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冬天,我入伍到了杨村的一个空军雷达修理所,当了一名普通战士。我是山东青岛人,说话带着家乡口音。到了部队才发现,我们修理所几十号人里,真是天南地北哪的人都有:有说四川话的,有讲湖南话、广东话的,还有五台山来的战友,说的方言更是难懂。
过了大半年,我才慢慢能从战友们五花八门的方言里,连猜带蒙,结合对方的口型,大概听懂他们在说啥。
我曾跟着班长和技师去过两次天津执行任务。当地人说话虽然和部队里的语境又不一样,但好在天津话也属于北方方言,感觉还算好懂一些。然而,随后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才让我真正体会到方言的“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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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5月,我和班长还有几个战友正在车间里维修雷达装备,指导员走进来对班长说:“你现在派个人去趟天津,给所长送支票。”
班长看了看我们几个,随即对我说:“小宝,你准备一下,往天津跑一趟吧……”
我马上立正回答:“是!”
我跟着指导员来到所部。这时,财务室的刘助理走进指导员办公室,递给指导员一沓支票。指导员转身把支票交给我:“小宝同志,现在派你到天津百货大楼跑一趟,把这些支票交给在那等候的李所长……”
这时,刘助理特意提醒我:“这里有23张空白现金支票,是所长要的。你务必安全送到所长手里。”没想到,他后面的话让我神经一下子绷紧了。
刘助理说:“你别看这些空白支票像普通纸一样,但只要填上金额,那就是钱!想填多少就能从银行取出多少。这要是落到坏人手里,他们想填多少就填多少,有可能一下子把咱们部队存在银行里的钱全取光……”
听他这么一说,我头上的汗唰一下就下来了。好家伙!我那会儿一个月津贴才8块钱,部队在银行里有多少钱我不知道,但知道部队的训练、生活所有开支都指望着那呢……我顿时感觉肩上压了千斤重担。
每张支票有4张不同颜色的单据,23张支票就是厚厚一沓,差不多上百张。放上衣口袋里鼓鼓囊囊的,塞裤子口袋又怕一不小心弄丢了。我一时真不知道该怎么藏好这23张支票。
刘助理看我紧张的样子,就出主意说:“你要是实在没辙,不如用别针把这些支票别在内衣上……”
这主意不错!我赶紧跑回宿舍,脱掉军装,用好几个别针,把支票结结实实地别在了左腋窝下面的内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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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又从卫生员那儿要来了绷带,把左胳膊伪装成受伤的样子,直接吊在脖子上。这样左手自然下垂,正好能捂住腋下的支票。
从部队驻地到天津百货大楼有30多公里。得先坐公交到市区,再转车才能到。我把军用挎包故意从右肩斜背到左胳膊下面,从外面挡住藏支票的部位。伪装完毕后,我才镇定地走出营区,挤上了开往市区的公交车。
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公交车上乘客看到我这个“受伤”的军人,有两个小姑娘连忙起身给我让座。可我知道自己是假伤,哪好意思坐?只好谎称不方便坐。于是我就挤到车厢最后面。没想到,最后面一位年纪比我大不少的大叔和一个小姑娘也起身让座。我感激地看着他们,然后拉他们一起挤着坐下了……
车到市区后,我又转乘去百货大楼的公交。市里的好心人更多,一看到我这样,又纷纷让座。但我再也没敢接受,用右手抓着扶手,一路上警惕地注视着四周。
我在百货大楼站下了车,赶紧往大楼门口走。老远就看见所长正站在门口焦急地张望着公交站方向。看到我出现,他老远就招了招手。但当他看清我这身打扮时,一脸不解。
“小宝,你胳膊这是咋啦?”
我连忙把所长拉到一边没人的地方,解开军装,从腋下取出包得严严实实的支票:“所长,您要的23张支票全在这,您拿着!”
“啊?23张支票?”所长一听我这般打扮竟是为送23张支票,顿时哭笑不得,“我哪里要23张支票了?”
这时我才弄明白:所长出来给修理所采购器材,打电话回来要的是“两三张支票”。接电话的是我们那位四川籍的指导员,他把“两三张”听成了“二十三张”……
所长说:“你们指导员这是什么耳朵?”
不过,所长对我机智安全护送支票的行为大加表扬,说我“太能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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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次乔装打扮送支票的故事,在部队里流传了很久。战友们都说我办事谨慎,肯动脑筋。事后,指导员还专门给全所上课,用自己的切身体会提醒大家:在部队一定要讲普通话,要准确领会对方意思,别再重蹈他的覆辙。一场因方言引发的乌龙,倒成了最生动的安全教育课。那捆用别针紧紧别在内衣上的支票,硌疼了我的肋骨,却让我懂得了什么叫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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