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天津酱菜店老板被举报是特务，调查后发现隐藏三十年的秘密

1968年春天，天津市和平区的街巷里张贴着各种标语。在这个特殊时期，人们的警惕性普遍都很高。四月的一个傍晚，当地派出所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反映辖区内“祁氏酱园”老板祁文山行为可疑。信中提到他经常穿着西装，和一些身份不明的人来往，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当时的普通市民。这封信随后很快被上报到公安分局。

祁文山的店铺位于和平区一条热闹的街上。每天清晨，他都会准时打开店门，把酱菜坛子整齐地摆放在门口。和其他店主不同，祁文山总是一身笔挺的深色西装，头发梳理得油光水滑。有时顾客会看到他在店里打算盘记账，那副金丝眼镜后的眼神时刻飘忽不定。更引人注意的是，经常有些穿着体面的人来找他，他们通常在店内的小屋里谈话，一谈就是大半天。

住在酱菜店对面的王大爷注意到，祁老板的生活有些特别。每周三下午，总能看到一个穿旧中山装的老人来找他。每次这人走后，祁文山都会包上一包酱菜，再塞些东西让对方带走。街坊李婶也发现，祁老板店里晚上常亮着灯，有时甚至到深夜。最让人猜不透的是，明明是个卖酱菜的小店主，他却订着好几份报纸在店门口看。

五月中旬，公安分局又陆续收到三封举报信。其中一封特别详细地记录了祁文山近一个月的活动：某日和一名穿呢子大衣的中年男子密谈两小时；某晚店内灯光亮到深夜；某日购买了当时少见的牡丹牌香烟。这些细节引起重视，分局决定把这些情况汇总上报。

五月下旬，分局成立三人调查小组。调查人员首先走访了祁氏酱园周边的群众，了解到祁文山1952年就在这里开店，平时待人客气，生意也不错。调查组调取了他的档案，发现他籍贯河南，1938年曾在汉口一家商行工作，1946年来到天津。但这段历史没有证明人。银行记录到他的存款数额确实超出一般小店主的水平。

在调查进行到第六天时，小组负责人老张统计出几个疑点：祁文山店里的流水并不大，但他能维持较好的生活水平；他的社会关系虽然复杂，但邻居反映他本人安分守己；历史档案中1938到1946年间的经历记载模糊。调查组决定暂停外围调查，准备直接接触本人。

六月的一个早晨，调查组两名成员来到祁氏酱园。祁文山正在柜台记账，见到来人并不意外。他放下毛笔，仔细收好账本，这才起身招呼。当调查人员表明身份后，他只是轻轻点头，然后转身给每人都倒了杯茶。

谈话在店铺后间进行，那里除了一张旧桌和几条长凳，最显眼的是个装满账本的书架。祁文山平静地听完调查人员的询问，但在关键问题上保持沉默。最后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说：“我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但需要市局领导亲自拆阅。”

这个信封随后被立即送往市公安局。三天后，一份标注“机密”的文件袋送到调查组。文件显示，祁文山早在1938年就入党，长期在敌占区从事地下工作。1946年奉命转入天津，以商人身份建立情报联络点。负责维护特定社会关系。文件中还附有1949年中共华北局社会部的任命书复印件，明确记载着他的代号和联络方式。

既然身份已经明朗，为什么祁文山地下党的身份还要要继续保密？原来1955年中央社会部召开专门会议，决定保留部分隐蔽战线同志的原身份。

在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国际压力和战争威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冷战格局下，中央考虑到未来如果发生大规模战争或敌特活动猖獗时，需要预先埋设一支可靠的、未被激活的隐蔽力量。祁文山这类有着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同志，就是作为“战略预备队”被保留下来，以确保在任何极端情况下，党的秘密工作都能持续运转，情报渠道保持畅通。

而在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掌握了一些资产，这些资产可能用于特殊活动、经费周转或资助特定人士。这些资产需要由一个绝对可靠、且有合法商人身份作掩护的同志来管理和运营。

祁文山因工作性质，与原工商界、民主党派人士乃至一些起义投诚人员保持着联系。这条特别的“人脉网”可以进行团结和统战工作，暗中还能了解社会各界的思想动态，这在那个年代里，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渠道。

这项工作看似平常，其实责任重大。每年他都要向指定的联络人汇报工作，接受新的指示。在历次运动中，他都顶着压力完成任务，没有暴露真实身份。

1980年，祁文山正式办理退休手续，组织上安排年轻人接替他的工作。1997年他因病去世，享年80岁。追悼会上，有关单位送来的花圈缎带上写着“献给隐蔽战线的老战士”，这才让亲友们得知他的真实身份。2005年，天津党史研究室征集史料时，公开了他的部分事迹，使这段尘封的历史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

资料来源：

1. 《中国共产党天津历史人物传略》

2. 《天津党史资料汇编》（2005年辑）

3. 《隐蔽战线工作史料选编》

4. 天津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5. 1982年《天津文史资料》第15辑相关访谈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