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逸主政广西，定省会南宁，向叶帅要“出海口”，自此广西腾飞

“1950年2月7日夜里，’张司令，明天政府成立，可南宁街上连像样的路灯都没有啊。’警卫员小李压低嗓门嘀咕。”一句再寻常不过的抱怨，在张云逸耳里却成了最直接的提醒——建设，从脚下这块偏僻土地开始。

1949年春，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刚结束，毛泽东便向张云逸征询意见：广西怎么办？彼时的广西，铁路断、匪患重、语言多，很多人避之不及。张云逸却想起自己当年在百色、龙州走过的山路，答得干脆：“去！”

5月，他离开陕北南下，途中赶到武汉参加新政权筹建会议，又紧接着随同出席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他站在天安门城楼偏东的位置，看见大典庄严，也看见自己肩上那份沉甸甸的广西任务。

南宁当时只有十一万人，稀稀落落几条石板路，行走时扬尘迷眼，夜幕降临更显萧瑟。张云逸抵达第三天，就把原黄旭初旧居挤成了临时指挥部：客厅挂地图，卧室堆公文，谁进门都得绕过一箱箱档案才落座。

难题抬头先是干部。广西本地懂方言、懂山情的人太少，他直接给四野、二野发电报，要求调回分散在各军的红七军老兵和广西籍政工干部；同时还把原先抗大八分校、华东军政大学的办学经验照搬到桂林，创办广西人民革命大学。三年下来，一万六千名新干部遍布山村与口岸。

动手之前得先安静后方。1950年初，大小瑶山、十万大山里仍有五万余匪众盘踞。张云逸研究地图到深夜，圈出九个重点区，集中四个师逐点拔钉，再辅之民族政策：组织苗、瑶、壮青年当翻译、当向导。配合部队的，还有宣讲队带着木鱼和锣鼓进寨开夜谈。半年后，广西日报头版发短讯：顽匪主力被清，群众自发收缴枪支六千余支。这波操作打消了各族群众对新政权的疑虑。

枪声渐息，铁路施工的轰鸣接棒。柳州到南宁的柳邕铁路，四百二十公里要跨七十余座桥、百余涵洞，预算、炸药、技术缺一样都不行。中央没钱？那就众筹：省里拨木料，各县摊钢轨，民工自带锄头。有人笑他“挖沟也想通天”，可开工不到五个月，第一列货车就载着粮食驶入南宁东郊。张云逸拍车皮时说：“铁路响一响，腰包鼓一鼓。”

交通的下一颗棋子是海口。广西被群山锁在内陆，货要从粤港澳转关，费时又费钱。张云逸盯上了钦州、廉州一线的长海岸。1951年初，他飞广州找叶剑英，端起茶直接表态：“广西没港口像牛没鼻孔，叶帅，借我一条‘出海道’。”叶剑英朗声答：“钦廉归你，彼此都方便。”两人当场敲定方案：钦廉专区划归广西，广湛铁路走钦州，战略防御也更完整。华南分局随后上报中南局批准，广西自此从内陆省份升级为沿海省份，获得一千六百公里海岸线。

省会之争更是刀尖舞蹈。桂林有文化底蕴，柳州有工业基础，各方大员几乎一边倒反对南宁——太偏、太穷、太荒。张云逸将反对意见汇总呈报中央，毛泽东回电只有十六个字：“南宁背山面海，进退有据，可定省会。”有了定音鼓，他当即拍板。南宁由此成为广西政治、经济中枢，今日“绿城”雏形就此奠基。

金融同样乱得像一锅粥，民间还有银元、法币、军票并行。张云逸下令“货币只认人民币”，并把没收的旧纸币换成债券投资修路、修水库。半年后，物价折腾不起波澜，广东商贩开始用船把酱油和丝绸大批运进南宁，换走大批木材、茶油。

连续几年夜以继日的操劳，1952年春，他突然在会议上站立不稳，被医生诊断为严重心肌劳损。4月3日，毛泽东亲笔写信劝他休养半年。张云逸抚信良久，对夫人韩碧说：“病要治，但广西的车已发动，不能掉头。”他把手头急务交给李明瑞、韦国清等人，随后赴苏联疗养，却仍隔周写信关注柳邕延伸线和钦州港码头进度。

1955年授衔典礼上，周恩来递来大将军衔，张云逸迟疑：“是否换年轻人？”周总理笑答：“广西还等着你这个‘老司令’指点迷津。”授衔后，他虽转到中央任职，却每隔一两年回八桂，催推进度、看旧部队。吴圩机场开工阻力大，他拄着拐杖跑到现场“拉家常”，三天谈成征地；广西大学因经费中断，他自掏稿费补缺口。

1960年代，柳邕线已向北连云贵，向南接防城港，钦州港也开始外贸试航。越南客商用木船换走糖、茶，带来橡胶、胡椒，南宁街头第一次出现“咖啡”的招牌。老北风仍旧冷，广西气色却暖了起来。

1974年11月19日，张云逸在北京溘然长逝。病重那段时间，他让秘书把广西地图贴在病房墙上，盯着南宁到北海的红线自言自语：“这条线，我画下的。”随后闭目，仿佛听见远方火车汽笛与海浪声交织。八桂山水至此再没忘记这位老兵——从偏远内陆到沿海通衢，他用一枚钉子、一条铁路、一座港口，彻底改变了广西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