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沈醉等特赦战犯分配工作，结果顶头上司曾上过军统黑名单

1962年3月15日早晨，旧宫大会劳动营的大喇叭还在放着广播，“沈先生，名单贴出来了，你被调到全国政协！”看名单的传达员压低嗓子对沈醉说完便转身去忙其他事。那一刻，沈醉脑子里蹦出的第一句话是：果然躲不过去。

离开劳改农场已整整一年，第二批特赦人员的去向成了北京城里小范围的谈资。有人被安排到地方档案馆，有人去了出版社，更有几位获准返乡务农。沈醉原先打听到风声，觉得自己大概率也会像第一批那样，进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当专员，待遇一百元。可心里还是存了几分侥幸——如果能够被分到北京市政协，顺便照顾在北京上学的外孙女，再好不过。

对“顺从”二字，他再熟悉不过。自1956年被送进功德林接受改造起，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组织让干的事，干；让说的话，说。可真的轮到分配，沈醉却忽然打起退堂鼓。原因很简单，全国政协里坐着不少当年的受害者，甚至好几位是他贴着名字亲自追踪过的“嫌疑人”。

临行前一晚，沈醉在旧宫简易宿舍里翻出那本早被汗水浸软的摘录本，上面写着他给自己立下的规矩：不管遇到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主动认错，主动赔礼。字迹歪斜，却是一年多来无数次思想斗争的结晶。合上本子，他深呼吸，决定硬着头皮上路。

到政协报到的手续并不繁琐，填表、体检、照相、领到一张浅绿色的“文史专员医疗证”和一枚红色塑料壳的出入证。灯光下那张合影照片有些晃眼，他盯着自己的皱纹，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四十七岁了。身后传来熟悉的笑声，回头一看，竟是范汉杰，俩人相视苦笑——同一条船上的人，谁也笑不出声。

第二天中午，沈醉从礼堂后门往餐厅走，迎面碰上了政协副主席高崇民和常委阎宝航。阎宝航性子直，“沈专员，来得挺快嘛！”一句半打趣半欢迎的话让沈醉有点局促。高崇民伸手相握，“听说你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很有料，多写，多留史料。”握手不到两秒，可沈醉手心已满是汗。

握完手，他转身就钻进小卖部，只买了两块苡仁糕。长方形的小食散发淡淡甜味，却压不住心口的苦涩。1941年，沈醉刚到重庆时，军统圈子里盛传过“戴笠给东北救亡总会高崇民送巨款”的秘闻。那年他还不懂戴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甚至跑去问戴：“要不要抓？”结果挨了一句“你懂个屁”，从此不敢再多嘴。

时隔二十年，昔日被监视的“目标人物”摇身一变成了自己的领导，不得不说命运的折返弯实在太急。更巧的是，他的直接顶头上司阎宝航，曾被军统列为“甲级黑名单”。沈醉记得清楚，1945年夏天，机要室每天都会收到“东北战场情报”，封面红笔批示“重点盯防阎宝航”。史料表明，阎当时已把一摞关于美械装备的秘密资料送到了延安，蒋介石怒不可遏，却始终找不到确凿证据。

“过去的不提了，干好现在的事就行。”阎宝航在办公桌旁替沈醉倒了杯热水，语气温和得像邻家长者。水汽升腾，沈醉低头说了句“谢谢”，心里却翻江倒海——如果当年抓捕行动成功，这杯水怕是再也喝不上。

忙碌的日子很快让尴尬淡化。政协文史委需要把民国档案、口述材料、报纸剪辑重新编目，还得组织笔谈、座谈。起初，沈醉只敢整理别人交来的稿件，后来在同事鼓励下，他动笔写改造前后的对照日记，一天三四百字，配上手绘草图，说不上文采飞扬，却真切。

有意思的是，许多民主人士对他并无刻意疏远。审稿间隙，高崇民偶尔会递来一截烟，笑说：“抽还是不抽，由你。”沈醉连连摆手，心想自己已经戒了，但那份体面让他心里暖了一下。他暗自琢磨：或许这就是党和政府常说的“改造”吧，不只是生产劳动，还有情感洗涤。

转年春天，《沈醉日记》在内部小范围印行。印数不多，却引起强烈反响。有人评价说：“字句粗陋，真诚可见。”又过了几个月，政协安排他外出采访老地下党员，出差路条上写着“主持人：沈醉”。那一刻，他才真切明白自己完成了身份转换——从“看守对象”到“请你来记录历史的人”。

诚然，过去的伤痕不会凭空蒸发。偶尔夜深，他仍会梦见戴笠在房间里踱步，嘴里念叨着“懂个屁”。可梦醒时分，他已不再惧怕那句呵斥，因为新生活给了另一种坐标：坦白、负责、不逃避。

1962年的那张分配名单，只是长卷的一段，却让许多人转过了身、也抻直了腰。沈醉后来在回忆录里写了一句简短的话：“若非宽待，哪有今日搁笔论旧事。”黑体字下，落款时间——1978年冬。纸微微泛黄，却挡不住字里行间透出的改变与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