过这个机制，最高法院得以搁置下级法院的禁令，实质上为那些已被裁定为非法的行政行为开了绿灯，使其得以继续推行，而无需经过传统的司法审议程序。这个程序性工具，最终演变成了行政部门绕开司法审查、实现其政策目标的主要载体。

这一机制的威力首先体现在对行政系统本身的改造上。特朗普政府的目标是实现对联邦官僚体系的绝对控制。他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大规模解雇公务员，解雇通知上的理由常常只有两个词：“第二条”（Article 2），意指宪法第二条授予总统的行政权。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权力宣示，即总统有权解雇行政分支内的任何人，无视长期以来为保护公务员体系独立性而设立的法律。

更进一步，政府绕过国会，通过行政命令实际上瓦解了美国国际开发署和教育部等关键机构。这种做法直接挑战了美国治理结构的根基，即只有国会才有权设立或废除联邦机构。而最高法院则通过“影子备审案件”上的裁决，默许了这一切的发生，悄无声息地批准了这种对行政国家的内部颠覆。

这种激进的行政行为背后，有着一套名为“单一行政理论”（unitary executive theory）的意识形态作为支撑。这一理论为诸如“第二条”解雇令等行为提供了思想基础。为其最有力地辩护，该理论主张这是实现民主问责制的必要工具。其逻辑是，既然公众选举总统来领导行政部门，那么总统就必须拥有完全的控制权，能够指导、任免行政分支内的所有官员，否则，一个庞大、独立且不被问责的官僚机构将成为事实上的“第四分支”，从而破坏民主的根本链条。

然而，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凯特·肖（Kate Shaw）提供了一种更为精妙的反驳。她指出，国会同样具有民主问责性，并且在设计政府结构时，有意地在某些领域，例如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设置了“摩擦点”，以确保这些关键职能能够与纯粹的政治压力保持一定距离。

然而，最高法院近期的行为，实际上是对“单一行政理论”最极端版本的默许，它不再将此视为一个政策辩论，而是将其固化为一种不容置疑的宪法现实。

最高法院赋予总统的权力，不仅限于重塑政府机构，更直接地延伸至对个人生活的控制。在一系列涉及驱逐出境权力的案件中，其影响尤为明显。起初，在一些案件中，司法制衡似乎仍在发挥作用，例如在挑战将被告送往萨尔瓦多监狱的案件中，法院的判决结果好坏参半，但却重要地重申了正当程序原则的必要性。然而，这种对法律程序的尊重很快就消失了。在最令人费解的“第三国遣送”案中，政府依据一项法规，将一些人遣送至与他们毫无关联的第三国，例如将东南亚的移民送往南苏丹。下级法院曾介入，裁定政府必须提供基本的通知，并给予当事人反对的机会，以防止他们被送往可能面临酷刑的地方。

然而，最高法院在“影子备审案件”上，未置一词，便搁置了下级法院的禁令，允许这种缺乏正当程序的遣送继续进行。这清晰地揭示了，当行政部门的权力主张与个人的基本权利发生冲突时，最高法院的天平倾向了何方，以及这种倾向所带来的真实的人道代价。

然而，特朗普政府最大胆、也最公然违宪的举动，莫过于通过行政命令废除“出生公民权”。这一行为直接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清晰文本相悖，该修正案明确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归化并受其管辖的人，均为美国公民”。下级法院迅速做出反应，裁定该行政令违宪并予以禁止。

当这一争议上诉至最高法院时，发生了一个极具揭示性的转折：大法官们选择不直接审理行政令本身的合宪性问题。相反，他们将焦点转向了一个程序性问题，下级法院发布“全国性禁令”（nationwide injunctions）的权力。在由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撰写的判决中，最高法院裁定下级法院无权发布此类禁令，从而剥夺了地方法官阻止违宪行政令在全国范围内生效的关键工具。

这一举动堪称釜底抽薪，它表明最高法院的首要任务并非制约一个无法无天的行政部门，而是解除那些试图制约它的法官们的武装。通过剥夺下级法院的全国性救济权，同时（正如卡瓦诺大法官的协同意见书所暗示的）为自身保留发布紧急全国性命令的权力，最高法院实际上将“枪口初速”策略的最终控制权集中到了自己手中。

这一系列裁决，将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置于聚光灯下，引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一种观点认为，罗伯茨是一位谨慎的“制度主义者”。他深知与一个可能公然蔑视法院裁决的总统发生正面冲突的风险，因此选择通过在“影子备审案件”上做出让步来避免宪法危机，以保存最高法院的长期制度资本。然而，另一种更为尖锐的分析则认为，这并非退让，而是建构。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彼得·肖恩（Peter Shane）指出，特朗普只是在执行罗伯茨本人多年来一直在精心打造的总统模式。换言之，罗伯茨不是在被动地应对危机，而是在主动地担任这个强力总统府的建筑师。

“建筑师”这一理论并非空穴来风。将视野拉远，人们会发现，近期“影子备审案件”上的一系列裁决，与罗伯茨在过去近二十年间主笔的一系列里程碑式判决一脉相承。在谢尔比县诉霍尔德案（Shelby County v. Holder）中，他废除了《投票权法案》的核心条款，削弱了对少数族裔投票权的联邦保护；在鲁乔诉共同事业案（Rucho v. Common Cause）中，他宣布联邦法院不能干预党派性的“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为执政党通过划分选区来巩固权力打开了大门；而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 FEC）中，他则为不受限制的竞选资金流入政治领域扫清了障碍。这些判决并非孤立的个案，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连贯的司法哲学：系统性地削弱民主的制衡机制，将权力集中于行政部门，并使司法机构在最激烈的政治斗争中退出裁判角色。正是这一系列判决，共同搭建了舞台，让一个特朗普式的总统得以大展拳脚。

这种被最高法院重新定义的总统权力，在政治光谱上呈现出一种深刻的“不对称性”。正如评论所言，“以枪口初速去破坏，远比去建设要容易得多”。最高法院授予总统的工具——速度、对成文法的蔑视、解散机构的权力——本质上更适合一个意图打破常规、颠覆现状的议程，而非一个需要细致规划和立法合作的建设性议程。

最高法院自身的行为也印证了这种不对称性。它在处理某些案件时行动异常迅速，例如在科罗拉多州取消特朗普投票资格的案件中，法院在几周内就做出裁决；但在另一些案件上，例如对特朗普是否享有豁免权的审理，则故意拖延。这种对时间的操控，实际上是最高法院为自己保留了最终的裁判权，即决定谁、以及在何时，可以使用这种“枪口初速”的策略。

当我们将镜头进一步拉远，审视整个宪政体系的健康状况时，一幅令人不安的图景浮现出来。当前的危机不仅仅是一个激进的行政首长或一个顺从的法院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的制衡失灵。美国宪法的设计初衷，是建立在各权力分支会“嫉妒地”捍卫自身权力的假设之上。然而，强烈的党派政治已经让这一机制短路。当一个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不愿制衡一位共和党总统，而一个由共和党总统任命的法官占多数的最高法院又在积极地为其赋能时，三权分立的宪法结构便停止了其预设的功能，陷入了事实上的瘫痪。

这种新常态为民主的未来投下了浓重的阴影。曾经被认为是危言耸听的预测，如今正成为合乎逻辑的推论。人们担忧民主倒退的进程会加速，政府权力将被用来系统性地打击政治对手——正如近期一些民主党官员因参与抗议活动而被逮捕和调查所揭示的那样。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特朗普甚至开始试探挑战宪法第二十二修正案，寻求第三个总统任期。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但在一个法律和政治边界被不断重塑的环境中，它已不再是天方夜谭，而是最高法院所培育的土壤中可能结出的恶果。

最终，这场宪法危机揭示了美国体系最根本的脆弱性：其设计者未能预见到政党的崛起。长期以来，约束权力的不仅是法律条文，更是政治惯例和规范。如今，这些规范已然崩塌。正如宪法学者所指出的，美国的宪法修正程序（第五条）异常艰难，使得体系的自我修复能力极度有限。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被党派政治扭曲、难以修正的宪法秩序。我们正身处一个关键的宪法时刻，脚下的根基已经松动，而如何找到一条回归功能性民主秩序的道路，则是一个无比艰巨且没有现成答案的挑战。

本文系根据一档播客“The Supreme Court Is Backing Trump's PowerGrab | The Ezra Klein Show”，整理改写而成，特此附上说明，以明确两篇文章之间的联系及改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