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大师胡适：民国公知的造神之路（3）

投机政客

胡适到了五四运动后期就逐渐失去了对学术研究的热情，开始投身政界，或者说，作为学者的胡适一直都有一个政治投机者的欲望和冲动。成为政治家，是胡适一生所热衷的事情之一。

1922年5月17日，在紫禁城深宫之中的清逊帝溥仪给胡适打了一个电话，他在报纸上看到关于介绍留美博士的文章，非常的好奇，他开门见山的对胡适说：“我是皇上，我还不知道你长什么样，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

接到溥仪的电话，胡适又惊奇又诧异，他连忙去会见了溥仪的老师庄士敦，还专门托庄士敦给溥仪送了一本自己的《尝试集》，于是在5月30号，胡适去拜访了溥仪，在会面中称溥仪为“皇上”，还认为“皇上好好读书，大有前途”。对于这次会面，胡适本人是非常兴奋激动的，在日记里多次记载相关的信息，并在给庄士敦的信中写道:“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在日记里，他还动容地写下一首小诗《有感》：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1924年，胡适又一次进宫拜访溥仪，不久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要求溥仪搬出紫禁城，修改《清室优待条例》，胡适这个时候突然跳出来反对，认为不应该“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堂堂一个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却为溥仪哭丧，活脱脱一副满清遗老的心态。

少年溥仪

胡适曾经说过“打定二十年内不谈政治的决心”，但却从来没有放弃自己对政治的好奇与追逐。

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后来我们从胡适日记中发现，当时胡适在日记中对《二十一条》夸赞道：“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 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上所未见。吾国外交其将有开明之望乎？”

不仅如此，胡适还公开发表《致留学界公函》，反对抗议《二十一条》的爱国学生运动，骂爱国学生得了“爱国癫”。极力地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洗地。

胡适两面派的做法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连曾经在新文化运动时和他并肩战斗的鲁迅也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1925年，女师大风潮，鲁迅旗帜鲜明地站在了进步学生方面，甚至被教育部长免除了职务，但他依旧坚持抗争，宁愿义务授课，也没有放弃发声。反观胡适，则呼吁“学校为教学的机关，不应该自己滚到政治漩涡里去，尤不应该自己滚到党派政争的漩涡里去”，如此谄媚的发言引起了鲁迅的反感，在文章《答KS君》中直接怒斥：“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

鲁迅画像

胡适与国民党的渊源

1912年，还在美国读大学的胡适听闻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在日记里写道：“梁任公乃吾国革命第第一大功臣，如无梁之笔，虽有百千孙中山，岂能成功如此之速！”为了吹捧梁启超，而忽略了孙中山革命的功绩，令人不解。

在民国成立以后，1922年，胡适提出“省自治的联邦制”，要效仿美国，建立联邦制的国家，对此，孙中山表达了自己批评的意见，认为像胡适这样的文人“不拿中国和美国的实际国情比较，却拿美国富强的结果来比较，是在是谬误！”

在陈炯明事变后，胡适站在了陈的阵营，认为他的行为是一种“革命”，把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与蔡锷起兵反对袁世凯的行为混为一谈，令孙中山大为震怒，久久不能释怀。

既然胡适与国民党之间有这样的积怨，那为何胡适又倒向了蒋介石的阵营呢？说到底，还是利益使然。

胡适在北伐时期，就对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有很高的期待，认为他在军事上有很高的才能，期待他在政治上也会有很优秀的表现。认为蒋介石是一个“好人”，能够组建一个好政府。打心底里是一副“拥蒋”的态度。

胡适1932年与蒋介石在武汉相识，与蒋介石有了直接的接触，从此就不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开始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力。在得知胡适与蒋介石的结交之后，胡适就曾讽刺到：“见了宣统叫皇上，见了蒋介石是不是要叫总统。”

九一八事变之后，胡适蛇鼠两端的文人性格展露无疑，他在9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早知道，昨夜十点，日本军队袭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不曾抵抗午刻，见《晨报·号外》证实此事。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与在君（丁文江）都顾及到有此一着。中日战后快四十年了，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面对敌人的侵略行径，却把罪责丢到中国人自己的身上。

面对民族危亡，胡适宣扬甘地式不合作主义，反对对日作战和对日绝交，主张中国政府应该依据日本政府提出的五项原则，与日本直接交涉东三省问题和善后，避免战争扩大。而在此后的几年里，胡适继续推广他的“投降主义理论”。胡适说：“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

早在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之后，周佛海就在南京的西流湾8号花园洋房里，造了一个大地下室。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胡适、陈布雷、陈立夫等人，经常到这个地下室来躲避空袭。在那里，他们讨论战局，大多对中日战争持悲观态度，认为“战必败，和未必大乱”。

为了表示对当时主战派的不满，胡适把这个群体起名为“低调俱乐部”，自己更是以“主和派”自居。多次以“诤友”的名义劝蒋介石与日本讲和，引得蒋介石非常的不满。

但是蒋介石又注意到了胡适的留学背景和在文化界的影响力，1937年7月，胡适应蒋介石之邀参加“庐山谈话会”；同年8月，又被聘为“国防参政会”参议员。他逐步调整了“准备好了再打”的心理，接受蒋介石的委派赴英、美从事非正式的外交工作，决心变妥协为抗争，“虽步步败而步步战，处处败而处处战。”这时的胡适，面对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终于是放弃了讲和的幻想。

1937年7月胡适接受蒋介石的委任正式出任驻美大使，胡适开始在美国四处演讲，宣传蒋介石的主张，为自己捞了几十个博士的帽子，但是蒋介石对他的工作表现并不满意，胡适到了美国之后，竟然采取“四不”政策，也就是“不宣传、不借款、不购军火、不办救济事业”。蒋介石忍无可忍，1942年，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

1942年9月，宋子文接替了胡适的职务。没有办法的胡适只能继续留在美国留学、演讲，静待时局变化。

胡适与罗斯福

1945年9月至1949年4月，日本投降之后，蒋介石政府推定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胡适非常的感激，胡适这一时期的拥蒋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他说：“蒋先生在近今的六个大巨头里够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环境比别人艰难，本钱比别人短少，故他的成绩不能比别人那样伟大，这是可以谅解的。说出如此不堪的话，实在令人不耻。他拥护蒋介石为消灭中共而制定的“戡乱动员令”，在1848年，也曾极力的劝北大的教授和自己一起去台湾，但是北大的教授已经认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回应胡适的人寥寥，委屈的胡适为此大哭一场。

出于团结知识分子的目的，我党曾经发表声明，如果胡适不去台湾，解放之后可以继续任北大校长，但是胡适面对我党的争取无动于衷。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43名战犯名单，胡适的名字赫然在列，一生沽名钓誉的胡适终于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可空怜胡适有文学家、思想家的帽子，到头来，却还是个被人所不齿的政治投机分子，连个政治家的名头都没有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