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咱们聊聊天津。
因为上合组织峰会正在天津举行,我不少朋友都在那边开会,有的甚至还是组织者,忙前忙后。
图为天津城市
之所以想说说天津,是因为这座城市如今在全国的存在感并不强,经济、文化都排不上号。可当年,作为三大直辖市之一,天津何等风光——从清末到民国,真可谓“南有上海滩,北有天津卫”。那时的天津,三教九流、卖艺打靶,各国租界洋场林立,是北方最开放、最独特的所在。
今天你若去海河边,仍能看到外国人当年修建的教堂。前阵子我听单田芳先生的评书《曾国藩》,讲到这位“一世之英明”的重臣被调任直隶总督,处理“天津教案”,结果被骂成“汉奸”“卖国贼”,灰头土脸。
因为当时的谣言说教堂“卖死孩子”“害孩子”,民众一怒之下围攻教堂,酿成大量死伤。曾国藩奉命善后,主张“杀人偿命”,在当时的民族主义强硬派看来,这就是向洋人低头。可当年谁办洋务不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老百姓不高兴,老佛爷也未必高兴。
图为天津高铁站“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标识
看看那时的天津,再看看今天——上合峰会在此召开,各国领导人云集,东道主的身份已不可同日而语。当年天津固然开放,但很多事中国人说了并不算。
比如戊戌变法那会儿,梁启超等人为何跑到天津就抓不到了?因为天津有租界,一进租界就是外国人的地盘,清政府无可奈何——“我就在里面看着你,有本事来抓我呀?”
图为上海
上海同样有租界。租界里洋人不够用,又不信任中国人,就从印度调来不少人。
那些缠着红头巾、拿着警棍的印度人在街头耀武扬威,中国人看不惯,用上海话叫他们“阿三”,又因头巾是红的,就成了“红头阿三”。如今大家戏称印度为“三哥”,就源于那段历史,倒没有特别的贬义。
当年“南有上海滩,北有天津卫”,天津,曾经何等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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