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辩才”主要是靠皇帝支持强词夺理，还不如司马光｜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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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在北宋变法风潮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不仅是著名的政治改革家，也是极具才华的文学家与辩论者。《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一篇回应司马光反对新法的私人书信，选入了高中语文教材。

文中，王安石表面上摆出“虚心受教”的姿态，实际上却在语言上处处设防、巧于诡辩，达到自圆其说、压制批评的目的。诚如王安石死后苏轼对他的评价，“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也就是强词夺理与拒谏饰非。

一、名为“受教”，实为拒谏

王安石开篇以“昨日蒙教”起笔，似乎是谦和地接受司马光的批评，但随即话锋一转，指出“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将双方分歧归咎于“术”之不同，意图在于先发制人，预设一个双方“难以沟通”的语境，为接下来的自辩扫清障碍。这种以“术异”为由的推脱，实际上模糊了是非判断的核心，从而掩盖新法本身的问题。

更进一步，王安石强调“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暗示司马光难以理解自己，这种设定不仅为自己未及时回应作辩解，也间接将司马光置于“不通事理”的位置，可谓暗藏一刀。

二、名实之辩：偷换概念、掩盖实质

文章中最值得注意的诡辩策略，是王安石在“名实”问题上的阐述。他说：“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这看似正统儒家言论，实则为后文偷换概念做铺垫。

司马光批评他“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王安石却一一予以否认，但否认的方式并非就事论事，而是用抽象的概念来遮蔽具体的事实。例如：

司马光批评其“侵官”，指的是权力高度集中于王安石和宋神宗，决策不经朝堂合议。王安石则答称“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并非侵官。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新法往往跳过传统机构与程序，这正是“侵官”的具体体现。王安石避开此点，单从“形式上的权责划分”自证清白，属偷换标准。

司马光批其“征利”，是指出新法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的，如青苗法、免役法等名为利民，实则重敛于民，而王安石却说“为天下理财”，将“征利”美化为“理财”，完全无视这些政策在民间引起的沉重负担与怨声载道。

王安石在此以抽象政治理想遮蔽现实政治后果，以“兴利除弊”的大词拒绝正视新法害民的事实，是典型的“饰非”策略。

三、“人习于苟且”——对民众与同僚的傲慢

文中有一段著名的辩解：“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这句表面上是感慨社会因循守旧，实际上却将变法阻力归咎于士大夫与百姓的“自私“和“愚昧”，完全撇清新政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这届宋朝官员和百姓不行，思想觉悟跟不上王安石。我对你们好，你们不但不领情还骂我。王安石的这种态度不但尽显权力的傲慢，也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智力和道德优越感。

王安石自居“忠臣”、“圣主之辅”，将反对者贬为“同俗自媚”，将百姓斥为“苟且”，这实际上是否定了舆论批评的正当性与反对意见的合理性。他以道德批判代替政策反思，是一种典型的“拒谏”。

再如他引用盘庚迁殷之事，称“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意在证明改革必然会遭受阻力，不应因民怨而停手。这种比喻看似有理，实则不顾情境差异，将民怨等同于对新法的无知，妖魔化了了任何现存和潜在的反对意见。王安石在这里显然是在用历史为自己“拒谏饰非”。

四、“知罪矣”是假辞让，实为反唇相讥

最后，王安石貌似谦虚的表示司马光如果批其“在位久，未能大有为”，“则某知罪矣。”然而，他随即话锋一转，说若“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这看似自省，实则是反讽。他以退为进，暗示司马光的批评等于主张因循守旧，不可改革。

这种“假辞让，真反诘”的策略极为高明。表面上接受批评，实则将批评者逼入“反对改革”的立场，从而站上道德高地。王安石在此并未真正反思变法过程中的失误，而是借司马光之口制造一个“非变即守旧”的伪两难，进而为自己争取正义感的优势。

五、受命于人主的“忠勇之士”

通篇《答司马谏议书》，王安石始终以“愿助上以抗众”的英雄形象自居。他不仅不承认新法的问题，反而将一切阻力、谤言都视为“不恤国事”，而他自己则是真理在手，“受命于人主”，立志破除一切变法阻力，从而实现大宋王朝的伟大复兴。正如他所说：“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这是他对自我定位最直白的表达。

然而，真正的忠臣不在于是否反对舆论、坚持改革，而在于是否能因时制宜、审慎权衡。而王安石在文章中展现的，是一种极端意志化的政治人格，不容批评、不认错误、不顾后果。他以忠勇之名，行拒谏之实，以自信之态，掩饰失败之果，这正是《答司马谏议书》的中心所在。

《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文学与政治才能的集中体现。正因其文笔之精炼、逻辑之缜密，使得这封信成为千古名篇。

但在文辞背后，隐藏的却是一位执政者对舆论的警惕、对批评的拒斥、对现实问题的回避。他并非没有洞察力，却选择用语言粉饰太平；他并非没有自知之明，却自以为是到了自负的地步。这篇文章不仅展现了王安石之辩才，也暴露出他拒谏饰非、强词夺理的“拗相公”一面，值得后人深思与警惕。

而如王安石般的自以为是，固执己见的执政者，在他之前有，在他之后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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