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图云关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抗日战争期间,国际援华医生们在血与火中用手术刀、绷带和药品为中国人带来了生的希望。近日,他们的后裔一行二十余人,应贵州省外事办公室邀请来到图云关,参加国际援华医生纪念仪式,并参观了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及纪念馆等地。
国际援华医生们都有哪些深刻经历,又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从文化不通的“拒绝治疗”到被认为是“神医”,其中发生过怎样的故事?缅怀先人,铭记历史,援华医生后人亲至图云关的所见所想与先辈们的讲述产生了哪些共鸣?本期《近观中国》开启那些尘封的记忆。
从文化差异被拒绝 到成为“神医”之路
上世纪30年代,中国正在经历残酷的抗日战争。彼时的西班牙内战中,一群来自不同国家的左翼医疗工作者,加入了国际纵队,支持共和政府这段经历,让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西班牙医生”。
1939年,西班牙内战结束后,这群心怀革命理想的外国医生,受到中国战场的召唤,从欧洲的各个港口乘坐轮船,再到卡车,用尽一切办法行驶数千公里,一路向东,终于在1939年10月初,抵达当时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驻地——贵阳图云关。
沈恩·乔治就是其中的一位匈牙利外科医生,当时他带着简单的行囊和救死扶伤的理想,冒着生命危险远道而来,与中国百姓一同过着艰苦的生活。多年后,沈恩·乔治的儿子Peter和Jozsef,与父亲一样带着简单的行囊来到贵州图云关,向纪念馆捐赠了父亲当年使用和珍藏的物品,其中有两枚特别的中国印章。
1939年9月,与沈恩医生同行的还有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德国医生贝尔、罗马尼亚医生杨固等人。
战时的图云关,各方面条件都很艰苦,外国医生们与中国医护人员们一起,住茅草屋、睡竹板床。在蚊虫肆虐,药品、病房、医疗器械供应严重不足的条件下,开展前线工作。
Peter Somogyi(援华医生沈恩之子):“那时的中国人非常相信人会有来世,所以,他们宁死也不愿让人切除自己身上的任何部位。父亲曾跟我们说,有时他想救人却格外艰难。比如,明明知道这个人需要做阑尾手术,却没法动刀,因为病人不同意。有一次,一位病人需要截肢,却还与父亲争吵,‘医生,您不能这么做,我不想来世变成独腿鬼啊!’”
文化差异让治疗出现了阻碍,不过,这样的情况,在之后的一次救治中得到了改善。当地农民带来一位“失明者”求医,经诊断,患者因为上长了一个大痈疮导致眼睛睁不开。沈恩用手术刀切开痈疮,让脓水流出来,痈疮变小后,患者立刻睁开了眼睛,大家都认为沈恩就是“神医”。经过这次不算简单的治疗,沈恩及所有“西班牙医生”的声望都大大提高了。
对于远道而来的欧洲医生来说,眼前的中国,既陌生又令人新奇,而中国人既是“古怪”,又很友好。他们一边救死扶伤,一边也在细致观察。
几年前,在不断搜集父亲中国遗迹的过程中,Peter和Jozsef找到了一篇沈恩医生1940年发表在报纸上的珍贵文章,其中这样描述了他对战时中国和中国人的初印象:“经过12000公里的行程,我们终于到达了中国边境。在这里,我们从火车改乘卡车,走完了最后1500公里最终抵达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所在地。我们是在黄昏时分越过边境的日军经常会轰炸这个地方,有一次跑警报的时候,我们在村子附近的树林里遇到了一位鞋匠。当时,日军飞机就在村子上空盘旋,可他却毫不在意,还在乐呵呵地换鞋底。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可见中国拥有多么惊人的生命力,只要有一片地方,四五个中国人就能盖起一间房子。他们在为自己建造新家。”
先辈和后辈的共鸣
在纪念馆的展厅中,Jozsef看到了父亲沈恩当年来支援时的臂章和徽章,这是他和Peter在2019年捐赠的,当时纪念馆还没有完工。再次来到纪念馆,他很惊喜,这里从设计到陈列都非常用心。
当看到那件曾经被兄弟俩珍藏很久的衬衫时,Peter再次想起了父亲。
Peter Somogyi(援华医生沈恩之子):“
这件衬衫之前就在父亲的箱子里,我对它的感情很深,在我父母的结婚照里,父亲穿的就是这种款式的衬衫,甚至可能就是这一件,它一直在箱子里放着,多年来,我们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它。”
从1939年秋天开始,国际援华医生便往返奔赴于各大前线战场,比如当年9月,捷克医生纪瑞德、奥地利医生严斐德和德国医生白乐夫就赶往了湘赣前线。德国医生孟乐克曾这样描述:“在中国行军就仿佛置身歌德时代,背上寝具和个人物品就能出发,如同游走于中世纪。现代文明带来的束缚也被抛之九霄云外,真是一种难得的体验呢。”
孟乐克的语气云淡风轻,但背后却是难以言说的艰辛。此次到图云关的医疗队后人中,很多都是只知自己曾祖辈故事的年轻人,但来到这里,他们眼前似乎有了画面,很多跨越世纪的记忆变得鲜活起来。
Yana Kamenets Kaya(援华医生甘理安曾孙女):“这是我父亲的祖父甘理安,这是我曾祖母、父亲的祖母,在这里不仅看到我们家人的名字,还看到那些我们熟知的人的名字,感觉非常特别。中国人民一直铭记这段历史,他们心怀感恩,珍视我们的先人的英勇作为,珍视他们的付出和奉献,从未忘记过去,这对我们来说非常有意义,感谢你们。”
二战期间,二十四道拐是国际援华物资运往中国大后方的关键陆路交通枢纽。当时,各类援助物资都可以从这里转运,而这里也印刻着关于医疗队的故事与记忆。
Jozsef Somogyi(援华医生沈恩之子):“我是个城里孩子,在布达佩斯长大,现在,当像个游客一样看这条公路,我很喜欢,满眼的葱翠、孤峭的岩石风貌......但让我去想象父亲当年的经历,我觉得很艰苦,当时,即使开着卡车,通行也十分艰难。天呐!要是到冬天,这里有积雪、冰面,车辆根本无法通行,交通就会彻底中断。”
Mirah Lim Todd(援华医生林可胜孙女):“从小到大,父亲经常提起这里,因为他那时就住在图云关。父亲总说,牙买加让他想起中国,我以前完全无法理解,两个国家远隔重洋,牙买加又是热带国家,哪来的相似之处?现在我想告诉他,我懂了,我明白他的感受了。这里的植被、气温和牙买加的蓝山太像了,所以现在我深深理解父亲为何在牙买加会感到自在,把那里认作故乡。理解他为何始终与中国、与他的童年保持着联结。我的祖父,我不得不承认,我对他取得的一切成就深感敬佩,经历了如此多的艰难困苦之后,他依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正因如此,此刻能够站在这里,我仿佛正追随他当年的足迹前行,感到无比荣幸。”
离开中国 和中国依然很近
除了纪念活动,国际援华医疗队的后人们还参观了青云集市、国家大数据交流体验中心,并体验了中医文化。
尝试用中医称药材的保加利亚小伙安东说这一口流利的中文,他的外曾祖父甘扬道曾于1939年8月应国际医药援华会招募,与其他十几位欧洲医生一道来到中国 ,参与医疗救援。
Anton Agov(援华医生甘道扬曾外孙):“我曾祖父带他的小队去各种各样的地方,我知道他去过湖南、四川还有贵州。”
在不断往返奔赴于中国各大战场的九年里,援华医生们的最杰出贡献之一,就是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建设。甘扬道就曾用竹子搭建简易太阳能淋浴槽、建立洗浴点。此外,他们还在前线建立了百余个排粪池、除虫站等,减少了传染病肆虐和非战斗性减员。
受家中中国文化影响颇深的安东,曾在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并于2023年,在保加利亚开了一间中医馆。
Anton Agov(援华医生甘道扬曾外孙):“曾祖母她是中国护士,她会帮所有家人打针,会针灸,我第一次见到中医或者针灸就是外曾祖母介绍的。我很喜欢中药,以前也在中药房实习过。我们在保加利亚开了一个中药店,希望以后也推广中医文化。”
安东的外曾祖母张荪芬,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护理系,之后只身一人从北京绕道香港、越南,来到图云关担任教官,参与救护队服务,并随援华医生们参加战地救护工作。期间,她与甘扬道喜结连理,抗战胜利后,夫妇俩回到保加利亚定居,但从未切断与中国的联系。
Anton Agov(援华医生甘道扬曾外孙):“曾祖父非常喜欢中国文化,在中国学会了中文,他们一起唱歌,一起吃臭豆腐。他在保加利亚也一直推动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有新的中国人来到保加利亚,他们都会照顾,一直很想念中国。”
从1938年到1945年,共有30余位国际援华医生来到中国,支援中国抗日战争。其中,英国籍女医生高田宜、罗马尼亚女医生柯让道夫人、罗马尼亚护士柯芝兰、奥地利医生王道在中国牺牲,长眠于这片土地。
更多内容,敬请收看本期《近观中国》。
制片人:张小玲
编导:杨晓婷
编辑:于二丫 付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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