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正襟：完善社会保障与保障就业-通往社会稳定的制度基石

2025年的中国，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前列，城市天际线不断刷新，科技创新日新月异，高铁网络四通八达，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然而，在这幅看似繁荣的图景背后，一种深沉的焦虑正悄然蔓延于千家万户——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日益加剧。这种焦虑并非源于当下的贫困，而是来自对失业、疾病、养老、教育和住房等基本生活风险的恐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个根本性问题：经济增长的成果是否真正转化为人民的安全感与尊严？制度设计是否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仅仅服务于资本的积累效率？

本文将从宏观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双重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与切实保障就业对社会稳定的根本性意义。我们将论证：唯有通过系统性、法治化、普惠性的制度重构，才能真正化解民众对未来风险的深层恐惧，重建劳动与回报之间的正义关联，最终实现可持续的内需增长与长治久安的社会秩序。而当前许多“治标不治本”的短期刺激政策，不仅无法根除问题，反而可能掩盖结构性矛盾，延缓制度变革的紧迫性。

一、消费疲软的根源：不是“不愿花”，而是“不敢花”

近年来，尽管政府频繁推出“以旧换新”“消费券”“家电下乡”等刺激政策，但居民消费始终未能有效提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持续低于GDP增速，居民储蓄率仍处于历史高位。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真相：消费疲软的本质，不是收入不足或欲望不强，而是人们对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所引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人们为何不敢消费？答案藏在每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担忧中：

怕失业：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裁员频发的背景下，一个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失去工作，整个家庭的财务链条可能瞬间断裂。尤其在互联网、教培、房地产等行业经历剧烈调整后，“35岁危机”“大厂裁员”“灵活就业”等词汇已成为社会焦虑的集体符号。

怕生病：尽管基本医保覆盖率已超95%，但重大疾病带来的自费部分、特效药、护理费用等仍可能让一个中产家庭迅速返贫。一场癌症治疗，动辄数十万元，足以掏空几代人的积蓄。

怕老无所依：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养老金替代率持续下降，许多劳动者担忧退休后生活水平大幅下滑。而养老服务供给不足、质量参差，更让“养老焦虑”成为中年群体的普遍心理负担。

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教育内卷加剧，学区房价格高企，课外培训费用不菲，育儿成本不断攀升。许多年轻父母在“鸡娃”与“躺平”之间挣扎，既希望孩子有更好未来，又深感经济与精神的双重压力。

这些恐惧，本质上是对制度性保障缺失的反应。当社会保障体系无法提供足够的“安全网”，个体只能通过压缩当前消费、增加储蓄来对冲未来风险。这正是凯恩斯所指出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在现实中的体现：收入越高，消费占比反而越低；而真正需要消费的中低收入群体，却因缺乏安全感而不敢花钱。

因此，消费刺激政策若仅停留在“发券”“打折”等表面手段，无异于隔靴搔痒。消费的真正动力，来自于人们对未来的确定性。只有当人们相信“失业有保障、生病有兜底、养老有依靠、教育有公平”，消费意愿才会真正释放。而这，必须依赖于一个系统性、可持续、权利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二、就业：不仅是饭碗，更是尊严与社会认同的根基

就业，常被简化为“提供岗位”或“稳定收入”。然而，其社会意义远不止于此。就业是个人实现自我价值、获得社会认同、维系家庭稳定的核心途径。一个有工作的劳动者，不仅拥有经济来源，更拥有尊严、归属感和社会参与感。反之，失业不仅意味着收入中断，更可能导致心理失衡、家庭矛盾、社会疏离，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

然而，当前的就业形态正面临深刻异化。在“稳就业”成为政策目标的同时，大量“伪就业”现象正在侵蚀劳动者的安全感与尊严。

（一）“劳务派遣”的泛滥：制度性剥削的温床

企业为降低用工成本，普遍采用劳务派遣、外包、灵活用工等形式，规避《劳动合同法》规定的五险一金缴纳义务。据全国总工会2024年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报告》，我国劳务派遣人员已超过6000万，其中大量劳动者长期处于“同工不同酬、无保障、无晋升”的境地。

更令人忧虑的是，劳务派遣公司作为“中间商”，通过抽取劳动者工资的10%、20%作为“管理费”，形成了一种寄生性盈利模式。劳动者辛勤劳作，却要被层层盘剥，企业则以“合规外包”之名，行“规避责任”之实。这种模式下，劳动者不仅收入受损，更因缺乏正式劳动关系而难以维权。

深圳电子厂工人的“三重剥削”

以深圳某大型电子制造企业为例，其生产线上的数千名工人中，超过70%为劳务派遣工。他们与A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合同，由A公司派往电子厂工作。这些工人每日工作12小时，月均工资约6000元。然而，他们的工资并非由电子厂直接发放，而是由A公司代发。A公司从中抽取15%作为“管理服务费”，即每人每月900元。这意味着，电子厂实际支付的用工成本为6900元/人/月，但工人仅拿到6000元。

更严重的是，A公司为规避社保责任，仅为工人缴纳最低档的“五险”，且缴费基数远低于实际工资。以养老保险为例，缴费基数仅为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约2500元），而非实际工资6000元。这直接导致工人未来养老金水平极低。此外，A公司还与B人力资源公司合作，形成“二级派遣”链条。B公司负责招募工人，再转包给A公司，从中再抽取5%的“中介费”。如此层层转包，工人成为被多重盘剥的“商品”，而企业则以“零风险外包”模式实现了用工成本最小化。

这一案例揭示了劳务派遣制度的深层弊端：它不仅规避了企业的法定责任，更构建了一个以剥削劳动者为核心的“寄生产业链”。而劳动者在这一链条中，既无议价能力，也无维权渠道，尊严被严重侵蚀。

（二）“零工经济”的陷阱：自由背后的脆弱性

平台经济催生了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直播主播等新就业形态，表面上提供了“灵活就业”机会。然而，这些劳动者大多未被纳入传统社保体系，工伤认定难、职业伤害保障不足、工作强度大、算法压榨严重。他们看似“自由”，实则被困在平台算法的牢笼中，为争取更多订单而不断延长工作时间，陷入“高强度工作—低保障—更不敢消费”的恶性循环。

北京外卖骑手的“算法牢笼”

在北京朝阳区，35岁的外卖骑手张强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月收入约9000元。然而，他没有劳动合同，平台不为其缴纳社保。他的收入完全依赖于接单量和准时率。平台算法不断优化配送时间，从最初的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迫使骑手超速、闯红灯，交通事故频发。

2023年，张强在送餐途中发生车祸，导致右腿骨折。由于平台不承认劳动关系，他无法申请工伤认定，医疗费用全部自付。他向平台申诉，仅获得3000元“慰问金”。康复期间无法工作，家庭陷入困境。

张强的遭遇并非个例。据《中国灵活就业者社会保障白皮书（2024）》统计，全国约有1000万名外卖骑手，其中90%以上未被纳入工伤保险。每年因工受伤者超过10万人，但获得赔偿的不足1%。平台通过“个体户注册”“服务协议”等方式，将劳动关系转化为“合作关系”，从而规避法律责任。

这种“去劳动关系化”的用工模式，本质上是资本对劳动者的制度性规避。劳动者在“自由接单”的表象下，承受着高强度、高风险、低保障的工作状态，其尊严与安全被系统性忽视。

（三）就业歧视与“35岁危机”：年龄与性别的隐形壁垒

在招聘市场上，“35岁以下优先”“已婚已育女性优先”等潜规则普遍存在。中年劳动者一旦失业，再就业难度极大。这种制度性歧视不仅违背公平原则，更加剧了劳动者的不安全感，迫使他们提前进入“预防性储蓄”状态，进一步抑制消费。

杭州程序员的“35岁失业困境”

杭州某互联网公司程序员李明，36岁，年薪30万元。2023年公司裁员，他因“年龄偏大、薪资高”被列入名单。此后半年，他投递了200多份简历，面试20余次，但均因“超过35岁”被拒。招聘平台数据显示，35岁以上求职者的简历打开率不足20%，而30岁以下则高达80%。

李明最终转行做网约车司机，月收入降至8000元，且无社保。他感叹：“我曾是公司的技术骨干，现在却连一份正式工作都找不到。”他的经历反映了中年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中的结构性困境：企业偏好年轻、低成本劳动力，而中年劳动者因家庭负担重、学习能力下降，再就业难度极大。

这种“年龄歧视”不仅损害个体权益，更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大量经验丰富的中年人才被边缘化，加剧了社会的不安全感与不稳定。

三、社会保障：从“恩赐”到“权利”的范式转变

长期以来，社会保障常被视为政府的“福利”或“补贴”，是一种可多可少、可有可无的“减负”手段。这种认知是错误的。社会保障不应是施舍，而应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现代国家对公民的制度性承诺。

（一）教育、医疗、住房：压在民众头上的“三座大山”

当前，制约居民消费意愿的最大障碍，正是教育、医疗、住房这“三座大山”。

1. 教育：尽管义务教育普及，但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学区房价格畸高，课外培训市场火爆。许多家庭为子女教育投入巨大，甚至“六个钱包”买房。教育内卷不仅加重经济负担，更扭曲了教育本质，使“教育”异化为“投资”与“竞争”。

2. 医疗：基本医保虽广覆盖，但报销比例有限，大病自付部分仍高。商业保险价格昂贵，覆盖率低。许多患者因费用问题延迟就医，小病拖成大病。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基层医疗能力薄弱，加剧了“看病难、看病贵”。

3. 住房：房价收入比在全球主要城市中名列前茅，尤其在一线城市，普通劳动者需数十年收入才能购房。高房价不仅挤压消费，更成为婚姻、生育的障碍，“躺平”“不婚不育”等社会思潮由此滋生。

这“三座大山”本质上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与市场化过度的产物。当教育、医疗、住房被过度商品化，其基本属性——公共性、普惠性、可及性——就被严重削弱。民众不得不将大量收入用于“防御性支出”，而非“发展性消费”。

（二）社会保障的“权利化”改革方向

要破解这一困局，必须推动社会保障从“补贴思维”向“权利思维”转型：

教育公平化：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推进教师轮岗、集团化办学，逐步取消重点校制度；严格监管课外培训，减轻家庭负担；探索“教育券”制度，赋予家庭更多选择权。

医疗普惠化：提高医保报销比例，扩大药品目录覆盖；推动公立医院改革，强化基层医疗能力；建立全国统一的大病救助基金，防止因病致贫。

住房保障化：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尤其是面向新市民、青年人的公租房、共有产权房；完善租房市场法规，保障租户权益；探索“以租换购”“先租后买”等新模式。

唯有如此，民众才能真正摆脱对未来的恐惧，将储蓄转化为消费，实现从“生存型”向“发展型”生活的跃迁。

四、制度的不公平：努力为何换不来相应回报？

“你越努力，可能被剥削得越多”——这一看似极端的论断，实则揭示了当前劳动分配制度的深层矛盾。

在资本主导的生产模式下，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往往通过压低人力成本、延长工作时间、规避社保缴费等方式提升效率。而劳动者，尤其是普通打工人，议价能力弱，难以分享企业增长的红利。高强度的“996”工作制，换来的可能是微薄的时薪与不确定的未来。

更严重的是，劳动创造价值的信念正在崩塌。当年轻人发现，无论多么努力，依然买不起房、结不起婚、养不起娃，他们就会对“奋斗”产生怀疑。这种怀疑一旦蔓延，将动摇社会的奋斗精神与创新动力，导致“躺平”“佛系”“低欲望社会”等现象加剧。

这正是“做蛋糕”与“分蛋糕”的根本矛盾。过去四十年，中国专注于“做蛋糕”，实现了经济腾飞。但若“分蛋糕”的机制不公，蛋糕再大，普通人也难享其味。经济增长的合法性，不仅在于总量的扩大，更在于成果的公平分享。

（一）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数据背后的分配失衡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数据，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自2000年以来呈持续下降趋势。2000年，该比例为51.8%；到2010年降至45.0%；2020年进一步下降至42.3%；2024年初步统计为41.7%。与此同时，资本收益占比则从2000年的20.5%上升至2024年的28.6%。

这一趋势表明，经济增长的成果越来越多地流向资本所有者，而非创造价值的劳动者。以某知名互联网企业为例，其2023年净利润达1200亿元，同比增长18%，但员工平均工资仅增长5%，且大量岗位为外包或劳务派遣。企业股东分红高达300亿元，而一线员工年终奖普遍缩水。

这种分配格局导致“努力—回报”关系断裂。劳动者即使加班加点，也难以分享企业增长红利。相反，企业通过“降本增效”策略，不断压缩人力成本，形成“越努力，越被剥削”的恶性循环。

（二）“996”与“内卷”：高强度劳动的非正义回报

“996”工作制（早9点到晚9点，每周6天）在科技、金融、制造等行业普遍存在。许多企业将其包装为“奋斗文化”，实则是一种制度性压榨。以某电商平台为例，其客服团队实行“大小周”工作制（一周单休，一周双休交替），每月加班超过80小时，但加班费按最低工资标准计算，且需领导审批。

上海程序员的“猝死边缘”

上海某金融科技公司程序员王磊，32岁，年薪40万元。他每日工作12小时，周末常被要求加班。2023年，他连续加班3个月，体重从70公斤降至58公斤，体检发现肝功能异常、血压升高。医生警告其“再这样下去，可能猝死”。但他不敢辞职，因房贷每月1.8万元，孩子刚上国际幼儿园，年费20万元。

王磊的案例揭示了中产劳动者的普遍困境：高收入背后是高负债与高风险。他们努力工作，却无法摆脱“房奴”“孩奴”的枷锁。而企业则以“高薪”为诱饵，掩盖劳动强度与保障缺失的真相。

（三）全球比较：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相对滞后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劳动者在工时、休假、社保等方面的权益保障仍显不足。

工时制度：中国法定工作时间为每周40小时，但实际平均周工时超过47小时（2024年人社部数据），高于OECD国家平均41小时。

带薪休假：中国法定年假为515天，但实际执行率不足30%；而德国、法国等国年假普遍为2530天，且执行率超90%。

工会作用：中国工会覆盖率高，但独立性弱，集体谈判能力有限；而北欧国家工会通过集体合同覆盖90%以上劳动者，有效维护权益。

这种制度差距导致中国劳动者在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压榨劳动获取利润，而非提升效率或创新。

（四）重建“劳动价值回报”机制：制度正义的出路

要打破“越努力越被剥削”的困局，必须重构分配制度：

强化劳动法执行：以“法律铁腕”整治劳务派遣滥用，推动“同工同酬”；扩大集体谈判权，提升劳动者议价能力。

提高劳动报酬占比：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者在GDP中的份额，缩小资本与劳动的收入差距。

建立“劳动价值回报”机制：探索企业利润分享、员工持股、技能等级与薪酬挂钩等制度，让劳动者真正分享企业发展成果。

唯有如此，才能重建“劳动光荣”的社会信念，激发真正的创新与奋斗精神。

五、社会稳定：制度正义的最终归宿

社会稳定，不是靠压制、维稳或短期恩惠实现的，而是建立在制度正义、权利保障与机会公平的基础之上。当一个社会的制度设计能够让普通人通过诚实劳动获得体面生活，对未来有确定预期，社会自然会趋于和谐。

（一）历史教训：制度不公如何引发社会动荡

回顾历史，许多社会动荡的根源都在于制度性不公。20世纪末，拉美多国因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保障缺失，导致“中等收入陷阱”与社会动荡。巴西、阿根廷等国虽经济增速不低，但底层民众长期被排除在发展成果之外，最终引发大规模抗议与政权更迭。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能保持长期稳定，关键在于多数人分享了发展红利。但近年来，随着分配差距拉大、社会保障滞后，部分群体产生“被剥夺感”，社会矛盾有所上升。2023年某地因企业大规模裁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正是劳动者对制度不公的集中爆发。

（二）民心流失：从“奋斗”到“躺平”的社会心理变迁

当制度无法保障努力与回报的正向关联，民众的心理将从“奋斗”转向“躺平”。2024年《中国青年社会心态调查》显示，1835岁群体中，43%认为“努力不一定有回报”，38%表示“对未来不抱希望”，27%选择“低欲望生活”。

这种心理变迁不仅影响消费，更削弱社会活力。企业难以招聘到有激情的员工，政府难以推动改革，国家创新动力下降。长此以往，将陷入“低增长—低信心—更低增长”的恶性循环。

（三）制度正义：民心的再回归

要实现真正的社会稳定，必须让制度成为“民心工程”。这意味着：

就业保障法治化：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获得正式合同、五险一金和职业发展机会。社会保障普惠化：让教育、医疗、住房成为可及的权利，而非昂贵的商品。分配机制公平化：让劳动者分享企业增长红利，重建“多劳多得”的信念。

只有当制度真正服务于人，而非资本，民心才会回归，社会才会真正稳定。

六、制度重构：从“幻术”到“根基”的战略转型

制度重构：从“幻术”到“根基”的战略转型。要实现真正的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必须摒弃“短效刺激的幻术”，转向“制度重构的根基”。具体路径包括：

（一）就业保障法治化

修订《劳动合同法》，明确禁止滥用劳务派遣，规定企业直接用工比例。建立“劳动权益黑名单”制度，对违规企业实施联合惩戒。推动平台企业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工伤、养老、医疗等基本保障。

（二）社会保障普惠化

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信息平台，实现五险一金全国通办。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医保报销比例，缩小城乡差距。探索“全民基本收入”（UBI）试点，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底线保障。

（三）公共服务均等化

加大财政对教育、医疗、住房的投入，确保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民。推动优质资源向中西部、农村地区倾斜，缩小区域差距。建立“民生支出优先”机制，确保财政资金真正用于民生改善。

（四）收入分配正义化

完善累进税制，提高高收入群体税负，减轻中低收入群体负担。建立企业工资指导线制度，确保劳动者收入与企业效益同步增长。鼓励企业实行利润分享、员工持股，增强劳动者归属感。

结语：民心的再回归，始于制度的再设计

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应仅以GDP总量、高铁里程或航天成就来衡量，更应以普通人的尊严、安全感与幸福感为标尺。当一个劳动者可以安心工作而不惧失业，生病有医而不怕倾家荡产，老有所养而不忧孤独终老，孩子有学上而不必“鸡娃”内卷，他才会真正相信这个社会是公平的，值得为之奋斗的。

因此，完善社会保障与保障就业，不是经济政策的“附属品”，而是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的“压舱石”。它关乎的不仅是消费能否提振，更是人心能否凝聚，制度能否赢得信任。不要再沉迷于发消费券、以旧换新的“幻术”了。是时候用制度的重构，换来民心的再回归。因为，真正的经济底气，来自于人们对未来的确定性；真正的社会和谐，来自于制度对每一个人的尊重与保障。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走出“越努力越被剥削”的怪圈，重建劳动与回报的正义链条，让每一个普通劳动者，都能在时代的浪潮中，挺直腰杆，安心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