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东北军的冀中抗战往事:我们要像红军那样到敌后打游击去

我和东北军六九一团的冀中抗战往事:我向全团官兵说，我们面前只有回师北上一条路，像红军那样到敌后打游击去。作者吕正操时任东北军六九一团团长，本文为其口述回忆。

七七事变爆发后，我率东北军五十三军六九一团正在石家庄驻防。我已于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团内党的组织发展很快，已经基本上掌握了这支部队。

关于开战后，六九一团的行动问题，北方局指示：国民党军队肯定会很快溃退，你们就留在敌后找地方党，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此后，我们就坚决遵照党的指示行动。

五十三军先是开到任丘东北六苟各庄，后到永定河曹家务。

当永定河防线被突破后，我们整队沿河堤向南撤退。1937年10月9日,在束鹿东南耽庄村，我接到师部的命令，要我团开往藁城南四德村、梅花镇一带，掩护五十三军的左侧，与六十七军取得联络，于是，我团即按行军序列，向指定地点急进。

10月10日下午，我团先头部队，将进抵半壁店时、突然发现敌人骑兵，约五六十名。敌人的骑兵也发现了我们的队伍、并有占领村庄的企图。我先头的尖兵连长非常果断，即令尖兵排以极快的速度，跑步抢占村庄，其余两部由村之两端取包围形势、进攻敌骑。

发生激战约一小时，敌人的骑兵难于支持，便向沧石路狼狈逃窜。这次战斗，毙敌少尉队长一名，土兵八九名，战马八九匹；伤敌十余名。缴获马枪二支、战刀四把，洋马鞍等军用品。

半壁店袭击敌骑，这是从“七七”事变以来永定河之战后，我团的第二次对日作战。这次战斗结束以后，我们继续向师指定的地点急速前进。当晚，我团第一营进入梅花镇，第三营进入四德村。

梅花镇是一个土围子，方圆有四里，土围子高丈余，很坚固。一营进镇以后，即将四门堵塞，第一连防守镇的东面和北面；第二连防守西面和南面。

这天夜里10点多钟，约有一营兵力的敌人，由藁城向南推进，其先头部队，与我西关步哨发生战斗。其后续部队渐次到达，拂晓前即向镇西北角猛烈攻击。我守城部队与敌发生激烈战斗。敌攻城部队因伤亡过重，遂向我左翼包围，终因我以猛烈炮火压制.

未能得逞。我炮兵瞄准发射，将敌人密集部队歼灭二三百名。经过激战，敌人大部被我歼灭。

次日，敌人援军陆续增加，将我一

营团团包围，但始终没有突破一营的防守。

梅花镇的群众，对我团热情支援、争先慰劳。全团官兵誓与阵地共存亡。这时，五十三军已经跑得很远了。师长周福成和旅长丛兆麟分别打来电报，叫我们丢下一营不管，带三营追赶他们。

我坚决不同意，便派三营七连，在团属重迫击炮掩护下，冲破围攻东门的日军阵地，接应一营突围。此时已近黄昏。

这次战斗，敌人伤亡七八百名，我军阵亡一名连长，一名班长，二十余名战士。我军守城的指战员，因为半壁店袭击敌骑成功的鼓舞，战斗情绪高昂，加之党员积极分子深知守住阵地才能早日回师北上，所以能在敌军强攻下，英勇顽强，激战竟日。

这是我团自“七七”事变以来进行的第三次并夺得胜利的战斗。

第一营突围后，部队靠拢在一起。这时，沙克找我来了。我正在战壕里，手里拿着两份电报，观察战场上的情况变化。我对他说:“五十三军跑远了，把我们丢给了敌人。”

沙克皱着眉头，一时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我说：“这正是机会，就此脱离他们，北上找党、打游击去！”

当晚八点钟，在四德村集合部队。我把营、连长召集在一间大房子里，商议今后行动。我说：“我团的处境大家清楚。今天师长和旅长都来了电报，让我们丢下一营去赶他们。各位请想一想，一营是我们患难与共的弟兄，难道我们能丢下他们不管吗？”我说到这里，把电报放在桌子上给大家看。

大家一听说师长和旅长要丢弃一营，都非常气愤，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太狠毒了，再不能跟着他们跑下去！”特别是一营的军官，更是火冒三丈，一个个连声叫骂，一些参加“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的连长更是磨拳擦掌、争先恐后地站起来，激昂地说：

“再不能跟他们往南逃跑了，应该趁机北上抗日！”

“我们服从团长指挥，请下命令吧！”

“对，团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敌人攻打梅花镇的枪炮声还在响着，我看看大家激动的面孔，斩钉截铁地说：“现在师主力已跑远，如果我们要去追赶他们，一路上困难重重，而且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依我之见，摆脱当前之敌，到晋县东北地区去。至于以后如何行动，我们到那里再商量。”

经过分析形势，大家都同意立即回师北上，认为我们对这一带以北地区熟悉，地方党的关系也比较好找，不能再往南去。我们便在地图上选定北去晋县小樵镇，想在那里进行休整。

大家相继散去之后，几个党员留下来又在一起研究，决定通过“东抗”发动和掌握群众，准备到小樵镇后再召开有士兵代表参加的会议，讨论北上打游击的行动计划。

部队于9点准时出发，当夜开往晋县小樵镇。

小樵镇，当地习惯把它叫“小里小”，实际上一两千户人家，有一些店铺，也还富裕。但由于兵荒马乱，街

面十分冷落。

我们在小樵镇休息了三天，对外严密封锁消息，只准进人，不准出人。我们连夜召开了党的会议，讨论部队整编和北上行动计划。并在一所小学校的大教室里，召开了有士兵代表参加的官兵代表会议。每个连选两个代表。最先到的代表，多数是“东抗”队

员。

人们陆续走进一间明亮的课堂，怀着激动、肃穆的心情，屏着气息，静静地等待会议开始。当人到齐以后，我走到大家面前，根据党的指示精神，主持会议。我说：“今天不是普通的会议，而是商讨决定我们大家的前途命运。近来时局变化很快，还不到半

个月，日本侵略军就占领了华北大片土地，可是中央军还是一味撤退。如果我们继续跟着跑下去，不但打不了日本鬼子，而且还有断送部队的危险。我们每一个爱国军人，都负有保卫国土、收复失地的责任。”

接着，我讲“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的悲惨遭遇和我在西安看到红军的情形。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我最后

说：“五十三军既然把我们甩下，不要我们了，形势已经不允许我们有任何别的选择，面前只有一条路：回师北上，像红军那样到敌后打游击去。不知大家的意见怎么样？”

我的讲话，像是在干柴上加了一把烈火。这时，只见一个“东抗”队员站起来说：“国民党不抗日，跟着它干什么？大家想想，在任丘大清河，在永清永定河，挖了两次工事，结果怎么样？撤下来了。在梅花镇这一仗，也还是消灭杂牌军的圈套。想起牺牲的那些弟兄，真寒心！”

他刚讲完，坐在角落里的一个连长说：“回师北上，我看值得三思。敌众我寡，岂能站得住脚？再说，脱离主力，吃穿又从哪里来？”

军械长霍地站起来，驳斥说：“只要不糟蹋百姓，狠狠地打鬼子，老百姓绝不会让我们饿肚子。”

另一个连长出来插话：“我看还是慎重为宜，万不可草率从事。北上打游击，请问咱们哪个打过游击？”

又一个连长站起来，紧握着拳头高声喊“这话不对！我们有不少人在西安训练班向红军学过游击战术，也不能算完全外行。我代表全连士兵拥护北上！”

这时，有人四下观望，有人低头吸烟，也有人急得直跺脚。一直没有发言的士兵代表，听有人反对北上，争先恐后地开了口:“天天唱打回老家去，往南跑干什么？”

“宁愿北走一千，不愿南下一竿!”

“愿当亡国奴的让他们自己走，我们要北上！”

“对呀，让他们自己跟着国民党的屁股跑吧！”许多人同声喊着这句话。

与会者叫喊着，挥动着手臂，围着反对北上的军官质问、激昂慷慨。可以鲜明地感觉到，回师北上抗日的气势，就像一股洪流，是不可阻挡的。主张南下的人坐在一角，低着头，吸着烟，脸上一红一白。

眼看着大局已定，我便趁热打铁，站起来宣布：“根据大家的意见，全团立即回师北上！”

我的话音刚落，会场上掌声齐鸣，群情沸腾。我挥挥手，让大家静一静，说：“从今天起，我们脱离东北军，成为抗日的革命队伍了！”又是一阵掌声、欢呼声。

接着，我们讨论改变部队名称的问题。大家一致建议要坚决甩掉五十三军的番号。当时多数人希望改称红军，但因还来和地方党、老红军接上关系，有人主张另起一个名称。经过民主讨论一共提出各种名称二三十个。大家主张不受地域限制，自然也包含着“打回老家去”的意愿。最后，决定改称人民自卫军。会议又讨论戴什么臂章。大家认为应区别于国民党旧军队，要有鲜明的革命标志。讨论的结果是采用长方形臂章，白底，蓝边，上面为人民自卫军五个蓝字，中间是一颗红星。并约法三章，严明纪律，不准扰民，发动群众抗战，官兵平等。

会后，代表向全体官兵传达了会议精神，即刻全团掀起一股回师北上的热潮。

这一天，是1937年10月14日。六九一团的每一个官兵，此后无不始终牢记改编为人民自卫军的这个日期。因为，从这一天起，我们的团队走向了新生，我们每个人也都和自己的团队一起，走向党、走向人民、走向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

部队改编后，我担任人民自卫军司令员。下属三个总队：一总队队长赵承金，二总队队长于权伸，三总队队长沙克。我们并立即选拔一批优秀党员和进步分子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

人民自卫军回师北上，配合地方党的武装，很快攻占高阳，在冀中开创出抗日新局面。我们还积极派人与晋察冀军区联络。聂荣臻司令员知道我们的情况后，即派孙志远来人民自卫军工作。

这样，人民自卫军就和晋察冀军区正式建立起隶属关系。不久，晋察冀分局又决定黄敬到冀中任区党委书记。接着，中央命令:把冀中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成立冀中军区。我任纵队司令员兼军区司令员。

此后，八路军第三纵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创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和坚持敌后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与冀中人民一起，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扫荡，终于和全国人民一起，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吕正操将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中的杰出代表，他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是共产党在平原地带建立的第一个根据地。在无险可守的平原环境下，他紧紧依靠群众，实行民主选举、减租减息、取消苛捐杂税等一系列政策，改善民生，发展生产，深得百姓拥护。他与群众关系极好，曾说“我是活在群众之中”。军民鱼水情，是冀中根据地能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面对平原作战的不利条件，吕正操和冀中军民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等多种有效的游击战术。地道战被誉为“人民的伟大创造”，对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具有巨大意义。例如清苑县冉庄的地道，在1943年2月7日的战斗中，曾取得毙伤日伪军二百多人的战果。

吕正操指挥的掌史村突围战（1942年6月12日）是其军事指挥艺术的杰出体现。面对数倍于己的日伪军，他沉着应战，巧妙示弱，命令部队初期只使用轻武器诱敌，使日军误判其为“土八路”。待敌松懈且夜幕降临时，他果断下令集中重武器猛烈反击，最终成功掩护军区机关及非战斗人员共2000余人突围。此战以我军伤亡46人的代价，毙伤日伪军约500人，创造了敌我伤亡比约1:10的优异战绩，被中央军委誉为“平原游击战坚持村落防御战的范例”。

吕正操在百团大战（1940年）中也率部取得了显著战果，拔掉日寇据点29个，收复县城几十座，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受到了八路军总部的通令嘉奖。

毛泽东主席曾称赞：“吕正操和他的冀中部队是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模范，坚持人民武装斗争的模范”。连他的对手，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也曾数次巨额悬赏他的头颅，但每次进攻都被吕正操击败，甚至不得不发出“心服口服”的哀叹。

吕正操自己曾总结说：“我一辈子，就是打日本，管铁路，打网球三件事”。他将“打日本”列为人生第一大事，足见抗战在其生命中的分量。他从一个怀有朴素爱国情感的东北青年，在国难当头的历史洪流中，逐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终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杰出的军事将领，其从爱国主义走向马列主义的历程，是许多同时代先进分子的共同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吕正操历任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副部长，代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政治委员，并先后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2009年10月13日，吕正操在北京逝世，享年106岁。他是最后一位逝世的开国上将。

致敬吕正操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