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掩护同志，17岁的杨静娟被捕，日寇凌辱他，指甲被拔光

“1941年7月的夜风真闷，队长，他们就在前面那座土屋！”这一声奸笑，是驻守定海的日军宪兵在深夜里发出的。就是这个时刻，17岁的杨静娟为保护两位同志，推开后门，转身迎向来犯的刺刀。

提起浙江定海，人们往往想到东海的潮汐，却忽略了这里在抗战后期成了日方海空基地。1939年冬，侵略者第三次封锁舟山群岛，定海一夜之间从渔港变成前线。对青少年来说，学校停课、食盐配给，日子拮据得很；可对杨静娟而言，更大的震动来自到处张贴的“献金报国”“日军治安区”布告，那些鲜红篆字像钉子一样扎在心头。

她的家境不错，父亲做过海运生意，母亲信奉传统礼法，却也支持女儿读新式学堂。课堂之外，她最爱在屋檐下听父亲说戚继光、郑成功。父亲的教诲很朴实：“海浪从不后退，人也该如此。”这一句埋下了种子。

七七事变爆发那年，她刚满十四，城镇演讲会、寺庙募捐场、乡村晒谷坪，都出现过她稚嫩却洪亮的嗓音。“咱们的土地咱们守！”多少乡亲头一次听见一个姑娘喊出这样的话，半信半疑，又半羞半愧。正因那股子韧劲，地方党组织很快锁定了这个小小的“扩音器”。

加入党组织后，她被派去敌后农村办夜校。白天田里插秧，夜里点起桐油灯教识字。“倭寇侵华”四个字，她带着孩子们一笔一划写满墙壁。为了不被特务盯上，她时常换装：有时是挑柴妇女，有时是卖酱油的小妹。当年乡民回忆：“黑夜里只认得那双亮亮的眼。”

影响力起来了，麻烦也跟着来。1941年初，敌伪在定海成立“保安队”，榜单里赫然写着“杨静娟，女，危险分子”。密探盯梢的日子不好过，她半夜不能点灯，信件只能藏在弟弟的风筝骨里。就是在这种高压下，她仍坚持下乡动员，甚至带着纸墨给前线的守岛战士写慰问信。

同年仲夏，汉奸周某向日军报告：“今晚，她要去南岙村。”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杨静娟和两名交通员利用祠堂作短歇，本想天亮再走。不料四面包围，她洞悉大势，“你俩快走！”说完推人出后墙小洞，自己则提起凳脚冲向木门。门板被撞倒，她当场被制伏。

押往宪兵队的途中，她额头血流不止，却一直盯着暗夜方向，担心同伴暴露。宪兵先软后硬，许以“警备司令部翻译官”的肥缺。她只吐出一个字：“呸！”接着鞭打、电刑、竹签挑甲，酷刑轮番上阵。倭军队医记录：“嫌犯多次昏厥，仍拒吐实。”档案今日仍存日本防卫省，冷冰冰的注脚，足见敌人束手无策。

有意思的是，一个翻译官曾悄悄问她：“何苦，为了几个口号？”她眼神漠然，“不是口号，是命。”这一句让那名翻译官当场语塞，再无多言。三昼夜之后，敌人认定再审无益，便将她拖往城北青岙岭。夜色里，枪声短促，随后一阵狗吠，天地归于沉寂。

杨静娟牺牲时只剩一身夏布短衫，年仅十七岁。第二天黎明，几个渔民发现遗体，十指血肉模糊，却仍紧紧攥着一把黄土——那是她倒下前抓起的家乡泥。渔民冒险掩埋，并把地点悄悄画在竹片上转交地下党。1946年，定海解放后，人们在青岙岭竖起一块石碑，上面刻的不是生卒，而是八个字：“不屈不挠，海潮作证”。

抗战胜利距今已逾七十年，定海早已高楼林立，港口千帆。当地档案馆陈列着一枚女式铜发簪，据说是她最后一次下乡时遗落。讲解员习惯这样作结：“这簪子不值钱，可分量沉——因为握过它的人，不肯弯腰。”

杨静娟只活了十七年，却在时代坐标上打下坚硬的一点。她的故事并非传奇桥段，而是千万地下工作者共同的缩影。有人用枪，有人用报纸，她则用锲而不舍的嘴唇和满手鲜血。历史往往给予这些年轻生命同一个评价：敌人恐惧，他们便成功。

放眼今日，我们谈及抗战，多从战略地图和会战曲线入手。然而，真正凝固民族精神的，正是那些无名或半名的青年。他们在暗室里写口号、在稻田里藏文件，在宵禁笛声中交接密码——每一桩似乎微不足道的举动，都可能让敌方计划延误数小时，给战场换来生机。

遗憾的是，杨静娟的照片只剩半张模糊底片，连身高都无从考证。但凡查阅浙江省《抗日牺牲烈士名录》，她的名字总被粗体标出。这是民间和官方的共同选择：让后来者记得，东海潮声背后，还有一个十七岁的姑娘，用指甲和血液写下了两个字——“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