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见：夏嵩关系与夏都嵩山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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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见：夏嵩关系与夏都嵩山论『原创』

摘要

本文通过梳理“禹都阳城”“启都阳翟”“中晚期夏都二里头”等史籍记载，并结合考古成果，论证夏朝本是嵩山政权这一观点，旨在为夏朝起源及都城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依据。

关键词

夏朝；嵩山政权；阳城；阳翟；二里头

一、序说

夏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其起源与发展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关于夏朝的地理位置，学界有多种观点，而从“禹都阳城”“启都阳翟”“中晚期夏都二里头”等史籍记载来看，夏朝与嵩山地区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本文将从多方面论证夏朝政权与嵩山的根源关系。

二、“禹都阳城”揭开嵩夏关系肇章

在华夏早期文明的发展历程中，“禹都阳城” 是探寻夏朝历史脉络的关键节点，而嵩山地区则与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夏部落与嵩山的根源关系，被众多传世史籍清晰记载，得到了现代考古发现的有力印证。夏政权与嵩山的关联，勾勒出夏朝文明起源与嵩山地区深度绑定的历史图景。

追溯 “禹都阳城” 的历史踪迹，多部权威史籍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文献依据。

古本《竹书纪年》是一部重要的编年体史书，较早提及了夏都阳城的相关信息，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世本》更是直接记载 “禹都阳城”，以简洁明确的表述确定了夏禹都城的名称；《孟子・万章上》中 “禹避舜之子于阳城” 的记载，补充了与阳城相关的历史事件，从侧面印证了阳城在当时的重要地位；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通史《史记・夏本纪》 ，对夏朝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其中关于阳城的记载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夏都的历史地位；《汉书・地理志》则从地理志书的角度，为阳城的地理位置提供了佐证。

在长期的历史研究中，传统主流意见普遍认为阳城位于嵩山中。结合史籍地域归属的记载，汉代时阳城隶属于颍川郡的阳城侯国，其地理位置，大致对应今河南登封嵩山区域。这一观点，契合多部史籍的相互印证，也与嵩山地区在早期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相呼应。

二十世纪 70 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登封告成镇展开了系统的考古发掘，一系列重要发现，为 “禹都阳城” 位于嵩山提供了实物证据。

在当地发现的战国至汉代古城址中，出土的陶器上清晰刻有 “阳城” 字样，这一直接的文字证据，明确指向该古城址与历史上 “阳城” 的关联，也进一步印证了史籍中关于阳城地理位置的记载。

更为重要的是，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座面积达 30 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晚期城址。这座城址，规模宏大，且包含祭祀坑、青铜器残片等具有高规格属性的遗存。

祭祀坑的发现，表明该区域在当时可能承担着重要的祭祀功能，反映出其在社会结构中的核心地位；青铜器残片的出土，则暗示了该地区在当时已具备一定的青铜冶炼和制作水平，这与夏朝作为早期王朝的文明发展程度相匹配。

王城岗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得到了考古学界的广泛认可，被视为 “禹都阳城” 的关键实证。这一考古结论，有力支撑了传统史学界关于阳城位于嵩山附近的观点，以实物遗存的形式，清晰展现了夏禹建立的阳城与嵩山地区的紧密联系，为夏朝起源于嵩山地区的学术论断提供了坚实的考古依据。

从史籍记载的文字传承到考古发现的实物佐证，“禹都阳城” 与嵩山地区根源关系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其关系不仅是中国早期文明研究中的重要成果，也让我们对夏朝历史的起源与发展有了更为清晰、具体的认知，进一步凸显了嵩山在中国早期文明演进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三、“启都阳翟”与嵩山政权的巩固

在夏部落早期政权的发展与稳固进程中，“启都阳翟” 是继“禹都阳城” 之后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阳翟与阳城同处嵩山，阳翟在嵩山的南麓，二者在地理上相互毗邻、在政权性质上一脉相承。夏启以阳翟为都城，延续了夏族在嵩山区域的统治根基，从地理控制、统治权威等多个维度，进一步巩固了夏族在嵩山地区的核心统治地位，为其早期政权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多部权威史籍清晰记载了阳翟与夏朝早期统治者的紧密关联，为 “启都阳翟” 及其实质意义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支撑。

《汉书・地理志》 在对地域历史的梳理中，称阳翟曾是夏禹的都城或受封之地，明确了阳翟在夏朝早期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续汉书・郡国志》延续了这一记载脉络，进一步强化了阳翟与夏禹的历史联系；《水经・颍水》则从水文地理的视角，将阳翟置于颍水流域的地理框架中，为探寻其与嵩山地区的空间关联提供了线索；一部专门记载帝王世系与事迹的典籍《帝王世纪》 ，更是详细提及禹 “初在阳城，后居阳翟” 的迁徙历程，同时明确夏启继承氏族的统治权力后仍以阳翟为居所，并在阳翟举行会盟诸侯的重要活动。

这些史籍记载相互印证，清晰勾勒出阳翟与夏族的深厚渊源：从禹时期的都城或封地，到启时期的统治中心，阳翟始终是夏族活动的重要据点。

更为关键的是，阳翟与此前的阳城距离相近，二者同处于颍水上游的嵩山区域，共同构成了鲧、禹、启三代夏族首领活动的核心区域。这种地域上的连续性，为夏朝政权在嵩山地区的传承与巩固提供了历史依据。

阳翟之所以能成为启巩固嵩山政权的关键都城，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政权意义密不可分，二者共同构成了对夏朝嵩山政权的双重巩固作用。

从地理位置来看，阳翟与阳城毗邻相守，二者夹颍水而连属，形成了地理上的联动格局。颍水作为当时重要的交通与灌溉通道，为阳翟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和便利的农业生产条件，使得阳翟能够借助颍水与阳城及周边区域实现快速的交通往来与物资流通。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得夏朝能够以阳翟和阳城为双核心，辐射控制颍水上游及嵩山周边的广阔区域，有效加强了对周边部落和邻族的管理与约束，为政权的稳定提供了地理保障。

从政权意义的层面来分析，夏启在阳翟的统治，进一步巩固了夏朝在嵩山地区的政权基础。

一方面，启继承禹的统治地位后，选择在阳翟定都并在此享会诸侯，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自身统治合法性的宣示。会盟诸侯的活动，能够凝聚各方势力的认同，也能借机强化统治中心对地方的辐射性控制，削弱潜在的反对势力，从而巩固启的统治权威。

另一方面，作为夏族长期活动的核心区域的阳翟，承载着夏族的历史文化与族群记忆。夏启以阳翟为都城，既延续了夏族在嵩山地区的统治传统，又进一步将嵩山地区塑造为夏朝早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使这一区域成为夏政权不可动摇的根基所在。

进一步考察发现，“启都阳翟” 并非简单的都城选址，而是夏启基于历史传承与现实需求做出的重要政治决策。

阳翟凭借其与阳城的地理联动优势及深厚的历史底蕴，成为夏族统治者控制周边区域的战略要枢，通过夏启的统治实践，也进一步强化了夏族在嵩山地区的政权权威，使嵩山地区真正成了早期稳固的夏政权的核心统治区域。

四、夏都二里头系嵩山政权的延续

自“禹都阳城” 奠定嵩山地区的政治核心地位，“启都阳翟” 进一步巩固夏族在该区域的统治根基后，夏朝中晚期的都城二里头，继续延续并深化了嵩山地区作为夏朝政权中心的历史定位。

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以宏大的规模和丰富的遗存，展现出夏朝中晚期的文明高度，通过与嵩山地区的紧密关联，昭示了夏族政权对核心统治区域的持续掌控，成为嵩山政权延续与发展的关键证据。

二里头遗址，是多数人认可的夏朝中晚期都城遗址，其广阔的面积、规整的布局以及丰富的文化遗存，全方位呈现了当时王朝都城的宏大气象与高度发达的文明水平。

从遗址范围来看，二里头遗址涵盖了二里头、圪垱头、四角楼、寨后、辛村 5 个自然村，东西长度约 2400 米，南北宽度约 1900 米，总面积达到 375 万平方米。如此庞大的规模，在同时期的聚落遗址中实属罕见，充分体现了其作为王朝都城的核心地位，也为容纳都城所需的各类功能区域提供了充足空间。

在考古发掘过程中，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各类遗存，勾勒出夏朝中晚期的社会风貌与文明成就。其中，宫殿建筑的发现是重中之重。

二里头宫殿布局规整、规模宏大，体现了当时的建筑技艺，象征着统治权的至高无上，是王朝政治统治的核心场所；城址的存在，强化了都城的防御功能，为保护都城内的王室成员、贵族以及重要设施提供了保障，反映出当时社会可能存在的冲突与防御需求；数以千计的墓葬遗存，通过墓葬规模、陪葬品的差异，反映了当时社会阶层的分化，不同等级的墓葬对应着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群，是研究夏朝中晚期社会结构的重要实物资料。

遗址中还发现了青铜器及冶铜作坊。青铜器在当时是重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

礼器、兵器等青铜制品的出土，反映出当时青铜冶炼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冶铜作坊的发现，表明青铜器的生产已形成一定规模，可能由王室直接掌控，成为支撑王朝统治的重要手工业部门。

这些遗存，被认为共同构成了二里头遗址的“王者气象”，使其成为夏朝中晚期文明的鲜活缩影。

二里头遗址虽地处偃师，但其与嵩山地区的紧密联系从未断裂，始终以嵩山地区为核心依托，同时，其自身所蕴含的政权象征意义，也在巩固嵩山作为夏朝政权中心的地位，实现的是嵩山政权的延续与发展。

从与嵩山的关系来看，二里头遗址始终以嵩山为核心，处于当时聚落体系金字塔的顶端。

嵩山作为夏朝早期都城阳城、阳翟的所在地，形成了成熟的统治网络与社会基础。二里头虽然在地理位置上与阳城、阳翟略有差异，但仍处于嵩山文化圈的辐射范围之内，与嵩山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与政治联系。

二里头与嵩山的联系，体现在物质文化的传承上，如二里头文化对嵩山地区早期文化因素的继承与发展，体现在政权对该区域的持续依赖 —— 嵩山地区发达的农业生产、便利的交通条件以及深厚的历史底蕴，为二里头都城的运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撑，使夏朝政权能够始终扎根于嵩山这一核心区域。

从政权象征意义的层面分析，二里头文化的出现与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夏朝进入广域王权国家阶段，相较于早期的邦国形态，此时的夏朝统治范围更广、权力更为集中、社会结构更为复杂。

社会分工的明确，是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行业各司其职，尤其是手工业内部如冶铜、制陶、玉器制作等部门的专业化发展，提高了生产效率，为统治的稳固提供了经济基础；社会阶层分化的明显，形成了以王室为核心，贵族、平民、奴隶等不同阶层构成的等级社会体系，进一步强化了王权的权威。

二里头遗址所展现的广域王权特征，证明了嵩山地区作为夏朝政权中心的稳定性和重要性。

自禹、启时期确立嵩山的核心地位后，二里头时期的夏朝政权不仅没有偏离这一核心，反而通过更强的王权、更发达的文明，将嵩山区域的政治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使这一区域成为名副其实的“统治之核”， 持续发挥王朝的统治作用，实现了嵩山政权的有效延续。

作为夏朝中晚期都城的二里头遗址，既是当时文明程度的集中体现，也是嵩山政权延续的关键环节。它通过与嵩山地区的深度绑定，以及自身所承载的广域王权象征意义，继续巩固并发展嵩山作为夏朝核心统治区域的地位，为政权的稳定与传承提供了坚实保障，也为华夏早期王朝的历史研究留下了宝贵的实物遗产。

五、证明“嵩夏关系”的关联证据

除了“禹都阳城”“启都阳翟”及中晚期夏都二里头与嵩山政权的延续性关联外，嵩山地区与夏朝的深厚联系还可从地理环境与文化传承、族群与地缘关系两个关键维度找到更多有力证据。

这些证据印证了嵩山地区在夏朝政权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揭示了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塑造的历史渊源，为理解早期华夏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视角。

嵩山之所以能成为夏朝政权的核心依托，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深厚的文化传承密不可分。嵩山不仅为早期文明的孕育提供了优越条件，更以悠久的文化积淀为夏朝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地理环境来看，嵩山地区地处中原腹地，具有无可替代的区位优势。嵩山周围，地势平坦开阔，土壤肥沃，黄河支流颍水等河流贯穿其间，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和灌溉条件，而发达的农业正是早期王朝得以建立和稳定的经济基础。

嵩山地区周边山脉环绕，既形成了天然的地理屏障，抵御外部部落的侵扰，又便于与周边区域开展交通往来与物资交换。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矿产、木材等，更是为冶铜等手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嵩山这种 “易守难攻、资源富集” 的地理环境，使其成为早期文明孕育和建立政权的理想之地，也自然成为夏族选择在此立足并长期发展的重要原因。

从文化传承角度而言，嵩山地区是华夏文明当之无愧的核心发源地之一，其文明积淀可追溯至夏部落之前更糟时期，为夏族政权的建立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以禹州的具茨山岩画为例，分布广泛、内容丰富的岩画，涵盖了狩猎、祭祀、天文历法等诸多方面，展现了当时先民高超的艺术创作能力，反映出他们已具备较为复杂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是早期文明存在的直接物证。

嵩山区域的史前文化遗存表明，在夏族建立政权之前，此一地区就已形成了较为发达的文明体系，拥有成熟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和文化传统。夏族在此基础上建立政权，并非凭空创造，而是对当地既有文化的继承、整合与发展，这种文化上的延续性，让夏族政权更容易获得当地其他族群的认同，使其能够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实现稳定发展，巩固在嵩山地区的统治地位。

夏朝的建立者与嵩山地区的族群、地缘关联，是理解嵩夏关系的另一重要维度。鲧、禹所代表的崇部落即后来的夏部落与嵩山地区的深厚渊源，不仅为夏朝政权提供了坚实的族群基础，更使其在地域统治上具备了天然的合法性与凝聚力。

从族群归属来看，鲧的崇部落，其最初的活动区域便集中在阳翟及其附近地区，而阳翟正处于嵩山南麓，这就从族群发源地的角度将崇部落与嵩山地区紧密绑定了。

崇部落作为当时颇具影响力的部落群体，在长期的发展尤其是治水过程中，不仅在嵩山地区积累了雄厚的实力，更形成了以部落为核心的族群认同。这种族群与地域的深度融合，为后续凝聚各方势力乃至建立政权提供了重要支撑 —— 依托在嵩山地区形成的族群影响力，禹、启能够更有效地调动资源，建立并持续夏族政权奠定了坚实的族群基础。

文献记载印证了族群与地缘的关联。

国语・周语上》明确记载：“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崇山”，即嵩山，“融”一般认为是火神祝融，代表着部落的精神信仰与权力象征，祝融“降于崇山” 的记载，赋予了嵩山地区以象征意义，从历史传说的角度确认了嵩山与夏族政权兴起的联系。

正如周人的发祥地是岐山一样，嵩山对于夏族而言，就是其部族起源与政权兴起的 “圣山”， 是鲧、禹、启部落繁衍发展、积累实力的根本之地。

将族群起源与特定地域 —— 嵩山绑定的认知，强化了夏族统治阶层与嵩山地区的情感联结，让周边部落认同嵩山作为夏政权核心的合理性，使夏政权具备了深厚的地缘基础和广泛的社会认同。

夏朝正式建立后，这种族群与地缘的双重优势，成为其巩固统治、稳定政权的重要保障，进一步强化了嵩山作为夏朝核心统治区域的地位。

无论是地理环境与文化传承赋予的先天优势，还是族群与地缘关系筑牢的根基，都从不同侧面补充了嵩夏关系的证据链。

所有的证据，与此前“都城与政权延续”的论述呼应、印证，清晰地展现出嵩山不仅是夏朝政权的统治中心，更是其文明起源、族群发展的根基所在，二者之间的深度关联，塑造了早期华夏文明的格局。

六、结语

通过对“禹都阳城”“启都阳翟”“中晚期夏都二里头”等史籍记载的梳理以及考古成果的分析，可以明确，夏政权与嵩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夏朝的起源、发展和中晚期的统治中心均在嵩山区域，嵩山地区为夏朝提供了地理、资源、文化等多方面的支持。

因此，我的“夏朝本是嵩山政权”的观点具有较强的论证依据，开启了深入研究夏代的历史和文化的一个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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