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元帅中,贺老总古道热肠、又具备极高的党性原则,在军内威信一直很高,可以说无人不服。许多读者谈起贺老总,都能感受到他那种由内而外的正气,却又说不上这种感觉具体从何而来。其实也不用讲大道理,只需要举两个战争年代的具体用人案例,你就会清楚知道老总是怎样的人。
红军长征过程中,二方面军在1936年甘孜会师后不久,正式确立番号。其实此前一段时间,红二、红六两个军团就是一起行动的,本来贺龙是红二军团长,方面军建立后,他升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是两个军团的共同领导。
甘孜会师时,出身红一方面军、此前又被迫跟随左路军南下的将领陈伯钧,经过组织研究,被交流到贺龙麾下,出任红六军团长。这个职务非常突出,算是“位高权重”了,老总手下总共只有两个主力军团,却毫不犹豫地任用了此前从没见过面的陈伯钧,让他负责执掌其中一个。
陈伯钧参加过1927年秋收起义,红军早期多次在逆境中支持过教员,他既能打仗、革命立场也很坚定。贺龙听朱老总、刘伯承仔细介绍过这名同志后,当即认可并称赞陈伯钧的品行,同意对他委以重任。这个决定耐人深思:陈伯钧再怎么优秀,毕竟老总之前都没见过这个人啊!
通常执掌重兵多年的高级将领,是很看重部队领导权的,而贺老总忠于组织,对军权并不迷恋,他胸怀宽广异常无私,为了维护红军队伍团结、确保长征胜利,老总乐意接收来自老中央红军的干部,这本身就是一种革命立场的展现。不光陈伯钧,一起过来的还有另一位开国上将彭绍辉,彭绍辉出任红六军团参谋长。
而在抗战初期,还有第二次用人案例,更令人感慨。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0师,前面说到的陈伯钧,作为原红六军团主官,理所当然地成为120师359旅首任旅长;那358旅的旅长,该由红二军团将领担任吧?
正常来说是这样的。贺龙老部队里,有一位他非常欣赏的部下,叫卢冬生。可因为一些主客观原因,原本被组织确定为358旅旅长人选的卢冬生,坚持要治病疗养、后来还去了苏联学习,贺老总亲自劝说也没有用。但旅长必然要有,卢冬生不上任,那就选其他将才。
经过一番斟酌,中央安排张宗逊同志挑起重担,事先自然也跟贺龙进行了充分沟通。贺老总没有二话,同意张宗逊任职。张宗逊跟陈伯钧一样,也是参加秋收起义、从井冈山出来的干部,是典型的中央红军名将。要知道红二军团跟红六军团,多少还有些区别,这支部队是贺龙在湘鄂西根据地,一手拉起来的。因此1937年张宗逊接管队伍,比一年前陈伯钧执掌红六军团,更加能体现老总的高尚品质。
并且张宗逊担任358旅旅长,一干就是8年之久,到抗战完全胜利时,该旅旅长还是张宗逊,他自始至终跟贺龙配合得很好,老总对张宗逊的能力称赞有加。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张宗逊成为西北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帮助彭总统领大军,而西野的底子正是贺龙曾经执掌的红二方面军、八路军120师。
军事生涯中,能够先后两次,把自己核心部队里最关键的军事主官岗位,交由其他体系出身的将领执掌;并且真心实意地接纳人才,领导队伍一起战斗,这就是开国元帅的风骨。如此老总,谁能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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