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水类自然景点名称的体认研究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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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天翼教授曾基于体认语言学提出体认地名学，并运用互动体验和突显转喻解释地名的命名理据，但研究未结合语料详细探索体验与认知规律。本文以自建的1,190条中国山水类自然景点名称语料库为基础，运用突显认知域构成地名命名模式对语料进行定性定量分析，详细考察景点名称形成的知觉体验和文化体验动因、所有名称的命名模式以及突显知觉能力倾向选择的命名模式，发现身体和空间即为体，命名模式即为认，即体认地名学的基本原理。本文为体认地名学的阐释力提供更全面的佐证，对中国地名文化的深入理解亦有裨益。

关键词：地名命名；自然景点名称；体认地名学

1.引言

自然景点一般指未经人类活动改变的可供人们参观的陆地、水域、地势及自然动植物所构成的自然地表景象（杜飞豹 杜宁，2005）。自然景点名称，尤其是水文地名和山岳地名，作为地名学的主要研究范畴之一，其命名的认知动因引起国内外语言工作者的极大兴趣。国外学者侧重以语料的方法从认知语言学的转喻和隐喻角度，分析山岳名和水文名的名称类型及命名理据。在上述研究中，尤以Reszegi的系列研究最具影响力。Reszegi（2010）构建匈牙利早期山岳名语料库，发现转喻的决定作用，且常以单一成分名称形式出现；Reszegi（2022a）结合欧洲多国语言语料，对地名转喻类型进行细化，并指出不同语言山岳名和水文名的常见转喻类型；Reszegi（2022b）以匈牙利隐喻地名为语料，详细分析隐喻源域、目的域类型及频率，研究斯洛伐克隐喻水文地名的意象映射的基础。

国内学者也基于语料库以认知语言学的多理论融合模式研究山水类自然景点名称。庞陈婧彧（2010）将事件域认知模型（ECM）、突显原则（Salience）和隐转喻（Metaphtonymy）整合建构ESM命名模式，分析中国山水类自然景点的生成机制。以上研究证实用语料进行山水类自然景点名称研究的合理性和适切性，但对认知的身体和文化来源认识不够，体验和认知关系有待挖掘，用上述理论阐释名称难以全面展现本质。因此，王天翼（2023a）基于体认语言学提出体认地名学，用互动体验和突显转喻机制解释地名成因，但突显的知觉体验和文化体验情况如何、地名的转喻认知方式有何规律、体验与认知是如何制约等问题，还需借助语料分析进一步探讨。

鉴于此，本文从体认地名学视角，以自建的中国山水类自然景点名称语料库为基础，运用定性定量的方法，尝试解答这三个问题，旨在揭示景点名称的体认成因，充分描述本质特征，增强地名文化建设，提升中国地名故事的讲述能力，为实现地名文化的推广普及提供参考。

2.体认基础

本文认为，地名的形成反映命名者身心一体的体认过程。命名者在感知环境时受所处群体文化背景影响，会自动选取记忆中印象最深刻、最接近于环境突出特征的事体或动作，认知域体验。突显的认知域在命名者突显知觉能力的作用下，被组合成不同的命名模式。最后，整合后的命名模式以部分代整体的方式，指代地名整体事件域，并被命名者以语言进行固着。整个命名过程遵循“现实（地理实体的体验）—认知（命名模式的认知）—语言（具体地名的形成）”的原则。

学界鲜有将地名的体认理据结合语料分析的相关研究。山水类景点名称作为地名学关注的热点之一，对其进行描述和解释有助于构建更为普遍的地名解释路径。本文以《中国景点目录》和《中华旅游通典》中出现的1,190条山水类景点名称为语料，对中国自然景点名称进行定性定量分析。

3.语料搜集与描述

3.1 语料搜集

本文选取《中国景点目录》和《中华旅游通典》两本旅游百科全书（林众，2004）中出现的中国三十四省市自治区所有山水类自然景点名称为研究对象；并选取通名为“山”“峰”“岩”“峡”“岭”“岗”“岸”“岛”“崖”“屿”“岔”“峪”“崮”的山类景点名称，通名为“沟”“洞”“海”“湖”“池”“江”“河”“涧”“沙漠”“渡”“瀑”“湾”“溪”“泉”“源”“潭”“滩”“水”“淀”“荡”“温泉”“洲”“淖”“泊”“泄”“潮”的水类景点名称构建封闭语料库，并按照地名的部首、地理实体类型、突显的认知域类型、命名模式等对语料进行标注与赋码，为理论分析提供数据支撑。

3.2 语料描述

本文语料中最核心的要素为认知域，用英文大小写字母进行标注，见表1。动作认知域用A表示，分为三类，A还包含分类性信息D。B表示事体，包括物理实体、空间、非物理实体等突显认知域。I（Ingredient）指山、水类景观，部分用“数词+组成成分”的景点名称直接用I表示，如浙江省的“五泄”；由景点衍生的属性，如颜色和气味等用B的分类性信息C表示；O（Object）指具体事物；P（Place）指具体地点；P’（Virtual Place）指虚拟地点；F（Figure）指与景点有关的历史人物；a（Virtual Animal）指虚拟动物；E（Emotion）指人们给景点赋予的情感；t（time）指自然景点形成的时间。

认知域源于体认者运用身体结构所构成的知觉能力对外在世界的特征进行前概念（preconceptual）的身体体验。Evans和Green（2006）和Evans（2019）详细列举部分基本认知域并分析产生这些域的主观（内感受器）经验和外部（外感受器）经验。基本认知域直接来自感知觉经验，不可再分。基本概念域会形成更高一级的概念即抽象认知域（Langacker，1987）或概念复合体（Conceptual Complex）。基本认知域和非基本域都按照维度进行组织，如颜色域分为亮度、色调和饱和度，数词则是按照单一维度组成的非基本域（Langacker，1987）。众多基础域及维度形成一个复杂的域网络即域矩阵。

我们通过分析地名语料补充上述学者关于认知域的研究，体现为空间域的三个维度，味道和动作基本域；数字、形状和位置非基本域；物理实体、历史人物、虚拟动物和虚拟地点域矩阵（见表2）。所有认知域都由人体的知觉能力确认和识别，并且集中在视觉、触觉、动觉和本体感受器上，因为空间认知域是人类形成其他一些认知域的基础，空间来自视觉和触觉的外感受器的感知，还有皮肤、肌肉和关节的传感器关于运动和位置的本体感受。空间又分为不同维度，如地点、方向和距离等。时间是基于空间化的具体经验建构起来的基本域。“英语使用者主要用水平术语谈论时间，而汉语使用者用水平和垂直术语谈论时间。”（Gibbs，2005）情感牵涉知觉符号的感知，人们对美的理解不仅依赖对事物的外在观察，还取决于其他感受，是动觉的，单词“emotion”来源于拉丁语“e-”（出、外）和“-movere”（移动）。它又经常需要通过触觉来表达，如果孩子正在伤心哭泣，轻柔地抚摸会立刻平复其情绪。它还源于通过神经信号和身体内环境的血流信号获取的内部感受，如人紧张时，体内的交感神经系统会引发血液循环加速、心跳加快、体温升高等身体反应。

此外，我们补充非基本域以及域矩阵认识后指出：数字是人们将客体特性经验内化为运演形式并以符号形式表达的结果。数学符号的概念来自日常生活对物体进行分组和部分-整体结构的经验、对于空间和时间上距离的经验，以及对移动和位置的日常实践，因此数学也是体验的结果（Lakoff & Núñez，2000）。物理实体不是一个基本域，而是基于物质、形状和位置所构成的域矩阵（Croft，2006）。物质的感受来自视觉和切身的触觉。形状和位置是基于基本域建立起来的抽象域（Croft，2006）。非物理实体也来自复杂的域矩阵。历史人物来自对时间和空间都不在场的人的体验，人的概念来源于物理实体域、生物域、意志主体和情感等许多其他域联合为基体的突显（Croft，2006）。其他如虚拟动物和虚拟地点的非物理实体，也源于对现实世界动物和地点的体认所产生的可能世界对应事物的想象（王天翼，2023b）。总之，认知域形成的概念意义反映感知事物的特征以及人们组织感知事物的方式。认知域在地名语料中又分为侧显认知域和基体认知域，侧显认知域被作为种差，用以认识次突显的、表明地点属范畴的基体认知域，反映人们体验环境后发现的地点的知觉和文化特征。

3.3 景点名称的知觉体验和文化体验阐释

3.3.1 侧显认知域选择原因

自然景点名称的种差即侧显认知域，是命名者在文化背景下进行知觉体验形成的。侧显认知域的选择由其相对突显度决定，而实体的突显度则由知觉和文化因素构成的认知原则决定。

3.3.1.1 知觉体验

侧显认知域的选择顺序，反映以人为中心的知觉体验的顺序。侧显认知域分三种并且数量呈现如下趋势：事体域>基体认知域的分类性信息形成的其他认知域>动作域。前两种认知域在类型上既存在共性，也存在差异，它们的共性在于都属于表2所列的基本域及其维度，其差异性则表现为部分事体认知域属于域矩阵，而部分第二种认知域属于非基本域。前两种认知域都是景点内相对稳定的认知域，因此最易被人们感知，数量较多；动作域虽属于基本域，但由于其转瞬即逝的特性，较难被命名者觉察，数量较少。

事体认知域有10种以上，按照出现频率排列如下：人>地点>动物>自然现象>植物>建筑物>情感>物产/自然物质>娱乐活动以及道具>工具>时间。人的占比最高，比例超过地点、动物和自然现象，为11.3%。可见的自然现象、植物、物产等数量又超过不可见的情感和时间，因具体的事体比抽象的事体更具有心理上的可及性。上述所有事体认知域的排列顺序符合Langacker（1993）提出的决定实体突显程度的认知原则：人>非人；具体>抽象；可见>不可见。

由基体认知域的分类性信息组成的侧显认知域有10种，出现频次如下：形状>颜色>数字>方向>位置>声音>温度>气味/距离>味道，体现人们从近到远，从具体到抽象的认知规律。规则形状是山和水最突显的属性，通常被隐喻认知方式作用，此类景点名称占所有以形状为侧显认知域名称的76.0%。在所有以颜色为侧显认知域的名称中，绿色和白色加起来出现占比为51.5%，因山以树为盖，水以树为邻，而冬天的山水以雪为被。数字“三”出现的频次最多，占比19.1%，因“三”常用以描述某种地理特征的重复或组合，如“三峡”，“三”还和“峡”押韵，增强了名称的韵律感。位置认知域中“中”出现的频次最多，如“天心岩”，其名称来源于该峰位于武夷山景区的中央位置，不仅体现了其地理特征，还蕴含了国人对中心位置的重视。方向认知域中“西”和“南”最为常见，因中国地势西部多高山，南部气候温润，降水充沛，多河流、湖泊。在所有声音为侧显认知域的名称中，鼓声最常见，占比为27.3%，因沿海的岩石在海浪的拍击下会发出如鼓一样的声音，这类景点也常被赋以“鼓+基体认知域”的名称，反映了人类对自然声音的直观感知。

动作认知域包含真实动作和虚拟动作，真实动作的数量远多于虚拟动作，真实动作的施事体为人或动物，两者数量大致相等。人通过身体行动体验着外部世界，动作域“藏”“渡”“当”“游”“庆”“鸣”出现频次较高且均和景点内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关；动物施加动作常为“鸣”“栖”“藏”“跳”“跑”，“鸣”，突显相对安静环境下的鸟叫声，“栖”和“藏”表明动物的天然庇护所，“跳”和“跑”则反映动物常见的运动方式；虚拟的动作域中，“相思”和“浮”出现频率最高，且均和自然景点侧显认知域的形状有关。动作域的分类性信息较少，如“重”“徐”表明动作的方式。

3.3.1.2 文化体验

侧显认知域的选择还和文化体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Panther和Radden（1999）的观点，人们选用侧显认知域时也遵循文化偏好原则，传统的总是优于不传统的；重要的优于不重要的；常见的优于不常见的；理想的优于不理想的；基本的优于不基本的，等等。上述文化偏好在本文语料库中出现的比例如下：常见的（78.6%）＞传统的（24.0%）＞重要的（16.4%）＞理想的（7.7%）＞基本的（4.5%）。

第一，常见的特征是景点命名的重要原因。景点常见特征及比例如下：形状（25.5%）＞自然现象（15.8%）＞颜色（10.9%）＞地点（10.3%）＞植物（5.1%）＞方向（4.4%）＞建筑（3.5%）>物产/位置（1.0%）＞温度（0.6%）＞气味/距离（0.2%）＞味道（0.1%）。例如，湖南的“湄江”因河岸有自然物质水草而得名，因古人多用湄表示水岸，据《说文解字》述：“湄，水艸交曰湄。”（许慎，1987：232）又例：河南的“王屋山”与中国封建王朝文化有关，因山形如建筑王者车盖得名，相传该山还为轩辕黄帝得道之所，即道教鼻祖老子李耳及各方善士问道之处，因此王屋山被誉为道教十大洞天之首。

第二，景点名称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占比为：（1）宗教信仰文化（13.3%）；（2）自然神崇拜文化（6.4%）；（3）民族文化（2.9%）；（4）阴阳五行文化（1.4%）。首先，宗教文化包含儒教（7.7%），佛教（4%）和道教（1.6%）文化。儒教地名为儒家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美愿地名，即上述文化偏好中的理想地名。如河南的“昭平湖”的昭平意为平安祥和之意；佛教地名如山西的“观音洞”因观音在此修炼而得名；道教地名如浙江的“朝真洞”相传为道教黄大仙修炼之处。其次，自然神崇拜文化则包含对毫无确定概念的动物的一种神灵崇拜，此类动物为中华祥瑞文化的化身即龙（6%）和凤（0.4%）。如广西的“龙隐洞”因神龙隐匿于此破壁而飞的传说得名。再次，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中国的游牧（1.2%）、农耕（1.1%）和渔猎（0.6%）民族文化地名。如内蒙古的“草原湖”是典型的游牧地名，因游牧地名通常以草原和植被命名（牛汝辰，2018）；湖北的“神农洞”因中华民族农业之祖神农氏上山采药发现而得名。最后，“阴阳五行观念是中国人认识自然、解释自然最原始的观念”（李国新，1991：101）。阴阳的概念被祖先们用以理解山和水的方向以及日照之间的关系，因此先民们制定出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的原则。例如，安徽的“华阳洞”因位于华山的南面而得名，此类地名只有一条。五行的数字“五”因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常被用于景点的命名中，如浙江的“五泄”，类似的名称数量多达16条，比例为1.3%。

第三，景点内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命名理据之一。人们常突显人物活动和名流贤达而命名，此类名称数量为195，比例为16.4%。如重庆的“歌乐山”因大禹会诸侯于涂山，召众宾歌乐于此而命名。

第四，基本指范畴成员中的基本范畴被转指整个范畴，此类地名出现的数量为53，比例是4.5%。Panther和Radden（1999）以表达“I’ve told you a hundred times.”为例，说明基本数字a hundred转指several times的非基本的约数，本语料库中景点名称常用中国文化的吉数和准吉数“百”“千”“万”（殷莉 韩晓玲，2004）的基本数表示许多的概念，如北京的“百花山”、辽宁的“千山”和云南的“万松山”。

3.3.2 命名模式

侧显认知域和基体认知域进行任意组合便构成命名模式，并被命名者用以转指自然景点事件域。命名模式透明地反映命名者的体验来源和认知方式。笔者通过穷尽性调查，发现本语料库内一共有51种命名模式，所有命名模式都以“I”结尾，代表命名模式的核心要素，即基体认知域，表明了名称所属的范畴（见表3）。为了区别不同的基体认知域，人们最常借用一个侧显认知域体验整个自然景点，由两个认知域构成的命名模式数量为819，占比68.8%，侧显认知域则为景点内的物理实体，隐喻的源域和景点有关的历史事件的人物，景点所处的地点，通过景点传递的情感，景点内动物或人施加的动作以及景点形成的时间。在所有模式中，只有一个认知域构成的模式“I”排名第二，占比为15.5%，该模式表示颜状、温度、气味、味道等认知域也可作为突显特征来体认。以三个认知域构成的命名模式数量为185，占比15.5%，说明景点内侧显认知域为两个的情况较少，概因人们注意力分配和认知加工的有限性。此类命名模式中，物理实体“O”的数量最多，说明人们最常感知到和景点相关的植物、动物、建筑物、物产及其他，并和感知到的其他侧显认知域一起认识景点。以四个认知域构成的命名模式数量很少，只有1条，说明这种命名模式消耗的认知努力最多，最难形成。

3.3.3 命名模式与突显知觉能力关系

命名模式中的侧显认知域及维度，反映命名者在感知景点时最为突显的知觉能力。笔者通过调查发现，所有命名模式对应的突显域数量呈现如下趋势：域矩域>基本阵>非基本域。域矩阵包含临近身体的物理实体认知域和以现实为基础的非物理实体认知域，由于人以身体为基本参照点对外界进行感知，数量最多，基本域的感知过程相对简单直接，其数量位居其次，而非基本域的感知相较上述两种认知域，则更为间接，数量最少，见表4。

此外，笔者还发现空间域对应的命名模式排列第一，除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和动觉，其他感知能力的体验基础均为空间域。说明人类的认知是基于对空间的理解之上，由空间到其他语义域的道路通过互动等方式逐步发展起来的。所有突显感知能力对应的命名模式中“OI”组合方式权重最大，最为典型，因O表征邻近身体的物理实体，证明身体是体验的核心。形状感知能力对应的命名模式最多的是“ST”，说明景点的形状常借助隐喻认知方式进行体验。非物理实体感知能力对应的命名模式中数量最多的为“FI”，表明命名者经知觉体验后发现景点的所有特征感知不显著，便在文化场域内选择发生故事的历史人物作为突显概念进行认知加工来命名。动觉对应的命名模式多由三个要素构成，因动作常伴随施事体和受事体出现并组成主谓宾构式进行名称表征，如北京的“雁栖湖”，因每年春秋两季常有成群的大雁来湖中栖息而得名。视觉、触觉、嗅觉、位置和数字感知能力对应的命名模式中数量最多的为“I”，表明颜色、温度、气味、位置和数字等景点主要成分的属性可作为区别性特征单独出现。情感感知能力对应命名模式数量最多的为“EI”，说明情感处理同样遵循体认省力原则，如中国香港的“太平山”反映人们渴望太平安定的愿望。听觉和动觉常联通一体对景点进行体悟，故听觉类景点带“A”的模式数量最多，如福建的“虎啸岩”因曾有仙人骑虎吼啸其上得名。由于景点出现的时间范围不易界定，故以时间感知的景点常借助其他要素进行命名，如河北的“鱼谷洞”以每到谷雨时节从洞里喷涌而出的一种奇怪的鱼而得名。味觉感知的景点名称数量最少，只有一条，因现实中关于景点味道的体验较少，如甘肃的“甘露泉”，因泉水味似甘露而得名。

4.结语

本研究以身体知觉形成的突显认知域构成地名命名模式为理论基础，基于自建的1,190条中国山水类景点名称语料库，考察景点名称的侧显认知域的类型，知觉突显趋势和文化偏好原则，提炼出本语料库简化的51种命名模式，分析突显知觉能力倾向选择的认知规律。此外，本文还对Evans和Green（2006）以及Evans（2019）的认知域的前概念基础分类进行补充和扩展，发现空间域是人类形成其他一些认知域的基础，空间域对应的命名模式数量最多，而在所有命名模式中“OI”的占比最多，证实“在人类的感知和体验过程中，身体和空间首当其冲”（王寅，2020：67），进一步说明身体和空间即为“体”，命名模式的构成方式即为“认”，这就是体认地名学命名的基本原理。

本文的地名研究体现《周易》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造字原理，反映地名命名体认性的本质，并助益于体认地名学的学科构建。但因语料库容量有限，本研究中的地名类型仅局限于自然地理实体地名，语言类型仅限于汉语，对地名命名体认性的有效性和可推广性有待进一步探讨。

作者：庞陈婧彧

来源：《语言教育》2025年第2期

选稿：贺雨婷

编辑：杨 琪

校对：耿 曈

审订：郑雨晴

责编：宋柄燃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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