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遗产活化现状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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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叁拾玖期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依托大遗址群构建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在大遗址保护理论实践和道路探索中出现并发展的遗产保护新思路。随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这一基于中国国情发展、融合欧美文化遗产保护修复理念的大遗址保护利用新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成为当下文物工作的重要内容。

截至2023年5月，国家文物局已公布四批共55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80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对考古遗址实现了保护和利用双向目的的有效模式，逐步建立起跨年代、多省份、大规模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经济社会发展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但仍然存在遗址公园建设的巨大投入与客流量“冷热不均”的现实落差，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遗产活化利用也似乎走向一种相对固定的模式当中，这又造成了相当数量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陷入千篇一律的观赏性旋涡当中。

一、概念解析

（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我国为了推进考古遗址保护、利用而创立的一种管理模式，在考古遗址研究阐释、保护利用和文化传承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2009年国家文物局首次发布《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正式提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概念，将其归纳为“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 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2021年3月，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规划要求“加强安阳殷墟、汉长安城、隋唐洛阳城和重要石窟寺等遗址保护，开展江西汉代海昏侯国、河南仰韶村、良渚古城、石峁、陶寺、三星堆、曲阜鲁国故城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2022年4月，国家文物局对外公布修订后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创建、评定、运营、评估的全过程进行了细化调整，如增加创建前的可行性评估环节、要求立项单位报告建设情况、建立退出机制等，这标志着在十多年的探索后，我国大遗址管理开始趋近成熟。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二）遗产活化

遗产活化的概念起源于台湾地区，其适用对象是近代化发展的特殊历史背景下遗留的文化遗产。由于社会发展的原因，这些产业当时面临着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危机，为了湾学者提出了“遗产活化”这一理论 。喻学才先生在论述如何开发遗产旅游资源的议题时引用了这个概念，他认为遗产活化“实际上就是如何把遗产资源转化成旅游产品而又不影响遗产的保护传承”，遗产活化的理论也多应用于旅游开发方面。

从字面意思看，遗产“活化”的目的可以有两层解释：让“死去”的遗产“活”起来；让“静态”的遗产“活”起来。就第一层面来看，从几千年前的史前文明开始，中华大地上一直存在着非常多元的文化，构成了灿若星河的华夏文化版图，但其中的很多文化都已经湮灭在历史长河中，只留下一些遗迹和遗物，这些遗址就像是赓续不绝的中华文明在某个时间点或阶段的鲜活切片，透过它们仍然能看见那些遥远的美好时光。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这些遗产绝大部分只是陌生又遥远的名词，而对于遗产来说，被人遗忘则意味着“死亡”的开始。为了挽救这些正在消亡的文化，必须让更多人了解、熟知它们，让这些遗产在当代社会重新找到自身定位与价值。在完成第一层“活起来”的任务之后，遗产保护者们还需要更进一步——用更多元的方式让遗产走进人们的生活。世界上的文化遗产根据不同性质，可以分为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又可细分为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两类。但由于文化遗产的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以及绝大部分的物质文化遗产本身都是静态的，从业者们必须利用媒体、周边产品、信息传播等各种各样的方式，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以动态的方式在社会中进行传播，这样才能切实地提升遗产保护的可行性与延续性。两种解释分别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出发，帮助古老的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重新焕发出生命力，打造可持续性的遗产保护。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语境中，笔者认为，在不影响遗产保护的前提下，任何能够促进文化遗产转化为现代产品、增进公众对考古遗址认知的措施及行为，如遗址展示利用、陈列展览、各类社会教育活动、文创产品开发等，均可视作遗产活化。

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遗址展示利用

文创产品开发

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遗产活化现状

我国已公布挂牌的4批共55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分布在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划总面积达6.7万公顷。国家文物局曾多次组织开展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监测评估工作，根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于2023年4月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现场工作会上公布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发展报告（2018—2022）》，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近五年共开展考古和科研项目465项，学术活动633项，出版科研成果1045项，举办社会活动4733项、展览活动367项，宣传报道2.29万次，5年累计接待游客达1.46亿人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成为大遗址保护成果展示、拉近考古遗址与民众距离的重要阵地。

（一）相关概况

1. 区域分布

已公布挂牌的55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以下正文简称“遗址公园”）分布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北京、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重庆、广西、陕西、宁夏、新疆共15个省、4个自治区、2个直辖市。其中，遗址公园分布最多的区域为河南、陕西省，均为7家，占比达12.73% ；其次为河北、浙江、湖北省，均为4家，占比达7.27% ；广东、海南、甘肃、青海、云南、天津、上海、西藏共5个省、2个直辖市及1个自治区尚没有正式挂牌的遗址公园。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区域分布统计图

2. 遗址年代

正式挂牌的55家遗址公园时代涵盖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夏商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辽宋夏金元、明清各历史阶段。其中，包含周口店、万寿岩、泥河湾、牛河梁、城子崖、凌家滩、良渚、仰韶村、屈家岭、甑皮岩、城头山等27家史前时期遗址公园，秦始皇陵、汉长安城未央宫、城村汉城、汉代海昏侯国、汉阳陵、集安高句丽、上林湖越窑、邺城、统万城等28家历史时期遗址公园，则分布较为平均。

3. 遗址类型

正式挂牌的55 家遗址公园类型丰富，包含城址、陵园、窑址、洞穴、聚落、园林、工程、建筑群共八大类型，占比从多至少依次为城址54.55%、陵园14.55%、窑址10.91%、聚落10.91%、洞穴5.45%、建筑群3.64%、园林1.82%、工程1.82%，海昏侯、靖江王府及王陵同属陵园和城址，两家遗址公园分别计入城址和陵园两个分类。

4. 遗址公园开放利用

截至2023年5月，正式挂牌的55家遗址公园均已面向公众开放，开放率100%。大部分遗址公园采用原状展示方式还原遗址形态；遗物展示方面，除了渤海中京、曲阜鲁国故城、明中都皇故城3家遗址公园未建成博物馆，其余52家遗址公园均设立了专题博物馆（含陈列馆、遗迹馆、展示中心等），博物馆开放率达94.55%。以上关于遗址和遗物的展示利用措施共同构成了遗址公园遗产活化的主要方式。

（二）遗产活化利用成效

1. 原状展示 + 复原展示：再现遗址昔日荣光

大部分遗址公园都以遗址本体保护展示为主，即在遗址保护的基础上，对重要遗迹点位、群组进行原状展示，保留遗址发现、发掘之初的原真样貌，这些被原状展示的遗迹大多具有可观赏性，在遗址价值及内涵阐释上具有不可替代性。原状展示主要包含露天展示和建设保护大棚展示，前者遵循最小干预原则，原址原状展示重要遗迹；后者在发掘、揭示的重要遗迹原地上建造保护棚，原状保护与展示遗迹和部分遗物，为丰富参观内容，原状展示大多搭配生动形象的陈列和标识展示体系。隋唐洛阳城遗址公园采用原址地表铺装作为标识，露天展示坊门位置和平面形制。良渚遗址公园对积石遗迹、陆城门区域等进行露天展示，辅以解说和相关环境景观衬托，对南城墙和西城墙等遗址采用保护棚进行原状展示。

不同于西方国家以石质文物为主的遗产结构，东方文化遗产多为土木建筑，本不易保存，在年久日深的风雨剥蚀下很难维持原真样貌。为了让观众看得懂，且有得看，有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采用复建、重建等方式对遗址进行复原展示，复原目的在于遗址可视性形象的再现，这种展示手段多用于城址类遗址公园，复原对象多为宫门、城门、寺庙等古建筑物。殷墟遗址公园将宫殿区的乙二十基址和妇好墓享堂基址建成“茅茨土阶”“四阿重屋”式的仿殷宫殿建筑，对原有建筑基址进行保护与展示。隋唐洛阳城遗址公园和大明宫遗址公园采用钢结构唐风建筑对丹凤门和定鼎门进行复原展示，复原建筑之下为考古发掘出土的门道、柱础石等遗迹，大明宫遗址公园还采用微缩景观对大明宫建筑群体进行全景复原展示，游客可通过架空的步道环绕欣赏遗址，领略大明宫和隋唐洛阳城的昔日荣光。

殷墟遗址公园

大明宫遗址公园

2. 遗址里的博物馆：考古遗址活化利用的重要载体

博物馆是收藏、记忆、展示珍贵文化遗产和人类文明的橱窗，正日益成为涵养当代城市及居民文化生活的精神家园。在遗址公园里建设博物馆，除了能较好地收藏和保护遗址出土文物及相关遗迹，还能借助专业陈列和阐释体系向公众全面展示遗址文化，博物馆建设已成为遗址公园开放利用的重要环节，博物馆也成了遗址公园活化利用的重要载体。

我国遗址公园展示规划面积普遍较大，遗址点之间相隔较远的情况并不少见，如果没有一个专题博物馆对遗址进行全面系统的介绍，很难想象和要求观众在走完整个遗址公园后，能自主看懂、理解、吸收遗址的价值与内涵。目前大部分遗址公园均设置了专题陈列展示并面向公众开放。这些博物馆基本建于遗址核心保护区附近，以考古发掘的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为重点展示对象，作为遗址内涵阐释体系中的核心环节，与室外景观共同构成考古遗址的主要参观环境。金沙遗址公园遗迹馆采用大跨度钢结构建筑，对考古发掘出土的滨河祭祀场所进行保护与展示，在考古发掘现场标识重要文物出土点位，观众可通过在中间栈道步行，近距离感受古蜀祭祀场所的神秘。甑皮岩是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遗产，遗址区地处较为偏僻的桂林市区南郊，在展示可读性、可视性上有所欠缺，如果没有甑皮岩遗址博物馆对这处史前文化进行深度解析，观众参观体验将大打折扣。

3. 青少年教育活动：连接社会的过去与未来

遗址公园承载着历史过往，青少年则代表国家未来。教育作为遗址公园的基础功能之一，正日益成为连接公众与珍贵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成为众多学校和家庭自主选择的新型教育文化空间。对于大多数非专业的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来说，考古是神秘的、远离现实生活的，而考古遗址也许就是乏味、无趣的土堆，成功的教育活动需要揭开考古的神秘面纱，在土堆上重建起曾经辉煌的城址、宫殿和庙宇。基于此，目前国内遗址公园的社教活动基本围绕“什么是考古？”“考古发现了什么？”等问题来设计，包括圆明园、鲁国故城、鸿山、甑皮岩等在内的大多数遗址公园都陆续开发了“模拟考古”“遗址探秘”等类似活动，教育者们利用“遗址”这一天然的课堂，为参与者打造沉浸式的考古体验。

金沙遗址公园

除了对考古的基础科普，遗址公园还致力于特色课程开发，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使传统文化在孩子们的心田发芽。如良渚遗址公园定期开展“良良漫游记”系列社教活动，原创科普绘本与文化教育IP“良良”，相继走进浙江、上海、湖北、江苏等地的博物馆、校园、社区等各类场馆，有效扩大了良渚文化在青少年中的普及度与知名度；秦始皇陵遗址公园依托秦文化资源的优势，举办多种具有秦文化特色的教育体验活动，其中的“我是文物修复师——学修兵马俑”让参与者详细了解兵马俑制作工艺和修复流程，切身体验“陶俑修复的全过程”；三星堆遗址公园针对青少年开发“古蜀勇士”户外运动研学项目，以趣味运动闯关游戏的形式，将三星堆历史文化知识融入其中，集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竞技性于一体，让青少年在趣味游戏和运动中充分感受古蜀文明的无穷魅力。

“良良漫游记”系列社教活动

三、现存问题

1. 可视性不强

对大部分观众而言，考古学是神秘而小众的学科，考古学语境中的窑址、灰坑、建筑基址、夯土城墙等遗迹现象和现实中的土堆并无实质差别，加上我国遗址公园建设基本遵循“最小干预”原则，遗址本体大多采用原状展示手段，不可避免出现遗址可视性不强的问题。尤其是城址类和宫殿类遗址，由于原本高大的建筑体量和复杂的结构已经不存，现存遗址仅为残垣断壁，观众步入遗址公园看到的往往是广阔的、少有起伏的平缓地面，连续的夯土台和被野草覆盖的城墙、城门也会让一些观众感到枯燥乏味，对缺乏废墟审美的部分观众来说，这样的遗址很难留住他们，更别提故地重游。如果说历史时期的遗址展示尚可以史书来补充说明，史书阙载的史前遗址要让观众看得懂实有难度，良渚古城作为考古界“网红”，又荣升世界文化遗产，在世人关注和当地政府扶持下，近些年不断优化和调整展示利用措施，但也面临面积过大、遗址点位分散、未能有机串联成线的问题。尽管有些遗址公园已经利用模拟复原、意向性引导等展示方式，将抽象的文化内涵通过具象的形态表示出来，想要尽可能地为观众阐释与展示遗址文化内涵，但仍然收效甚微，难以引起观众情感共鸣，绝大多数遗址需要运用特定的手法营造和烘托主题氛围，不得不以讲故事的形式重塑叙事框架。

窑址

灰坑

2. 活化利用手段同质化严重

每一个遗址公园都是独一无二的，已公布的遗址公园其时代上至旧石器时期，下至宋元明清，地理位置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可以说，每一个遗址背后所代表的都是某一时期当地的典型文化，其内涵、特点均不相同。但目前大部分遗址公园活化手段和途径较为单一，同质化问题比较明显且严重，几乎都在使用原址保护、建设博物馆、开展社教活动等“三板斧”，这就导致除了内容不同，每个遗址公园展示面貌都很相似，尤其是同类别的遗址公园更是有“千园一 面”的观感。由于缺乏遗址个性和定位，难以吸引更多的观众，也不能给去过的观众留下深刻印象。造成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对遗址的研究不够透彻，对遗址内涵的阐释、转译能力不足。“活化利用”与“遗产研究”是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一体两面，如果忽略了其中一面，另一面也无法健康发展，只有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优化理论，才能激发出遗址公园的蓬勃生命力。

3. 内容支撑不足

自2010年国家文物局启动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定工作，遗址公园建设便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进行，“重建设、轻研究”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出现建设在前、研究在后的尴尬局面。这样导致的不良后果便是由于研究内容的缺失或不够深入，现有展示未能形成富于逻辑、具有说服力的叙事体系，没有足够的内容吸引力以及无法留住观众。深厚的学术积累是遗址活化创新的前提和保障，没有学术研究根基的活化利用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研究资料不具备或不充分的条件下，盲目求新求异，不仅极易造成信息误读，而且容易导致观众出现由预期拔高到“空有其表”的遗憾失望的心理变化，产生“过犹不及”的负面效应。

遗址公园活化利用应以客观真实为出发点，以建立在深厚学术研究基础上的展示利用为工作重点，推进考古遗址价值重塑，借助合理的功能布局和充分合宜的景观设计，营造既满足遗址保护需求又能充分阐释遗址内涵的公园场景，针对未经考古发掘和研究证实的展示环节及对象，应适当采取留白措施，为今后的内涵阐释与转译预留出一定的空间。

四、余论

随着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及立项名单公布，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全国范围内已建成55处，立项80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拉近考古遗址与公众距离的载体效应不断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考古遗址加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筹建队伍中来，如何持续深入地挖掘遗址内涵、创新公园管理运营模式、保护好利用好考古遗址，成为摆在遗址建设者、管理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也面临着从急速开发建设到高质量管理与发展的转向任务。

文章作者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田湘萍袁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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