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4日,我方政府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决定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的战斗,给越南侵略者以应得的惩罚。完成战斗准备后,我军于1979年2月17日凌晨正式向越军阵地发动进攻。
在向越南开战前夕,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中美会晤期间坦诚宣读美国立场,极力劝告中国领导人“放弃军事反击”,警示中国的行动计划是“错误设想”,“行动有巨大风险”。我方政府经过仔细考虑后仍决定发动自卫反击作战,战斗开始后,华盛顿的态度却悄然发生转变,从公开劝阻转向了事实上的“暗中支持”。
美国为何会在短时间内从“极力劝阻”转向“暗中支持”?这背后又有何战略考量?我们一起来深入探究,美国在战争背后的战略摇摆与选择。
1949年新中国成立,越南仍处于混乱时期,作为越南的邻居,我们在之后的28年时间里持续为越南提供援助,帮助越南人民脱离苦海。在越南抗法、抗美战争中,我们为越南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装备和军需物资94.3亿吨、经济援助200亿美元,还派出军事顾问团,高炮、铁道、工程和通信部队(300000人)秘密支援越南军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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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越南提供了大量的无私援助,越南本应对我们怀有一颗感恩的心,但越南方面不仅不感恩,在1975年独立后还奉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在国内大规模驱逐在越华侨,非法侵占华侨资产、侵略我边境领土。面对越南的嚣张行径,中央军委于1978年底决定对越南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给越南一个教训”。
1978年12月7日,中央军委经商议,决定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作战。随后调动广州军区、昆明军区着手战斗前准备。决定对越南发动自卫反击作战后,中央领导人邓小平多次公开发表声明,甚至直接向越南政府发出警告:若越南继续无视中国政府的抗议,继续推行反华排华侵华的政策,中国将采取行动给这个“地区霸权主义”予以“应得的惩罚”。
同时,邓小平在外交场合也多次提到和越南的边境冲突,表示将会给越南一个“教训”。如在1979年1月底访问美国时,邓小平在华盛顿公开表示:对于越南,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他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
当时我们已经和美国完成了和平建交,美国和苏联正处于“冷战”阶段,越南也在苏联支援下与我方成为敌对关系,此时中国和美国处于利益共同方。在1979年1月底访问美国时,越南和苏联的行为实际上已经违反了中美联合建交的共识,按理来说此时美国应该和我们一同反对苏越的霸权主义行为。
但是时任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听到我们的决定后,态度是明显的,不希望中越开战,甚至说并不看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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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邓公访美,同美国总统卡特进行了2天3次正式会谈,会谈过程中,邓小平提到了越南可能在东南亚采取的行动,认为在中越边境关系中“看不到缓和的任何可能性”,“国际形势正在一天天变得紧张起来”。同时表示:“中国计划采取短暂的惩罚性行动,以抑制越南的野心,考虑到苏联可能在中国北方做出反应,中国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希望届时美国在国际上提供道义上的支持”。
对于我们提出的这一请求,美国方面的态度并不积极。
在此前美国就对中越边境地区的局势和中越武装冲突爆发的可能性进行了多次评估,最终得出结果:美国不会帮助苏联对付中国,也应该竭力阻止中越军事冲突的爆发。因此,美国国安会决定“不支持中国政府可能采取的行动”。对美国国安会的这一决定,卡特表示支持,所以在1979年1月30日的会谈开始前,卡特就明确表示:中国进行“自卫反击”的设想是一个“错误”,美国不可能支持中国可能采取的行动。
之所以持此态度,美国方面认为:第一,联合国和世界上很多国家已对越南进行了谴责,越南已经处于不利地位;第二,中国在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足以对越南形成有效威慑,无需直接派兵;第三,这种严重事件可能会升级为地区性军事冲突;第四,中国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导致苏联在越南驻军增加。因此,卡塔还力劝我们放弃对越南采取的武装行动。
其实,美国不支持我们的根本原因不外乎两点:第一,避免与苏联直接对抗。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基调是“人权外交”与“缓和战略”,当时苏联与越南签订有《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如果美国支持中国对越作战,就很可能被视为对苏联势力范围的挑战,美国和苏联的“缓和战略”将会彻底破产。
第二,对中美关系的谨慎。卡特担心中国对越发动自卫反击战后会让国内反华势力指责我们是“好战的侵略者”,从而阻碍刚刚起步的中美关系。因此,卡特在我军1979年2月17日向越军发动反击作战时进行紧急劝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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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在1979年听到对越作战计划后,谨慎地提到了美国在越南的“教训”。但卡特低估了中国惩戒越南的决心,也高估了苏联的反应。面对美国的劝阻,邓公回答的也很直接:那要看是哪家的军队。能这么说,就证明我们已经有一定把握,这场对越反击作战是必须要进行的,也是为维护领土安全不得不做的。
另有一点需特别注意,尽管卡特在战前极力劝阻,但当战争真正爆发后,美国却悄然改变了态度,对我们进行暗中支持。
1979年2月17日凌晨,一线22.5万解放军部队向越南前沿阵地发起了进攻。在战争爆发的第一时间,苏联做了什么呢?苏联政府对我军进攻越南的行为进行了强烈谴责,以及口头威胁,但却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的军事行动。
另外,苏联在越南的行动也只是空运了一些军事物资并派遣了军事顾问,并未在我国北部边境采取任何大规模的军事动员或进攻行动。
当时苏联在全球扩张的战线过长,已经显现疲态,且苏联并不愿意为越南这样一个小国同中国这样一个共产主义大国发生直接冲突,苏联只是把越南当作一颗棋子,根本不会为了越南冒险和我们撕破脸。
苏联的反应是卡特没有料到的,因此对苏联的顾忌也少了很多,对中越边境作战的态度逐渐开始转变。另外,中越边境战争爆发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坚持的现实主义观点在美国政府派系斗争中也逐渐占据上风,认为美国应该暗中支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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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979年2月17日,美国国安会召开讨论中越冲突的首次会议,确定了“不军事卷入,不因中越战争而扩大在东亚的军事基地,但拥有自己行动的权力,以此对苏联形成牵制,阻止苏联的武力介入”的主要方针。
美国在之后的表态过程中,“既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也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劝告中国、越南和苏联保持冷静,不要采取使冲突升级的行动”。
同时,美国暗中对中国提供支持。通过其强大的全球侦察网络,向我们提供了苏越军队动向,尤其是苏联在远东地区和中苏边境上的军事部署情况,这在某种程度上给中国吃了一颗“定心丸”,能集中精力应对越南战场上的作战。
不仅如此,在之后与苏联的交涉过程中,美国也多次强调越南对战争应负责任,要求苏联不得干涉,这样一来立场就更加明显了。美国希望能够通过向越南施压的方式促使其从柬埔寨撤军,同时迫使苏联对越南提供有限的军事援助,以控制中越战争的规模。
从战前的极力劝阻到战争开始后的暗中支持,美国政府这种看似矛盾的立场转变,其实是美国需要向中国示好。卡特政府之所以冒风险在中越作战紧张时刻提供暗中支持,是为了向苏联施加压力,一旦苏越在亚洲地区获得势力范围,势必会影响到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国帮中国就是帮自己。
美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种种表现都验证了一句话:一切行动,必须以自身利益为最高准则。这其实也是各国在外交中遵循的基本原则,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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