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每次拐点，谁才是真正的操盘手？

在博物馆的玻璃橱窗前驻足，我们凝视着那些精心摆放的石器、青铜器、铁器以及各种各样的动物标本，感叹文明的进程全然由人类双手锻造，沉醉于人类主宰整个蓝色星球的幻觉。而当我们摘下王冠，拂去迷雾，俯身阅读自然之书的密语时，会惊觉人类不过是宇宙宏大生命篇章中的一行注脚、自然法则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从微生物、鸟类、大象乃至整个地球生态系统，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一个被现代文明刻意遗忘的真相：人类从未真正“征服”自然，我们始终在自然法则的框架内蹒跚学步。

图源：视觉中国

与微生物伴生的我们何其脆弱

加缪在《鼠疫》中有如下表述：“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问题。这个概念可能会引人发笑，但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全球公共卫生专家、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医学院高级讲师乔纳森·肯尼迪在其新著《文明的拐点》中，以瘟疫为透镜，撕开了文明史的神圣外衣。黑死病、天花、西班牙流感……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微生物，实则竟是文明进程的终极仲裁者。人类唯有诚实面对与微生物相伴的事实，才能与之共生；人类并未创造历史，也不是造物主，我们和微生物一样，只是自然生态中的一个节点。

《文明的拐点:瘟疫书写的人类通史》，[英] 乔纳森·肯尼迪 著，茆雨荷 译，文汇出版社2025年出版

肯尼迪认为：在过去的几年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对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以至于人们又搬出了“这是一场史无前例、非同寻常的大流行病”这种老生常谈。但如果将新型冠状病毒置于历史和科学背景之下，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它并无太多新奇或特别之处。事实上，传染病的反复暴发是人类生存的常态。和其他诸多要素一样，流行病在以下种种时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流行病让地球从一个有许多人类种群居住的星球变成了智人一家独大的星球；让定居的农业生活方式取代了狩猎采集的游牧生活；在古代大帝国的衰退、新大陆宗教的崛起、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欧洲殖民主义，以及农业和工业革命中，人们都能找到它的身影。换言之，细菌和病毒大力促成了现代世界的诞生。

书中揭示的真相发人深省：人类社会中帝国兴衰、殖民扩张、技术革新，往往由一场疫情的暴发所决定。瘟疫不仅摧毁人口与经济，更重塑了权力结构与文化信仰。它迫使人类直面自身的脆弱——我们引以为傲的理性与科技，在病毒面前不过是自然法则的玩物。文明的每一次“拐点”，实则是自然以最暴烈的方式重申其主权。

飞鸟与象群的启示

鸟类作为地球上最成功的脊椎动物类群之一，它们的进化史远比人类悠久。美国博物学家、哲学教授和诗人博里亚·萨克斯所著的《鸟类启示录》揭示了这些有羽生物如何通过自然法则塑造了自身的命运。人类的视网膜内有三种视锥细胞，而鸟有四种，从鸽子到鹰，许多鸟都能看见光的偏振。鸟的体内有一个指南针，不仅能通过地磁场确定身在何处，还能察觉到气压的细微变化。鸟类还能通过天体确定自己身在何处，也能基于嗅觉记忆创建出一幅意境地图。这些路线由地球磁场、大气环流等自然法则严格规定，比任何人造导航系统都更为精确。这不禁让人思考：人类引以为傲的航海技术，是否只是对鸟类与生俱来导航能力的一种拙劣模仿？

《鸟类启示录：一部文化史》，[美]博里亚·萨克斯 著，陈 盛 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5年出版

16世纪末，荷兰殖民者在毛里求斯岛上发现了渡渡鸟，此后不到200年它们就灭绝了。主要原因是过度猎捕，但把猪、狗等入侵物种引入毛里求斯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些动物会吃渡渡鸟的鸟蛋。19世纪60年代末，渡渡鸟灭绝不久，一本博物学畅销书表达了当时常见的一种人类中心主义观点，称：“渡渡鸟毫无优点，连死后都没有利用价值。它的肉很难吃，有一股难闻的味道。总的来说，它灭绝了没什么值得遗憾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渡渡鸟都被视为“失败者”、不配活下来的“落伍者”。它的名字成了一种蔑称。后来，研究人员才逐渐意识到，它并不那样愚蠢、笨拙，它只是过于信任人类。现在，它主要作为人类贪婪的牺牲品而被铭记。如今，毛里求斯自豪地将渡渡鸟作为国徽的一大元素。人类的傲慢与偏见源自对自然的无知，达尔文进化论发展到今天并不能解释自然多样性存在和物种灭绝之间的逻辑矛盾，现代生物学已经逐步修正了“物竞天择”的片面。然而，修正人类的傲慢、无知与贪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同样，大象的历史也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由人类的欲望与偏见编织的叙事。从“盲人摸象”的寓言到动物园的铁笼，从象牙贸易的贪婪到“大象墓地”的浪漫想象，大象始终是人类文明的镜子。大象何以成为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物种？它们开辟的林间通道成为其他生物的迁徙走廊，它们推倒的树木创造了林窗使阳光能够到达地表，它们是地球生态最初的塑造者之一。

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教授、动物史领域专家奈杰尔·罗斯菲尔斯在《大象的踪迹》中总结到：在思想史的那些并不轻松的领域中，大象穿行而过，它们是狩猎的对象，是力量的象征，是恐惧的来源，是崇拜的对象，参与人们的工作，自有它们的价值，还给人们带来娱乐。在死去多时之后，它们的身体——骨头、肌肉、皮、脚、尾巴、牙，甚至相关的故事——也安息于这些领域中……到了18世纪，大象已经不再只存在于传说中，而是成为最令人钦佩的动物。它为人所知的是其情感深邃、颇具理性、孔武有力又性情温顺、中正平和，对家族承担责任，还富有正义感。

《大象的踪迹》，[美]奈杰尔·罗斯菲尔斯 著，陈 珏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光启书局2025年出版

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大象真实的生存法则——它们对森林生态的维系、对碳循环的参与、对幼崽长达数年的哺育——便会意识到，人类文明的“征服”叙事不过是生态链断裂的注脚。大象的足迹，既是自然法则的见证，也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无声控诉。在非洲某些地区，大象种群的衰退直接导致了森林结构的改变，进而影响局部气候模式。而气候变化，又重新塑造着人类文明。这暗示着一种深刻的生态智慧：任何物种都只是生态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人类概莫能外。我们习惯于将自己视为自然界的导演，但实际上可能连配角都算不上——充其量是一个临时演员，依赖着大象这样的“幕后工作者”，才得以维持生态戏剧持续上演。

解读人类历史不应与自然史切分

生态学家、美国布朗大学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荣休教授马克·伯特尼斯在他的著作《人类文明的自然大历史》中开宗明义：“相比于将我们对历史这一概念的认知分割成自然史和人类史，我更倾向于将文明史解读为自然史。”

《人类文明的自然大历史》，[美]马克·伯特尼斯 著，朱 柠 译，天津古籍出版社2025年出版

植物的驯化导致在一万年前由人类培育的少数几种植物遍布全球。当时，人类已经遵循常规的被动与主动模式，在新月沃地驯化了大麦、小麦、扁豆、豌豆、亚麻、无花果和野豌豆。如今这些植物的数量和重要性仍位居世界前列。小麦在此之前只不过是叙利亚卡拉贾山脚下的一种野草，如今的传播范围之广，以至于有人认为实际上是小麦驯化了人类。这种“植物中心论”的观点很有趣，但它混淆了因果。常春藤以及其他被普遍视为“杂草”的植物需要依赖人为传播扰动才能成功繁衍，老鼠、虱子、蜱虫和小麦也是一样。狩猎采集者无意间将一些随机的植物品种传播到人类营地，这一过程对它们的成功繁衍至关重要。伯特尼斯认为人类和自然是共同进化与驯化的，人类的文明发展和自然界的演化从来不是各不相干的，同一套自组织、进化适应和自然选择过程既创造了人类及其文明，也创造了地球上的所有其他生命，人类文明和自然界的生态互为因果。

但是随着人类掌握火与矿物燃料，生态平衡正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伯特尼斯认为：和地球上几乎其他所有生物一样，人类也要依赖通过食物链传递的太阳能来维持自身的新陈代谢。但与其他生物不同的是人类还发展出了依赖能源的技术——从淬火的箭镞到分裂原子。我们这个物种首先通过控制火来使用能源，这项技术使中等体型的灵长类动物从大型食肉动物的猎物变成了顶尖的捕食者和能源消费者。文明的进化既加深了我们与能源之间的关联，又依赖这种关联。而我们对能源的过度使用也使人类与世界上其他物种之间的合作关系变得紧张。能源不仅塑造了人类历史，也改变了整个地球的地质景观，使人类相对于其他物种占据了更大的优势，甚至人类物种的一些亚型也成了优势物种。我们应当如何产出和使用这些能源，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人类始终有着征服自然和优胜劣汰的野心，但大气层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变化和剧烈的地壳运动可能给人类敲响丧钟。当现代人夸耀科技战胜自然时，不妨想想：我们的全部工业文明，都建立在全新世这一万年的气候异常稳定期之上——这何尝不是自然的恩赐？人类文明的所有“成就”，本质上都是对自然法则的暂时性利用，而非超越。我们发明农业，不过是利用了某些植物的光合作用效率；我们发展工业，仅仅是在有限程度上操控了化石燃料中储存的远古太阳能；我们创建数字文明，也无非是驾驭了硅元素的半导体特性。每一步“进步”都建立在对某种自然法则的理解之上，而每一次“飞跃”也都将面临其他自然法则的反制。因此，只有褪下自诩“造物主”的傲慢冠冕，尊重自然，和谐共生，人类才能和其他物种一道进入可持续发展的循环，这是文明与生态的唯一出路。

原标题：《人类文明的每次拐点，谁才是真正的操盘手？》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金久超

来源：作者：格瓦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