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低估的固原 如一幅多元华彩长卷

凸钉玻璃碗 北周天和四年

人驼纹铜带饰 战国

狼纹银箔车饰

鹿形金饰 战国

动物噬咬纹金扣饰

鎏金银壶 北周天和四年

复原西周车

“朝那”铜鼎 汉朝

象牙梳 西周

狩猎图金方奇 隋代

◎王建南

展览：华彩六盘：宁夏固原文物精品展

展期：2025.7.9-11.17

地点：上海博物馆东馆

固原，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东南连接关中平原，西通河西走廊，北邻大漠草原，自古以来就是中原文化、草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汇地带。在上海博物馆东馆举办的“华彩六盘：宁夏固原文物精品展”，甄选了300余件来自宁夏固原地区西周至隋唐时期的文物精品，为观众打开了一扇探寻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窗户。

一座被低估的宝藏城市

不看这个展不知道，原来固原是一个长久以来被忽略的宝藏之地。宁夏南部六盘山下的固原自古地理位置十分险要，位居秦汉时期“四关”之一的北萧关，与东函谷关、潼关，南武关，西大散关一起构成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要屏障。即便在今日，固原也是处于西安、兰州、银川三座省会城市所构成的三角地带的中心位置。

固原的历史文化遗存久远而丰富。从新石器时期卜骨残存的钻孔、烧灼痕迹,到姚河塬西周遗址出土改制成骨铲的“稼稷”卜骨，皆是先民使用甲骨占卜的实证。其次是独具特色的彩陶文化，为中原仰韶文化的延续与拓展。

到了西周时期，作为周王朝势力范围所至的西北之地，固原成为周王朝的战略要地，中原礼制在此落地生根。固原县中河乡孙家庄、彭阳县姚河塬西周遗址出土的各类青铜器、玉器充分见证了这一历程。

春秋至秦汉时期，仍为西北边防重镇的固原成为中原文化在这片区域不断深化发展的辐射源。而春秋战国遗址出土的各类动物纹饰件又承载着北方系青铜文化的精华，在此地浸润传播，揭示出多元文化蓬勃发展的面貌。

至南北朝时期，固原又添加了新的身份——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都市。固原县南郊乡深沟村发掘出北周柱国大将军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的墓志、壁画及彩绘陶俑群沿袭了中原传统的墓葬规制。而同墓出土的鎏金银壶、凸钉玻璃碗等异域珍品，无不透露出固原当地丝路贸易的繁荣。

中西交流的华彩乐章进入隋唐时期，在中央政府的苦心经营与庇护下，西域道路更加通畅，活跃在中亚的粟特人大量进入中国，积极加入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生活中，主动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固原南郊隋唐时期史氏家族墓地，是我国首次发现的粟特人墓群，出土文物表明入华粟特人遵循中原传统丧葬制度，汉文墓志铭刻着他们对华夏身份的认同，墓葬壁画中的人物服饰、绘制技法也与中原墓葬壁画一脉相承。而面覆金饰、口含金币的葬俗，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本民族习俗。

如果将地理线路拉长，可以看到粟特人在新疆吐鲁番、甘肃天水、宁夏固原与盐池、陕西西安及山西太原、汾阳等地于不同时期留下的众多墓葬，充分显示了入华粟特人的中国化进程，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强大吸引力，也反映出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民族胸怀。

时间跨度如此漫长、门类与品种如此丰富的考古发现都集中在六盘山下的固原，令今人感到惊奇。为了方便观众清晰识别各阶段文物的独立性与联系性，本次展陈在设计上选取绿色、黄色、红色作为各单元主色调，分别呼应固原在西周、北周、隋唐三个重要时期所呈现出的发展特点。同时又依托建筑格局打造出一个无柱的展览空间，形成一个开放式的空间布局，方便观众在各单元之间自由穿梭，任意遐思。

农耕与草原文化交融之地

固原历史久远，文化沉淀丰富繁杂，就从展厅入口处独立摆放的那件彩陶壶说起吧。它诉说着早在新石器时代华夏先民在土与火之间创造的文化成就，标志着早期社会的发展走向成熟。

从器型与纹饰看，这件偏口红陶壶属于马家窑文化时期的产物。它的造型独特，远观似一只展翅欲飞的鸟。制作者将壶口大大地偏向一侧，并塑成敞口圆唇外卷的形状，似鸟的头部。而宽大圆润且略略扁平的腹部可视作鸟身。鼓起的腹中部两侧饰有对称的桥形耳，似鸟的两翼，扳耳作为尾部。

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彩陶源自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经西安的半坡文化，传至甘肃的齐家文化，最后到达宁夏南部山区，发展出带有地域特色的菜园文化类型。这件偏口红陶壶即为代表。它的器身饰黑彩，除了正面肩、腹部饰有两处明显的三角形网纹外，左右两侧饰近似圆形的树叶图案，内饰柳叶纹，两边有豆荚纹，后肩、腹部饰有葫芦纹。这件彩陶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流畅的线条所构成的纹饰与独特的器型完美结合，不但展现了先民对美的追求，而且折射出劳作中的收获。他们既能抬头畅想像鸟儿那样自由飞翔，也能埋头辛勤耕耘脚下的大地。

由于固原位于河西走廊最东端，向东连接着关中平原，向北串起河套地区，与草原游牧民族接壤，这里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汇区。自春秋战国起，北方草原文化逐渐渗入农耕民族的生活区域。北方草原地区的生活环境决定了游牧民族对栖居在草原上的动物的喜爱，他们十分熟悉这些动物的生活习性及外在形态，在服饰与日常使用器物的制作中，大量取材于此。本展精选了来自几家文博机构收藏的扣饰、带饰、杆头饰及各种饰牌，充分展现出一种源于自然且富有生命张力的艺术表达。

扣饰、带饰及饰牌主要以浮雕、透雕的形式呈现，而杆头饰则多呈圆雕形式。饰件上的动物纹样以单体动物或动物间搏斗场景为主，多采用夸大局部特征的处理手法，动物搏斗场景主要表现噬咬的瞬间。动物的身体常作动态扭转，或蜷曲成团状，或后肢翻转上扬，工匠们的创作极为贴近自然生态环境下动物们的生存原貌。比如固原博物馆收藏的狼纹银箔车饰，抓住了狼的凶猛特征。这一形象在草原文化中象征勇敢、坚韧和守护，以此作为战车的装饰，或许寄托了威慑敌人、祈求胜利的意愿。还有大量以虎为设计元素的铜饰牌，比如虎噬鹿、虎噬羊以及虎噬兽。另有战国时期的狮纹铜饰牌和象形铜饰，不禁令人想到北方草原与中亚、西亚以至更远地域的联系。

在各种动物纹饰件中，人物形象较少。一件人驼纹铜带饰中，骆驼平卧，似为主人刚刚骑上的瞬间，记录下了草原居民的出行细节。而凤鸟纹金饰上的凤鸟造型特征与商周青铜器上的凤鸟纹相近，体现出与中原文化的联系。

这些饰物多采用金、银、铜等材质制作，此外，得益于固原当地发达的畜牧业，各类精美的骨制品层出不穷，主要有车马器、日用器和装饰品等，从不同角度凸显固原作为草原文化与农耕文明交汇地带的区域特色。

礼承大原

固原这个名称到了明代才出现，在此之前，尤以大原、高平、萧关、原州四个名称最为有名，分别代表了固原历史上不同的辉煌时期。

早在西周时期，固原被称为“大原”。1981年宁夏固原县中河乡孙家庄西周墓地出土的青铜鼎、簋等器物，证实固原深受西周早期政治文化的影响。簋是商周时期的食器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进而成为青铜礼器中的典型器物。西周“重食”，强调饮食在礼制中的仪式化、等级化功能，青铜食器正是重要的物质载体，多与鼎搭配使用。周人通过饮食器具的规范化使用，构建起严密的等级标识系统。铜簋的出土证明西周初年周人的统治势力已经抵达今天的宁夏固原地区。

2017年在宁夏彭阳县姚河塬遗址出土的一件象牙梳是象牙制品的代表，这类器物多出土于高等级墓葬，它表明了墓主诸侯级别的贵族身份。在梳背上装饰有商周青铜器上典型的兽面纹，彰显出中原王权的正统性。

1983年出土于固原县南郊乡深沟村李贤夫妇合葬墓的彩绘陶俑群为北周天和四年（公元569年）制作，在礼制上展现出对北魏的继承。西魏、北周时期的随葬陶俑群是构成这一时期墓葬礼制的核心内容之一，同样体现着墓主的身份等级。

固原地区出土的玉琮、铜簋等礼器，说明该地深受中原礼制的影响。礼制从宗教、政治到日常生活多个方面形成完整体系，奠定了华夏礼乐文明的根基，围绕礼制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礼仪意义的物质载体。

在西周时期已经建立起的一整套涵盖政治、军事、生活等方面的礼制体系中，车马制度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车马器是配置在车身与马体上的器物，不仅用于加固马车、驾驭马匹，更具有礼仪与装饰性质。《周礼·春官·巾车》详细记载了关于车辆的官职设置、车辆的种类及其用途，以及与车辆相关的礼仪制度。周代对车辆上的旗帜、装饰及丧葬用车配置都有明确规定，装配在车、马身上的各种精美车马器是使用者身份地位的标志。

为了向观众具体说明这一点，本展特意打造了一辆复原的西周时期车模型，安放在展厅中，并在旁边的玻璃柜里将一件件出土于固原的车马构件与饰器一一标明出来。姚河塬西周遗址出土的马车与众多车饰配件，实证了该地属于周王朝的势力范围。马具包括御马器和马饰件，多以兽面纹装饰。固原地区出土的骨制马具尤其体现当地的游牧文化特色。

此外，这里还出土了大量中原形制的兵器，其中的大型兵器多与战车相配。这些都是中原文化在此地不断发展的体现。

西来东往聚原州

南北朝时期，固原称原州，作为丝绸之路东段北道重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一如既往。固原雷祖庙村北魏墓、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田弘夫妇合葬墓出土诸多来自中亚、西亚等地的珍贵文物，是这一时期中西贸易往来的重要见证。

丝绸之路的兴旺畅通带来了众多异域奇珍。李贤墓出土的鎏金银壶在图案内容和工艺水平上均可称为全世界现存波斯萨珊系金银器中的珍品。鎏金银壶的装饰图像与纹饰，展现了古代希腊与波斯艺术的融合。银壶颈部的棱状条纹样式与古希腊建筑中的廊柱相近，壶身装饰的联珠纹则是典型的波斯艺术装饰元素。壶身用立体浮雕的形式表现出三组青年男女人物形象，有的穿着希腊式长裙，有的披着披风，希腊化风格明显。有研究者认为画面表现的是古希腊“帕里斯裁判”和“特洛伊战争”故事。

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古希腊神话及艺术风格逐渐传入西亚、中亚地区，萨珊王朝时期的金银器因此融合了古希腊艺术风格与西亚传统装饰元素。萨珊金银器一般采用捶打技术打制出器物构件的形状，再通过錾刻、鎏金等工艺对其进行修饰完善。从鎏金银壶上的浮雕人物的发丝、衣褶等细节可见制作者精湛的技艺及对金属特性的掌控能力。

固原作为丝绸之路东段交通上的枢纽，自然成为西方舶来品的集散地。李贤长期镇守敦煌一线丝绸之路要塞，较为容易通过商人获得这类精美的金银器。

异域艺术融入中华

宁夏盐池县出土的隋代狩猎图金方奇同样具有波斯萨珊时期的艺术特征，为史氏家族墓出土的佩饰。“方奇”在文献中意为各地出产的珍奇物品。这件吴忠市盐池县博物馆收藏的狩猎图金方奇刻画了激烈的狩猎场面，画面正中一武士骑马挽弓，周旋于虎、豹等姿态各异的猛兽之间，左下、右下角各有一身披甲胄、挽弓跪射的勇士。狩猎武士的服装、有翼之狮、武士所持的铲形箭镞等元素，都表现出浓郁的域外文化特色，应与西亚地区的艺术传统有关。方奇背面阴刻隶书铭文，每句四字，共82字，自名为“方奇”。

此外还有固原雷祖庙村北魏墓出土的透雕铜铺首，饰有神人控驭双龙图像，是西亚青铜文化与汉文化相融合的体现。田弘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雷祖庙村北魏墓出土的萨珊银币，再现了这一时期频繁的贸易往来。

这些精美的器物与外来货币大多由奔走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带来。不仅如此，他们还带来了最富有特色的域外非物质文化——以胡旋舞为代表的乐舞文化。汉唐时期，西域乐舞随着丝绸之路逐渐传入中原。胡旋舞是粟特人喜爱的乐舞形式，舞者常常站立在小型舞筵之上快速旋转，周围多有琵琶、箜篌等胡乐相伴，其节奏鲜明，奔腾欢快，属于唐代的“健舞”，合于开放包容的大唐气象，一时间风靡宫廷与民间。

本展最后一件展品就是固原出土的北周乐舞绿釉陶扁壶，被安置在一个独立的玻璃展柜中，一旁的背景墙上，将壶面上胡人乐舞的欢腾场面放大展示了出来。原来，面积不大的壶身刻画了主舞、伴舞、乐伎共七人。正中一人立于圆形台上起舞，左右二人鼓掌击拍，左右共四个乐伎跪坐于莲花台上弹琵琶、吹笛、吹排箫、拨箜篌。人物皆深目高鼻，头戴番帽，身着胡服，纵情歌舞。

源自粟特的疾转之舞，随着丝路驼铃踏入长安，掀起一阵胡风潮流，最终升腾为盛唐气象的鲜活注脚。这不仅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对话，更彰显了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宝贵品格。

本展通过“铸礼大原”“胡汉共舞”“原州风华”三个部分，不仅展示出古代固原地区多元文化交融的壮阔图景，更以丰富的文物实证了中华文明具有的强大吸引力和包容性特征，展现出一幅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智慧长卷。

图源/上海博物馆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