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读者询问小镇,为什么还不加大分配改革、缩小贫富差距。小镇之前简单回答过:一是改革需要基础和时机,二是深层次、重大难点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耐心,拉长时间回顾,改革就很明显了。
如果没有2020年到2022年的意外冲击,本来是深层次改革的宝贵时机,不能说百年难遇,最起码需要以十年为周期的细致梳理才能具备。那时候旧经济增长模式尚未熄火,地方也积累了不少家底,腐败问题经过5年多的严厉整顿已经基本压制,科技和新兴产业已经到了崛起前夜,如新能源汽车产业即将在2020年突破;大众心态也很不一样,刚刚经历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阅兵,中美第一轮贸易战结束,虽然战术上各有胜负,但中国取得了战略胜利,这是毫无争议的事实,这就像经济和国际贸易领域的“抗美援朝”。
很多领域的工作也是围绕这个时间点准备的。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宣布30万大裁军,启动新一轮以打赢为目标的军事改革;同样在2015年,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2019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则提出“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注意已经从全面脱贫转变为精准脱贫,同年10月成立了全国脱贫攻坚普查领导小组。
还有很多深层次改革在同一时间推动,比如开头提到的分配改革。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个人所得税法》,开启了现在很多人习惯的年度个税申报,而就在前一年的2018年9月,中国完成了首次跨境税务信息交换,也恰恰是2019年,国家税务总局提出了升级完善“金税四期”的设想,并在次年的2020年申报了“十四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
还有地方财政从土地财政向未来财政的转变,也在筹划,涉及面很多,比如一个方向是有部分人提出的股权财政,2019年也出现了各地国资密集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
不仅是军事、经济、制度、民生层面的改革,为了提高抗冲击能力,兜底体系也在强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2019年初原新农保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正式合并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统一城乡养老体系,推进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太多太多,这是一个体系。毕竟2019年和2020年很特别,一个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另一个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年,还要编制新一轮“五年”规划,而且“十四五”规划还是“2035年远景目标”的第一个“五年”规划。
大家知道有这一个概念就行了,也不用觉得可惜,中国一路走来,每一年都挑战不断。
现实不是人能够完全决定的,还是要实事求是,决不能刻舟求剑。好在虽然经历了意外冲击,但重大改革仍然在持续推进,既然有些客观条件已经不具备了,那就努力重建新的基础,并在新基础之上推动改革。
2025年的当下,深层次改革的基础再一次充实了。
可能有读者不理解,觉得改革不就是国家一声令下,然后大家改了就行了,不听话的就抓了,就像八小时工作制,国家只要严抓就解决了。
如果现实世界真的这么容易,那美国也就不忧虑高度依赖中国了,更不用在2017年编出来所谓的“金德尔伯格陷阱”,这是一个跟“修昔底德陷阱”配套的新谬论,该谬论认为随着中国崛起、美国衰落,如果中国不愿意占据美国的生态位,那么全世界就会丧失霸权维持的秩序,会引发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动荡不安。对于这个谬论,小镇改天再详细展开,要跟美国的认知舆论战放在一起讲,跟《》配套。
昨天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发表了《思想殖民——美国认知战的手段、根源及国际危害》的报告,详细拆解美国的认知战。
小镇在2022年已经总结过美国的认知战,大家可以参见2022年4月《》,总结为“多级多部门联动机制”,这次新华社的报告,还是留了面子。
之后三年多,小镇一直战斗在认知战的战场上,写了很多相关文章,比如2023年10月《》谈中国转基因种子是如何被内外势力狙击的。很高兴,这个问题终于被官方正式提出来,以国家一贯的风格,这就代表在这一领域,战略反攻已经开始了。
回到今天的主题:为什么小镇说目前深层次改革的基础再次具备?
首先要对改革有一定的认知,一定要明白,政府不是万能的神,社会各方参与者也不是电脑游戏里100%贯彻指令的虚拟人。就算公司十来个人团建,都能搞出来各种幺蛾子,更何况涉及面如此广、要动切身利益的改革,哪有这么容易。
改革至少又具备两个关键:一是最好动增量,避免在存量上下手,典型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二是要有扎实的群众基础,参见《》。
这两个关键点,小镇要着重谈一下。
先说增量改革。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和工作经验,可能会觉得这一点没必要,会觉得富人手里钱多的是,国家直接下令富人把钱拿出来,不同意就法办,这就想得太简单了。
比如地下银行问题,这当然非法,但就是长期存在,费了很大劲,经过大量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经济改造,才基本解决了这一问题,现在又出现了新的问题。现代的问题不好讲得太多,接受读者建议,咱们讲历史。
王安石变法非常有名,经济领域的核心改革之一“青苗法”,这也是贯彻王安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基本理念,也就是认为财富有很多,关键是国家要让会理财的人去理财。王安石注意到,当时民间借贷利率很高,普遍在60%以上,高额借贷也增加了民间压力。
王安石就拍脑袋觉得,宋代朝廷完全可以把这个生意拿过来,然后只要求年息四成,这样国家有钱了,老百姓压力也轻了,只不过是拿走了富商豪族的高利贷罢了,反正朝廷有军队,怕啥。
但王安石是真的没有基层经验,他根本不明白,以宋代当时的发展水平,这个看起来太高的利率,实际是合理的,没有多少下降空间。
在没有完善的破产和信用体系下,考虑到极高的坏债率,贷款利率就得在60%甚至100%以上,否则借钱出去的大概率是要亏的,当时借贷也要进行类似今天的贷前审查,不知根知底,这钱是不会放出去的。千万不要被电视剧误导,什么不还钱就叫着一群打手抄家,那这么容易,说到底,大多数放贷的也不过就是富裕点的地主、富商而已。
王安石不仅不懂社会实践,甚至还不懂利益结构。在古代社会,能赚钱的门路并不多,那些看上去很赚钱的生意,早就分配出去了,根本不存在可以让宋代朝廷轻轻松松拿过来的财富。
所以,王安石变法,虽然在现代人看来确实合理,后来的朝代也多少沿用了王安石变法。但需要注意,现代人对改革的理解,是建立在工业革命后生产力极大增长的时代,是增量改革,而王安石试图在生产力几乎没有增长的古代存量时代进行增量改革,这就注定失败。
后来小说《绍宋》也提到了“青苗法”,小说中穿越为赵构的主角,把寺庙道院作为解决财政不足的重点之一,要求把借贷利率从四成降到三成。这其实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只不过最起码还知道,这个民间借贷还是得让民间来,而不是由朝廷直接接管,原因很简单,因为以当时的吏治能力,根本做不到确保政策不在执行中走样。实际上,历史上的王安石“青苗法”改革,反而进一步增加了民间老百姓的负担。
所以改革,不是没有办法后的革命,一定要优先寻找增量,在增量中推进改革。可能有读者会问,那大不了革命、推倒了重来,这说得太轻巧了,改革已经很难,积累了几十年,好不容易有了家底,明明还有大量办法,就非得孤注一掷?那不就成了俄罗斯“休克疗法”了吗?
这些年中国改革的一大经验,就是渐进式改革,决不搞激进。比如周其仁、林毅夫、张维迎等大学者都曾经论述过中国如何改革,虽然各有观点,但总的意见都是要稳。
比如周其仁认为最终改革要实现的目标是界定产权,推进市场化改革,实现的过程要实事求是;而林毅夫强调经济发展中政府的积极作用,也就是他提出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在这个基本逻辑下,才是根据实际情况发挥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战略;张维迎40年前就是大牛,1984年,当时还只有25岁的张维迎,就撰写了“以价格体制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后来被概括为“价格双轨制”改革,成为后来中国改革的核心思路。
当然,围绕“双轨制改革”到底最初是谁提出的,有一些争议,但随着几年前张维迎教授公开了他1984年4月撰写的建议原稿,就已经很清楚了。所以,还是要尊重张维迎教授,后来虽然也有一些争议,比如1995年林毅夫和张维迎围绕国企改革展开激烈争论,但这是改革思维之争。小镇批判张维迎21世纪初的过度私有化,不代表就不承认1984年的贡献,要辩证地看,不能搞极端。
从增量改革的角度,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国家在面对“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尊重市场自我调节,选择继续加码制造业。一方面是如小镇在《》说的:“产能过剩”是阶段性、结构性问题,长期看仍然是产能不足,距离“物质极大丰富”还太远,不足以满足14亿中国人民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更不要说支持构建近百亿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
国家继续加码制造业,准确地说是支持代表未来的先进制造业,本质就是要继续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社会总财富,尤其是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从全球切下更大的蛋糕。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培养起新增量的庞大支持群体,引导存量财富的部分参与者转移,这就可以极大降低改革的阻力。
还有一个巨大的好处,那就是盘活庞大的存量资金。总有人呼吁中国大放水、大刺激,但实际上,中国现在根本不缺钱,大量钱闲置,产生了淤塞,支持代表未来的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发展,这就给了庞大存量资金获得可观回报的投资出口,资金流动起来了,全社会都能获益。(参见《》《》)
最直接的,就是带动就业,比如新能源汽车,仅比亚迪目前员工总数2021年还只有28.8万人,2024年末就达到了96.8万人,而且这都是大大高于当地平均工资的中高端就业,仅研发队伍就超过10万人。
这种中高端就业,在全世界都是稀缺的,外国不可能愿意拿出来。就如特斯拉,其高端就业岗位,基本不在中国,虽然也提供了不少就业,但大多是流水线,以及少量的管理和公关岗。
比亚迪在很多内地城市投资建设的超级工厂,吸纳了海量就业,围绕这些工厂,不仅带来了产业集群,还盘活了当地的服务业,可以说一个超级工厂就可以极大提升一个百万人口县市的发展水平。那么在这些地方推动更深层的改革,就会容易很多,因为不同意,那就不要参与红利分配。
而当海量资本有了出口,就可以在其他地方收紧,那就是不断挤压灰色空间。小镇在2024年已经对这一改革进行了预判,参见《》,最近多篇文章也从各个领域进行了论述,认为这将是未来改革的一条主线。比如星球8月19日《端正心态,正确理解当前决策方向》。
这些灰色空间,也正是贫富差距拉大的关键原因之一,本质就是深层次分配改革。比如正在推进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近期抖音等平台已经发出通告,进行了相应调整,将于10月1日起执行。
通过挤压灰色空间,进行深层次分配改革,也就在政府不大放水、不用行政强制粗暴干预的情况下,掌握了更大可以分配的财富,就可以定向投资中低收入人群。这也是小镇在《》等文章已经分享过的。
在获得改革民意基础的关键点上,其实还得“感谢”某些“唱衰者”。比如抹黑说国内腐败、不改分配改革、优待富人、穷人没人管、老百姓好难等等,他们出发点未必是好的,但客观上形成了有利于深层次改革的舆论,现在正好用来推动挤压灰色空间,这就是响应民意。那些“唱衰者”现在总不能跳出来继续反对吧,很容易180度扭到腰。
围绕社保的争论就是典型,以前总是指责国家不管、好多企业不交社保等等,然而现在国家开始重视这一问题,网络反对声迅速变了,反过来说社保对老百姓不利。这么突然的180度掉头,反而会敲醒很多人。
到这里已经4500字了。还有很多点。比如组织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大为提升,新技术全方位赋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增长,还有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带动国际形势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变革等等,感兴趣的话,看情况单独写,小镇就先不承诺了,省得《》。
小镇要换个例子阐述未来的改革了。
还是以国家针对“产能过剩”的处置方式为例,国家采取的不同于西方和国内西方市场派的主张。
国家的主攻方向是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先进制造、扩大优势、不断增强以及在增量中推动深层次分配改革。
在这个过程中,其他方面只要不突破底线就行了。
继续加码制造业,这就好比辽沈战役。主要目标是必须歼灭国民党东北部队主力,决不能允许入关合流,这是关系全局的最高战略,如果做不到,就无法实现“解放战争拖不得”的战略构想。这就。
针对当前产能过剩,就好比死守塔山。说得直接点,只要拖延到全歼国民党东北部队,就算塔山守军全部牺牲,也是战略上的大胜。所以才有了那句话“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
进行战略决策,如果总是想着鱼和熊掌兼得,无法承受损失,那最终什么都无法实现。
不过也不用觉得分配改革就是不允许人赚大钱,国家早在2013年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就说得很清楚了。分配改革的重点是初次分配中的非法收入,这是既不公平也不平等的分配,也是民怨最大的,在此基础上持续完善再分配。
堂堂正正、干干净净的赚大钱,完全履行国家法定义务,赚多少都是自己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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