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毫不重要”的中职世界

以下这篇报道是关于我们国家15到18岁之间大约40%的少年：他们在完成义务教育后，没去上高中，上了“中职”。更确切地说，这篇报道是关于“消失”的40%——一个如此庞大的群体，近15年的入学人数总计超过1个亿，然而生活中、媒体上，我们很少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听见他们的声音。

我们的世界，我指各位保有阅读习惯、常常浏览媒体的读者们的世界里，是985、211、留学、“鸡娃”、“内卷”充斥讨论空间，似乎上大学甚至上重点大学就是主流的人生轨迹，上普通高中更是应有之义，少有人了解早早脱离这条轨道的40%，他们正经历什么，毕业后去哪儿。今年夏天，“北京将实行5:5普职分流”的消息引发了家长们的焦虑，虽然后来被证实是谣言，但在全国，包括江苏、浙江、上海在内的多省市已基本达到“大体相当”的水平。

而“中职”，也就是全国共9896所中等职业学校，撑起了近另一半、却近乎失语的世界。它包含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

我在北京长大，身边同龄人中只有两个初中同学去了中职，中考后就断了联系。必须承认，我对中职所知甚少，唯一的印象来自那时大人们的训诫：不学习，以后就要去职校，跟“坏孩子”混在一起。于是我在潜意识里一直认为，上高中还是上中职，唯一的因素是成绩，上中职都是因为自己不努力。

但在关注这个选题后，一些新的信息涌了进来，每一条似乎都牵涉到此前我从未想过的问题：

统计显示，我国70%以上的职校生来自农村；

19岁的李先莹是我访谈的第一位中职毕业生，电话里，她这样讲述自己上中职的缘由：

她生在安徽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中考前从没走出过村庄，村里不重视学习也没人向她们解释中考的意义。她们对初中的下一环是什么没概念，每天放学后先干活，闲下来就玩，也不写作业。直到中考那天第一次到县城，看到横幅上的励志标语她才明白“原来高中是要考的”——这个听来是天方夜谭的故事，算不上普遍，但就在5年前真真切切发生在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周集镇的一个村庄。故事的结局是考试结束后，老师对大家说：你们要毕业了，咱们学校应该没有人能上高中。

因为这些，我第一次真正把环境、背景乃至更多成绩外的因素和“上中职”联系在一起，意识到我所熟知的外界评判或许并不公正。那句“原来高中是要考的”也总是突然跳出脑海，提醒我对“40%”处境的理解有多匮乏。

这些上了中职的少年是谁？如果不“学习”，他们在一所学校的三年在做什么？他们怎么“消失”了？为弄清这些，2021年7月，我来到Z校，广东顺德的一所中职。

入学零门槛

这里没有竞争

“眼神里面没有了东西”

顺德位于广东省南部，是佛山的一个区，也是个低调的富庶之地，连续8年排在全国“百强区”第一。这里夏天热得发闷，老街上混着潮湿的气息和双皮奶的香，路人慢吞吞走过散落的旧房和小商铺，身旁的狗也一脸懒散。但在5公里之外，顺德有作为工业重镇的另一面。“珠宝名镇”伦教镇的一条街上密密麻麻列着一众珠宝厂，天黑后流水线继续，外面却人烟稀少，静谧漆黑，楼顶高立的白色百叶厂牌一道道线条分明，一翻一合，像一张声明着工业秩序的森然的脸。

Z校就在伦教镇，距离珠宝街车程3分钟，顺势主打珠宝专业。我到时是暑假，学校里空空荡荡、正在装修，不过单看外观——红砖白顶的教学楼，门口两列高大的棕榈树——和一所普通高中没什么不同。门口站着带我参观的王老师，他40岁出头，穿着横条polo衫，平头，圆脸上一双大眼睛。他的话不多，常常沉默地走在我前面，自带一种干部式的权威，碰到其他老师，也像干部似的对他们点头打招呼。

王老师告诉我，Z校在顺德算一所好学校（13所中职里排第三）。他带我走进实训室，巨大的机器轰鸣声瞬间将我们包围。暗绿色地面上两侧分列着20多台庞然大物，深蓝底座白色的“箱”，好像太空舱，王老师介绍，这是机床，用来制造机器的机器。出门到大厅，墙上贴着十几个学生的照片和简介，他们都在省技能大赛中获了奖。

和全国大部分中职一样，Z校入学零门槛，完全不需要竞争：不限分数和户籍，免学费，只要求有初中毕业证。这里的生源背景也接近全国平均状况：每届1000多个学生里，10%是小工厂主的孩子，接送的豪车停在校外，他们“不需要考大学”，毕业后就帮家里管厂子；而那90%，来自农村或城市底层家庭，很多曾是留守儿童。

你在Z校的三年是怎么过的？我向每一个学生都问了这件事。在我的想象中，中职生活近似于人们口中的“逃课抽烟喝酒打架”，很“社会”，让人有点害怕；但同时，那种生活也有点浪漫——脱离了应试教育的青春可能更自由，比高中生埋头做题的三年要潇洒。

谭俊宝

谭俊宝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学生，几天后，我意识到他也是几个学生中唯一和我的固有认知沾点边的——他确实爱逃课。他生在广州番禺的一个村庄，21岁，爸爸开挖掘机，妈妈做保育员，很小时就随父母来到顺德，3年前从Z校数控专业毕业。见面那天他穿着T恤短裤，露出极细的四肢，戴圆框细边眼镜，厚刘海在眉以上，整个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21）还要小几岁。跟他说话你隔5分钟就要笑一次——说到某某他就要模仿人家的腔调，提到某个重要时刻他就“腾”地站起来要给你演一遍。高兴时他经常蹦着走路，仿佛脚下安了弹簧。

他眉飞色舞给我讲他的逃课技巧——他能在课上溜走再在下课前溜回来。上实训课时他故意站最后一排，躲在机床后，盯着巡视老师的一举一动……抢在老师背过身的一霎那！他从后门冲出去了。回来时他又盯着门缝，等老师转身时再溜进来。

逃课期间，他在学校里“看风景”，去小卖部买辣条和鱼豆腐。有段时间他当副班长，还有个逃课借口是“办公务”——出校门时他亮一下“工作卡”，然后就去附近网吧玩一下午。

不过，谭俊宝说他逃课最远只去过网吧。他没喝过酒不会打架，从没想过去“泡吧”。但他认为，跟班上其他人比，他算“生活丰富”的——绝大多数学生不逃课，按时按点坐在教室，但很多人也不听课，“有人睡觉，有人聊天”。

“约架”是 Z校学生少有的激动时刻。谭俊宝从没打过架，有天也情不自禁跟着约架的队伍走了，走在一群目标一致要大干一场的人当中，他说那感觉真难用语言形容，“你就感觉整个人活起来，整个状态是精神抖擞”。

到了小公园，两拨人一见面就迅速“交涉”和解了。不过，这并不影响第二天大家还为此激动。“@#¥%%%***@&！”一直讲普通话的谭俊宝突然声调高亢，说了一连串粤语。说完他解释，这段话大意是“昨晚xx一见我就怂”。第二天两拨人都会这么讲，两边各一圈人围着听，谭俊宝觉得这时候同学们最精神。

课余时间，谭俊宝做过很多兼职。其中一学期，他利用午休两小时去校门口的面馆端盘子，换来老板包午饭并给他一天20块。由于端盘子太累，下午课上他会一直睡过去。

他很自然地解释：因为爸妈一周给100，只够吃食堂，但他还想跟同学去吃炸鸡、买饮料。从小他看着开挖掘机的爸爸不停买特别便宜的东西，买回来就坏了，再自己修好，这让他对钱极为敏感。

上学期间打零工是很多学生的常态：发传单、餐厅服务员、酒店服务生、工厂流水线……谭俊宝的同学刘丽蓉说起这些兼职，像是回忆一场场快乐的游戏。“不用在家里做饭了。”她说，她把赚的钱都用来买零食了，“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分享”。

让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份房地产公司的兼职：十几个人穿着印有公司logo的衣服在街上排队走，“像游街那种”，从伦教走到大良，从早9点走到晚6点，一路不准停，只有午饭时能休息1小时。她走了3天，一天80块。

“很锻炼人，锻炼了身体”，她用一种无比怀念的语气说道。

刘丽蓉

丽蓉今年19岁，是个胖胖的圆脸女孩，梳低马尾，有一份让人舒服的平实。不过，她的表情总有点苦闷，嘴角总是垂着。去年毕业后她一直失业，说到这事她就丧着脸：“找工作好难”、“太难了”、“我已经躺平了”。偶尔她也会憨憨地笑，几秒后就又恢复了下垂的嘴角。

她是谭俊宝口中的绝大多数——从不逃课，老实到连“约架”的事也没听过，顶多在课上睡觉、玩手机。她最常刷抖音，这是她看新闻的主要渠道。我问她看不看微信公众号，她说她一般只看本地号，“我们这个小镇上每天发生什么，都能在号上看到”。

中职不留作业，5点多就放学了，但丽蓉并没有更多时间刷手机了。放学路上她常接到妈妈的电话，让她买些菜回来，到家后她要帮妈妈做饭、收拾、拖地、洗衣服……干完活才有自己的时间。她家没电脑，晚上她和上小学的弟弟一起在客厅看电视。她爱看大女主剧，比如赵丽颖演的《花千骨》和《楚乔传》，讲一个女孩如何“一开始很惨，后来很厉害”。

“那时候沉迷这种女主很厉害的，就觉得很羡慕她，很羡慕她能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女性”，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也喜欢里面的男性角色，我们霍建华那种”。她承认自己也有喜欢的男同学，但都是暗恋，只要发现对方喜欢别人就会立刻放弃，“觉得自己配不上别人”。

陈伟廷

陈伟廷说，从小到大，爸爸几乎只对他说两句话：第一句，“你作业写完没有”；第二句，“写完来帮我干活”。他从小学二年级就要干五金店的活了。经常是他和同学约好出去玩，爸爸让干活，吵架后他就离家出走，晚上睡公园，白天去超市试吃，从小学到初中重复过很多次，最长七天，每次都以爸爸到公园拉他回家而终结。但爸爸从没道过歉，“找到就找到了”。

在他的记忆里，妈妈是世界上对自己最好的人，但他对妈妈的记忆非常稀薄，只剩下留守时妈妈骑摩托车回来发出的声音了。7岁时，奶奶和妈妈相继去世，他从潮汕到了顺德，每天坐床上哭，爸爸在一边看着不说话，每天他哭到困了就睡着了。

“那之后我都没有再哭过了”，他说自己不爱思考也不爱记事，发生过的事他都不想再去想。

他们毕业了去哪儿

进厂不如送快递和卖奶茶

HR说中职生只能服从规则

Z校毕业后，谭俊宝升入一所成人大专，学幼教专业；陈伟廷也升了大专，今年毕业后进入一家模具厂做质检工作，月薪约5000元；刘丽蓉做过电话销售、进过电子厂，目前待业中。

职业教育理论上应该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但现实是，在珠三角，多数中职生毕业后不愿进厂。工厂管太严、环境差，还不如送快递、在奶茶店打工更能自由支配时间，学生们说。

过去几十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主要靠大量廉价劳动力,靠的是无数双手，无数双并不需要掌握技术的手。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产业升级迫在眉睫，据统计目前存在2000多万高级技工的缺口。但那架要爬十多年的，从中职到产业的梯子还没有搭好——

要在学校打好基础，毕业后还要在岗位上继续提升技能，才能成长为一个高技能人才，既而胜任一份真正有技术含量的工作。资料显示，一个初级工成长为高级技师最快需要12年，而一个焊工的技术提高与经验成熟期平均在 18 年以上。

还有一条路是升学。2020年，广东省中职升学率是36.83%。这个数字在Z校要更高，大概是70%。近年来，国家鼓励中职升学， 2019年高职扩招100万人，2020、2021两年扩招200万。那之后，王老师说他再没见过一个学生考不上了——总分450，考80分也上了民办大专。

但丽蓉并没有选择升高职或大专。她说，“我学了三年（中职），没有提起任何的兴趣，感觉非常无聊和枯燥。”这让她觉得再上大学是“浪费时间”，不如尽快找个工作积累社会经验。同专业的学姐上了大专，告诉她大专教材和中职是同一本，让她更坚定了没必要升学。

社工张密认为，提倡升学究竟能解决就业还是带来学历贬值（比如，从中职生去流水线变成了高职生去流水线），这是一个转型期暂时没法判断的问题，还有待观察。而她访谈的33个中职生，极少有人能坚持一份工作达到一年，哪怕是已经毕业了10年的学生，还在不停流动。大家对自己想做什么始终不清晰，只想着“钱更多，还相对自由”。

丽蓉用一种饱经沧桑的语气为自己总结：“我现在经过这么久的游荡，还有这么迷茫的一段时间，今天我想明白很多事，我已经想好了先赚钱，以后开一个小店，跟我的朋友一起创业。”

临别时在窄巷，她从电动车前袋掏出一个苹果、一个梨、一个桃子，说是妈妈摊上的，叫我一定要收下。最近她在考虑邻居的建议——去卖冰沙，因为水果是现成的。

丽蓉和她的小电动车

不过，她还是更想和文丽开麻辣烫店。说着她的眼睛亮了一下。接着她有点兴奋地说起她和文丽都爱吃麻辣烫、她们开了麻辣烫店就能赚到第二笔钱、麻辣烫店会成功的，因为“比较快捷方便，大家也都喜欢”。

我找到了老师口中最成功的毕业生

月薪过万可以穿鞋的人

他说工人就是没有灵魂的机器

每当我和Z校的王老师讨论到学生的前途，每当我向他讲述丽蓉、陈伟廷们的处境，他就会举一个优秀毕业生的例子来论证“发展主要看个人”。韩老师介绍我认识了陈子川，称他是老师们眼中近几年发展最好的毕业生。

陈子川1997年生，5年前毕业，学的是Z校的王牌珠宝专业，而且出自集中了全校最好资源的大师工作室。工作室每年从高二的300多名珠宝专业学生中招收十几人，这道筛选实际上筛的是上进的愿望和肯吃苦的决心：进了工作室就不再上课，早7点半到晚9点都在里面跟着师傅做学徒，一周只休息半天。由于太苦太累，多数学生并不想去，报名的大多是家境更困难、独自来顺德上学的外地生。

我和陈子川在顺德的一条街上碰了面。他看上去明显和其他学生很不同，更成熟、更“社会化”，举手投足间每个动作都透着沉稳。我们走进一家奶茶店，他伸一下手以示“请”。点完单，他立刻抢着付了钱。

随后我得知，他是“世界技能大赛”银牌得主，如今在周大福做高端首饰。

陈子川常被各职校请去做“励志演讲”，不过，他并不把自己的经历简单理解为“励志”。他是广东肇庆人，父母身体不好没工作，他一个人来顺德上的中职。“成功”的第一步或许是运气——他恰好选了Z校的王牌专业。

然后，带着“一个人跑这么远一定要学到本事”的心情，他又选择进了工作室。他做首饰有天分，甚至是工作室里极少见的真正热爱做首饰的学生：他说小首饰是能传达情感的。他给妈妈做了很多戒指，其中一个是两个弯的，戴在手上就像个笑脸。

三年后，他毕业了，和工作室的6个同学进周大福做学徒，每月工资到手只有1000元出头（这个数字比中职毕业能找到的多数工作都要低），要付房租和早晚饭，活下去都很困难，也不知何时能转正。5个同学陆续走了，他也想过换工作，去考察了做珠宝的小公司，发现那里工资高得多，但代价是学习资源差。这时他在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中选了后者，反复告诉自己熬下去一定能等到好转的那一天。为了真能熬下去，他再一次比别人更能吃苦还更有头脑，白天做学徒，晚上在家做小首饰，一件卖出几十块，每月能多挣1000元。

两年后，他转去做能送到拍卖行的高端首饰了——拿到倒模后，三四个人一起做调试，“类似拿到零部件后组装成一部手机”。陈子川说，这份工作虽然也是流水线性质的，但“有想法、有思考”。

一年后，他又参赛拿了奖，伦教镇给了他10万元奖金、一套免20年租金的“人才公寓”。现在他月薪一万多。

这是个集齐了天赋、勤奋、运气、眼光和信念才终于登上一座小山峰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我能理解陈子川为什么说这一切不只是“励志”。不过，他看起来的确走出了一条对中职生来说可行的路：选对专业、努力做最好的学生、毕业后再有耐心坚持到晋升，就能打开一个新世界。

受陈子川的启发，徐晓梅毕业后升入深圳一所大专继续学珠宝，今年大专毕业后到一家珠宝公司做批发商导购，月薪3000元，最近又跳去一个“46天零基础打造珠宝工艺师”（她坦言“这不太可能”）的项目做培训师，加入了“割韭菜”致富路。

她正准备参加技能大赛，盼着像陈子川一样拿名次。要是能当选“全国技术能手”，就能在深圳申请认定为地方级领军人才，申领200万元的认定奖励。她说，这是她能想到的职校生唯一的上升途径。

现在，陈子川也有自己的焦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规划才有效。他想考专升本，因为不懂3D技术迟早会被淘汰；听说有人做翡翠直播赚了大钱，读本科好像又不太值了；他计算着年龄：本科毕业就26岁了；他希望自己未来能做个设计师，但现在的工作本质上还是集体劳动，且9点才下班，没时间做自己的作品……

“我做这个职业可以说是很卑微。怎么说呢，说得高尚一点，叫工匠。”陈子川说。

他开始反复强调，自己现在的工作是有思维含量的，和流水线工人不一样。他又说不喜欢“工人”这个词，希望别人称呼他“工匠”。

我问他这两个词分别是什么意思。

“工匠”是有思想的，他想了想，接着说：“工人就是没有灵魂的机器”。

（文章中的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