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还是阴谋？1943年波兰总理西科斯基将军专机直布罗陀坠毁事件

1943年7月4日傍晚，一架巨大的C-87“解放者快运”运输机（该型机系美国联合飞机公司在B-24“解放者”重型轰炸机的基础上改装的运输机，可以搭载二十五名乘客或者12000磅的货物，二战期间由得克萨斯州沃斯堡的联合公司的制造工厂生产了二百八十七架）静静地停在直布罗陀机场的停机坪在等待它的乘客登机。

C-87“解放者快运”运输机

该机隶属于英国皇家空军，注册编号AL-523，被改造成了要员运输机，从1943年初交付英国皇家空军后一直就是时任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的专机。

安东尼·艾登

但是在这天，AL-523号机要搭载的乘客并不是艾登，而是时任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的瓦迪斯瓦夫·埃乌盖纽什·西科斯基将军。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西科斯基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在当时的波兰政界和军界都有崇高威望的人，所以在波兰于1939年被德国和苏联瓜分亡国后在英国伦敦成立流亡政府时，在支持民选的宪政派和支持独裁的毕苏斯基派在争夺流亡政府的控制权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西科斯基将军以其极高的“统战价值”加入了波兰流亡政府，并出任政府总理。

瓦迪斯瓦夫·埃乌盖纽什·西科斯基将军

那这个时候西科斯基将军为何不在伦敦主持大局，而是跑去了直布罗陀呢？

原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卡廷森林有计划地枪杀了两万多名波兰军官留下的“万人坑”被德国人于1943年4月13日给“捅”了出来，立即在当时的世界舆论掀起轩然大波，以至于直接影响到了部署在中东和北非的波兰流亡政府（即“自由波兰”）军队的士气，为了振奋军队士气，西科斯基决定对中东和北非的波兰军队进行视察，为他们打气。

卡廷万人坑挖掘现场

不过就在西科斯基准备出发之前的5月1日，波兰流亡政府中的两名“毕苏斯基派”的部长联袂写信给西科斯基：“总理阁下，我们获悉你要去中东地区视察驻扎在那里的波兰战斗部队……我们感到有责任提醒你，在来自东部（特指苏联占领区——如今这块地方分别属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波兰难民当中有一些危险的小集团，他们对政府的举动具有很深的敌意，可能会针对阁下的访问日程采取某些危险的举动。作为政府成员，我们有责任吁请阁下取消对中东的访问……”

但是，西科斯基对此一笑置之。

5月11日晚上，西科斯基乘坐艾登借给他的AL-523号专机从布里斯托尔的一座英国皇家空军机场起飞，于5月12日清晨抵达直布罗陀机场，短暂的加油后飞机再度起飞前往开罗。

然而就在当天上午，波兰流亡政府的几名部长不约而同地接到了内容一样的电话，电话那头用流利的波兰语说：“部长先生，您听说了吗？西科斯基将军，我们的总理，他的飞机在直布罗陀坠毁了，所有的乘客全部遇难。”

这些惊恐的部长立即联络英国政府和皇家空军，要求获得证实。英国方面答复说没有这事，西科斯基将军的飞机飞得好好的，这通电话一定是恶作剧。

事实也的确如此，西科斯基将军的专机安全抵达开罗后，又搭载着他先后访问了驻扎在伊朗、伊拉克、埃及和巴勒斯坦的波兰军队驻地，对于这名在军中有崇高声望的将军（西科斯基在苏波战争中战功卓著，曾亲率骑兵和布琼尼的骑兵在白俄罗斯对砍并将其击败，为波兰占领西白俄罗斯立下大功），原本士气低迷的波兰流亡政府军队的面貌大为改观，将军的这次中东视察获得了满意的效果。

7月2日，返回开罗的西科斯基接到了丘吉尔从伦敦发来的电报，要求他立即返回英国。7月3日飞机从开罗机场出发前，开罗驻军询问西科斯基是否可以捎带上驻埃及的英军宪兵司令约翰·怀特利准将和两名MI6（英国军情六处）的特工？西科斯基想都没想就爽快地答应了。

7月3日18时，西科斯基的专机降落在直布罗陀，按照计划飞机将在这里休息一晚并加满油，计划在7月4日晚起飞，直飞伦敦。

7月4日上午视察直布罗陀防御工事的西科斯基将军（伸手指着什么的人），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批照片之一

7月4日17时50分，AL-523号机的机长——捷克飞行员爱德华·马克斯·普恰尔上尉来到直布罗陀机场的休息室，“啪”地敬了一个军礼后表示：“将军，飞机一切准备就绪，可以登机了！”西科斯基起身还了个军礼，然后走出休息室往飞机方向走，随行人员呼啦啦地在他身后跟着。不过，西科斯基却是最后一个登机的乘客，因为他要和来送行的直布罗陀总督马松·麦克法兰爵士话别——

当时飞机上的乘客除了西科斯基将军本人外，还有波兰流亡政府军队总参谋长塔德乌什·克利梅茨基将军、西科斯基的独生女儿索菲亚·莱希纽夫斯卡娅、他的副官亚当·库拉科夫斯基少校、英军驻埃及的宪兵司令约翰·怀特利准将、MI6特工威廉·洛克、另一名不知姓名的MI6特工、一名西科斯基将军的随行跟班（负责看管行李），再加上以普恰尔上尉为首的三名机组成员（机长、副驾驶和无线电操作员），总计十一人。

18时05分，AL-523号机的四台引擎全部启动，并滑行到跑道起始点，直布罗陀机场的跑道只有1200米长，这对C-87这种四发重型飞机起飞构成了不小的挑战，但这对普恰尔上尉来说并不是难事，因为他是英国皇家空军当时仅有的五名能够驾驶大型四发飞机从直布罗陀机场起降的飞行员之一，已经驾机在直布罗陀机场起降了几十次了，从没有出过差错。

18时06分，直布罗陀塔台发出“可以起飞”的指令，然后AL-523号机迎着落山的夕阳顺着跑道从西向东起飞，送行的人看到飞机在跑道上只滑行了不到1000米就升空了，距离跑道尽头还有200多米，这对于普恰尔上尉来说算是正常水平的发挥。

然而很快，意想不到的意外发生了——

当时正在距离跑道400米的直布罗陀岩伤的电报站执勤的特种行动执行局无线电发报员道格拉斯·马丁上士是这样回忆的：“我听见飞机引擎的声音，看见一架飞机离开跑道，向大海方向飞去。那是架非常大的飞机，高度不是很高。借着海面上的反光，我看到这架飞机离海面的高度还不到100米，接下来它开始爬高，但突然间，没有任何征兆，这架飞机就一头向海面扎下去——”

“当时天非常暗、非常、非常暗，我对自己说：应该马上告诉机场当局，我朝发报室走了几步，但马上又想：应该先确认一下飞机失事的位置在哪里。当我调头往石头平台走的时候，发现那架飞机正在下沉，在靠近我这一边的机翼附近有个什么东西在动，我想应该是一个生还者。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爬出飞机的，但是能看见他正在机翼上面走，往翼尖这边走，那个人看上去非常镇定——”

马丁上士此时不会想到，他是目睹西科斯基将军专机坠海的唯一的目击者，整个坠机过程历时16秒，坠机时间是18时07分。

AL-523号机坠海之后还在海面上漂浮了7分钟后于18时15分开始下沉，这时两艘HDML型港湾摩托炮艇已经高速驶来，它们捞起了四个人，其中包括西科斯基将军、克里梅茨基将军、怀特利准将和普恰尔上尉，但除了普恰尔上尉外，其余三人均已经没有生命体征。而普恰尔上尉虽然还活着，但他受了重伤，脸上被飞机的碎片切开了一道大口子，踝骨骨折并有严重的脑震荡。

HDML型港湾摩托炮艇

7月5日清晨，一架“哈德逊”巡逻机对AL-523号机出事的海域进行了搜索，在飞机沉海的位置投放了一个插有红旗的浮筒，当天的能见度非常好，且飞机沉没的地方水深只有9米，所以飞机在水中的姿态被看得清清楚楚——机鼻破碎，机腹朝天，机身清晰可见，起落架还没收起，尾部从机身上断裂，被甩在几十米开外的海中。

不久，直布罗陀基地的几名优秀的潜水员下水对AL-523号机的残骸进行了搜索检查，他们捞起了包括西科斯基将军随身携带的黑色机密公文箱、大量的行李以及威士忌、葡萄酒、咖啡、雪茄、香烟等当时在英国国内非常紧俏的奢侈品。同时还捞出了两具遇难者的遗体，其中一名是搭乘飞机的MI6特工，另一个是西科斯基的随行跟班，而西科斯基将军的女儿索菲亚、副官、MI6特工以及AL-523号机的副驾驶和无线电报务员的尸体则始终没有找到。推测是在飞机机身断裂的时候他们这些人都被甩到了海里，被海流冲走了。

换句话说，AL-523号机上唯一的幸存者就是机长普恰尔上尉。

西科斯基将军的遗体7月5日当天就入殓，存放在直布罗陀大教堂中，然后在7月8日被送上波兰海军“飓风”号驱逐舰（原为英国皇家海军M级驱逐舰“迈密登”号，1942年12月5日服役后被移交给波兰流亡征服海军，改名“飓风”），然后驶往朴茨茅斯港（三个月后的1943年10月18日，该舰在巴伦支海被德国潜艇U-378发射鱼雷击沉，幸存的波兰舰员相信这是因为该舰运载了死人的棺材而遭到了诅咒）。

波兰海军“飓风”号驱逐舰

抵达朴茨茅斯港的西科斯基将军的灵柩

1943年7月15日，西科斯基将军的灵柩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安魂仪式，包括苏联驻英国外交官在内的同盟国政府代表都有出席，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更是携全家老小集体到场，可谓给足了波兰流亡政府的面子。7月16日，西科斯基将军的棺椁在诺丁汉郡纽瓦克的波兰空军阵亡军人公募下葬。

威斯敏斯特教堂

事故的调查从1943年7月7日就开始了，由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具体执行，他们调了B-24轰炸机和C-87运输机各一架在直布罗陀机场模拟了AL-523号机当时的起飞重量进行反复的飞行试验，实验结果都证明飞机可以在当时的天气条件和能见度的情况下正常起飞，可以排除机场本身条件导致飞机坠毁的可能性。

B-24轰炸机生产线

普恰尔上尉在经过抢救脱离生命危险后向调查组提供了如下的证词：“飞机离地后突然机头向下集聚跌落了大约50米，当时的空速是每小时260公里，我试图拉平机身，但飞机一点反应都没有，驾驶杆被锁死了，也许是我的副驾驶在极度惊慌中不小心锁死的，我一边对着无线电高喊‘迫降’，一边关闭发动机，以免在迫降时引燃满满的汽油舱导致飞机爆炸，接下来飞机就碰到了海面，我失去了知觉，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不过，普恰尔上尉在被发现的时候是穿着已经充了气的救生衣，但是他之前在驾驶飞机的时候是从来没有穿救生衣的习惯的，这引起了调查组的怀疑，而普恰尔上尉坚称自己在昏迷之前没有时间穿上救生衣。但是几天后，他又改口了，解释称他在意识到飞机出现问题后，就本能地将背心套在了身上。

然而，C-87运输机的生产商——联合-伏尔梯飞机公司则信誓旦旦的表示：C-87重型运输机的驾驶杆根本不可能被锁死，采用任何手段都不行。

B-24轰炸机机长位

几个星期调查下来这个调查组给出的报告是：“飞机的坠毁没有人为破坏的因素”，至于具体什么原因导致飞机坠海，则“无可奉告”。

这个结果自然不能让各方面都满意，于是丘吉尔又亲自任命了一个调查组开启针对坠机原因的调查，调查的结果最终将普恰尔上尉当做了替罪羊：“普恰尔上尉虽然没有什么可疑或者可指责的地方，但是在飞机起飞之前，普恰尔上尉没有对乘客的体重和行李总重进行过计算，所以考虑到西科斯基将军及其随员曾经在中东视察中购买了大量的奢侈品，以及临时又增加了三名乘客，可能导致飞机超重而坠毁。”

但是这个结论也是漏洞百出，因为如果AL-523号机超重的话，那它从开罗起飞到直布罗陀这段航程为何是正常起降？如果超重，AL-523号机根本不可能在区区1200米的跑道上只滑跑了不到1000米就成功离地，而且由一架B-24和一架C-87用最大起飞重量在直布罗陀机场跑道进行的起飞都成功了，而且都是在滑跑了1000米左右成功离地，说明普恰尔上尉当时驾机离地是飞机是完全正常的。

此外，在二战中经常驾机在直布罗陀机场起降的英国飞行员罗宾·库珀在1969年的回忆录中写道：“直布罗陀的安全无人在意，飞机停在直布罗陀机场后可供破坏的时机有很多。”言外之意就是：要是当时有人想在直布罗陀机场对AL-523号机做一些手脚，有大把的时间和机会。

因此，西科斯基将军死于政治暗杀的阴谋论就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开始疯狂发芽，从1943年一直到今天，版本不下数十个，但万变不离其宗，其影响力比较大的有如下几个版本：

一、希特勒下令暗杀。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敌对国，希特勒有充分的理由实施对西科斯基这样的波兰流亡征服的首脑人物的政治暗杀，执行者没准就是那个“欧洲最危险的男人”——奥托·斯科尔泽内。至于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下属的“阿勃维尔”反而被认为是“清白”的，因为以“阿勃维尔”稀烂的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没人相信他们能够整出这样的“大活”。

“欧洲最危险的男人”——奥托·斯科尔泽内

然而，斯科尔泽内本人并不承认干过这件事，以他这种喜欢大吹大擂的性格，但凡要是他干了肯定会在战后毫无顾忌地吹嘘出来，然而并没有只言片语的关于斯科尔泽内在直布罗陀机场对西科斯基的飞机作手脚导致飞机坠毁的传言流出，那么真相很可能就是——西科斯基的死和斯科尔泽内没有半毛钱关系。所以虽然有部分波兰人怀疑是希特勒下的暗杀令，但这并不是主流观点。

二、斯大林下令暗杀。

作为和波兰有宗教和意识形态都有世仇的苏联，既然都干出了在卡廷森林干掉了几乎整整一代波兰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精英人士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奉斯大林的指示干掉波兰流亡政府首脑人物西科尔斯基从动机上似乎完全站得住脚，这也是绝大多数波兰人对此说法深信不疑的根本原因。

这个说法的基本内容是这样的：由于西科斯基将军坚持要求调查卡廷森林惨案的真正主使，并追究其责任，此举触怒了斯大林，于是下令除掉西科斯基。具体执行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苏联间谍之一的金·菲尔比，此公当时正是英国军情六处MI6在驻伊比利亚半岛的主管，手中拥有极大的资源和人手可以在管理松懈的直布罗陀机场做手脚。而且事发前，苏联驻英国大使迈斯基的专机（也是一架英国提供的C-87重型运输机）也停在直布罗陀机场，和西科斯基的AL-523号机紧挨着。

金·菲尔比

金·菲尔比完全可以以暗杀苏联大使为由指派特工潜入机场，而故意将AL-523号机当做苏联大使的专机告知特工这就是“做手脚”的目标对象，从执行上也完全没有难度，事后菲尔比完全可以将执行行动的特工调走或者灭口。

然而，这个看起来很站得住脚的说法有个最大的漏洞：追查卡廷惨案的真相不仅仅是西科斯基将军个人的诉求，而是整个波兰流亡政府共同的诉求，干掉一个西科斯基，其继任者照样会要求追查卡廷惨案的真相，简直就是前仆后继无穷尽也，所以仅仅以这个理由杀掉还能和苏联人井水不犯河水的和平相处的西科斯基对于斯大林来说并不划算。

斯大林

再说西科斯基作为在波兰流亡政府中少数坚持和苏联保持相对友善关系的人物，斯大林个人对他颇有好感，倒是对接替遇难的西科斯基就任自由波兰军总司令——坚定的毕苏斯基分子索斯恩科夫斯基将军恶意满满——在德黑兰会议期间，斯大林曾经当面对丘吉尔说：“如果索斯恩科夫斯基依然待在这个位子上，那么波兰政府是没有什么资格和苏联谈什么波苏和解的，他可不是西科斯基！”

因此斯大林就算要暗杀一个波兰流亡政府的重要人物，索斯恩科夫斯基或者任何一个死硬的“毕苏斯基”分子都比西科斯基有资格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会清除的目标。

三、丘吉尔下令暗杀。

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这却是波兰人除了相信是苏联人下的手之外第二自认为的西科斯基将军的死因，这个说法中具体执行人依旧是金·菲尔比，但给他下命令的从斯大林变成了丘吉尔。在这个说法中，丘吉尔下令干掉西科斯基的动机是受苏联人的胁迫，为了维护美英苏三国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关系向斯大林做出的妥协。

可问题是撇开丘吉尔和西科斯基将军深厚的私人关系不说（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西科斯基将军的葬礼上，丘吉尔非常伤心，眼泪一直在眼眶中打转转，其子伦道夫·丘吉尔事后表示：老爷子这是真情流露，一点都不带演的），杀掉西科斯基不管对英国还是对丘吉尔本人都是弊大于利。退一万步说，就算西科斯基挡了英国人的路，以丘吉尔和西科斯基的私交，大可以将其“劝退”，绝到不了要杀人的地步。

温斯顿·丘吉尔和伦道夫·丘吉尔父子

四、“毕苏斯基”派的暗杀。

个人认为，这虽然是波兰人认为最不可能的可能，但很可能却是更为靠谱的可能。

首先，西科斯基虽然是苏波战争的英雄，波兰军队的重要将领，但是他却是坚定的宪政派，主张限制军人的政治权力，这就和波兰国内以约瑟夫·毕苏斯基元帅为首的军人独裁政治集团的利益严重冲突。在毕苏斯基于1926年发动的“五月政变”中，西科斯基作壁上观，然后又加入了反对毕苏斯基的阵营，于1928年被毕苏斯基解除全部职务，以半薪强制“退休”。

约瑟夫·毕苏斯基

二战爆发后，德国闪击波兰，波军惨败，有人希望重新启用西科斯基指挥波军对抗德军，但遭到了波军总司令——也是强硬的“毕苏斯基”派分子爱德华·雷兹-希米格维元帅的蛮横拒绝，报国无门的西科斯基只能取道罗马尼亚逃往巴黎，并在那里加入了由瓦迪斯瓦夫·拉奇凯维奇和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组建的波兰流亡政府——

爱德华·雷兹-希米格维元帅

波兰流亡政府从巴黎迁到伦敦后，大量的原波兰政府官员加入了流亡政府，其中就包括大量的“毕苏斯基”分子（索斯恩科夫斯基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在他们眼中，西科斯基主张对苏联的缓和关系就是对波兰的背叛，是对毕苏斯基的背叛。尤其是在卡廷惨案被披露出来后，西科斯基虽然主张追查凶手，但却没有第一时间和苏联断交，反而导致苏联先出手断绝了和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这在波兰流亡政府中“毕苏斯基”派的眼中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和“叛国”无异。

此外，在“毕苏斯基”派眼中，西科斯基作为一个坚定的反毕苏斯基分子，却在波兰流亡政府和自由波兰军队中拥有崇高的声望，又深得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尊重，甚至也获得了苏联“慈父”斯大林的好感，再让西科斯基这么“坐大”下去，将来的波兰哪里还有“毕苏斯基”派的容身之地？这或许就是“毕苏斯基”派急切想要干掉西科斯基的动机。

至于行动能力——直布罗陀就驻扎着为数不少的波兰军队、陆军海军空军的都有，不愁没有人手——

其实，判断暗杀背后的主谋还有一个非常朴素的辨别标准：谁获益最多，谁的嫌疑最大，而西科斯基将军的死获益最大的恰恰就是“毕苏斯基”派。

虽然接替西科斯基担任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的是波兰农民党领袖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此公和西科斯基的主张一样——同苏联继续保持友好关系，至少不要撕破脸。可是他并没有西科斯基在波兰军队中的崇高威望，因此当“毕苏斯基”分子索斯恩科夫斯基将军成为自由波兰军队的总司令后，米科瓦伊奇克就完全被架空，波兰流亡政府的实权实际上完全落到了“毕苏斯基”派的这帮“反俄魔怔人”的手中。

所以，西科斯基将军专机坠机最好是个意外，因为如果不是意外，那最有可能的幕后凶手很可能是波兰人自己！

2008年9月，时任波兰总统的莱赫·卡钦斯基宣布将对西科斯基将军的死因进行重新调查，11月25日，将军的灵柩被打开，法医对西科斯基的遗骨进行毒理化验、CT扫描和X光扫描，最终在2009年提交结论：没有证据表明西科斯基本人死于暗杀，在联想到当时的波兰右翼政府祖上和毕苏斯基的“渊源”，得出这个结论并不令人奇怪。

莱赫·卡钦斯基

结果一年多后的2010年4月13日，载有莱赫·卡钦斯基为首的波兰政府高层和波兰海陆空三军高级军官的波兰空军101号图-154M专机在俄罗斯的斯摩棱斯克军用机场附近因为在恶劣天气下强行着陆而坠毁，机上九十六人无一生还——

卡钦斯基总统专机上的遇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