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这里就是苏仙岭吧?”——1950年2月16日清晨,绿皮列车在郴州短暂停靠,车窗外的薄雾还没散尽,邓诗贤压低声音向身旁的邓华问道。邓华点点头,目光却越过山岭,仿佛要把三十年前的旧影一并找回来。
列车继续向南,可父子俩的思绪却停留在原地。邓华十八岁那年,苏仙岭下的枪声和《国际歌》第一次闯进他的世界。随后,他跟随工农革命军转战湘赣,改名“邓华”,成了队伍里最年轻的排长。一别家乡,便是风雨漫长二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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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车之后,两人并未立即回村。邓华坚持先到郴州城十字街头,那里埋着他的表弟首培之——少年先锋队中队长,被敌人斩首示众。风吹过旧址,电线杆早已换成新的,可邓华仍能想象当年那副血腥场面。坟前没有碑,只剩几块老砖压着黄土,他弯腰抚平杂草,沉默良久才起身。
夜色降临时,父子抵达陂副村。老屋的木门吱呀一声打开,堂屋里还是那几张洗得发白的竹椅。堂墙上悬着邓父、邓母的遗像;香火不旺,香灰却厚得惊人。兄长邓多英端来热茶,语气克制又颤抖:“多华,你总算回来了。”一句“多华”,把军装里的将军拉回了当年那个爹娘口中的“阿华”。
灯芯摇曳,影子在墙上交错。茶没凉,回忆却一桩接一桩。1924年冬,少年邓华按父母之命迎娶邱青娥。那年他十四岁,妻子十六岁,婚宴没几桌,却热热闹闹。谁都没想到,两年后农民运动在郴县扩散,邱青娥剪掉发髻,走上街头宣传女权,口口声声“自由”“平等”。邓华心里既惊又喜,暗暗觉得这位小脚媳妇比谁都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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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春,儿子邓诗贤出生。孩子刚会爬,邓华便上了井冈山;从此山河相隔,父子通讯全靠偶尔寄回的口信。邓父因儿子参军被押进牢房,靠变卖田产才得以脱身。1930年,邓母积劳成疾去世;1936年,邓父也撒手人寰。邓华在延安接到消息时正在读抗大,夜里他独自走到操场上,一支烟抽到指缝灼痛,才算让眼泪退回眼眶。
更沉重的噩耗来自1938年。那年武汉沦陷,物价飞涨,邱青娥积郁成疾,终因无钱医治病逝。消息辗转传到前线,邓华正在战壕里指挥还击。炮火声盖住了哭声,他只能在战斗间隙用刺刀刻了块小木牌,上面写着“青娥”二字,插在背包内层。
父子重逢则要等到1949年12月。广州解放后,《羊城晚报》上刊出第四野战军进城照片,邓诗贤一眼认出照片说明里的“邓华”。他当时是原第四十六军的战士,立刻写信请军事管制委员会转交。半个月后,邓华在兵团机关拆开那封字迹端正的信,开头只有五个字:“亲爱的爸爸——”指尖抖动,他看完信件,一口气读了三遍,才抬头向参谋笑道:“我儿子找到我了。”声音却沙哑得像锈了的钢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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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初,邓华让一位去衡阳办事的参谋顺道把邓诗贤带来。十天后,兵团大院里人并不多,赖传珠和洪学智远远看着,半开玩笑,“让他猜猜谁才是父亲。”邓诗贤没犹豫,径直冲向那个笔挺站立、眼里含泪的上将。两人抱在一起,旁人都不好意思出声。
短暂团聚后,父子踏上回村之路。此行除了扫墓,还要处理烈属抚恤。邓华坚持去拜谒邓天生烈士的土坟。大革命时期,邓天生被豪绅雇凶用锄头砸死,埋在荒坡上。墓无碑、无柏树,甚至连一块完整的石条都没有。村干部有些迟疑:“修坟立碑可能要花不少钱。”邓华抬手打断:“钱我来想办法,他是为穷人死的,不能让他连名字都无人知晓。”
村里亲友多,他每家都去坐一会儿。临行前,堂姐塞给他一张旧相片:灰底纸张已经卷曲,上面是年轻的邱青娥,身旁站着四五岁的邓诗贤。她微微弯腰,眉眼含笑,却透出一丝忧虑。邓华盯着相片,眼角一抽,泪水顺着脸颊滴在相纸上,他下意识用袖口去擦,反倒把泪痕晕成一道水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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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父子俩并排躺在老屋的木床上,屋顶漏下一缕月光。邓诗贤开口:“妈若在,肯定想问您一句,值不值得。”邓华沉默许久,低声回答:“我们这代人,命里注定要付出。有牺牲才有今天,错就错在我没能陪她到最后。”说完,他抬臂拍了拍身旁儿子的肩膀,“日子还长,你和我都得把名字写好。”月光把两代人的侧影拉得很长,他们谁也没再说话,只听得见远处的犬吠和夜虫低鸣。
三天后,邓华带着父子合影、烈士名单和一摞厚厚的抚恤申请表返回广州。上车前,他回头望了望陂副村烟囱冒出的炊烟,像是确认那些久别的牵挂已经安放妥帖。列车开动,一阵汽笛划破清晨,苏仙岭慢慢隐进霭霭云雾,他的目光却比当年更笃定——山还在,人也在,革命也在,前路依旧需要勇气,但他已不再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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