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古纳河畔的“离歌”

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的开篇说过这样的话：“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迟子建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就是这样一本我正在重读的经典。

翻开书，我不知不觉地跟着迟子建走进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走进了鄂温克人的“希楞柱”，走进了他们的驯鹿群，走进了大兴安岭广袤的山林……

迟子建讲述了生活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三代鄂温克人的故事。故事很长，时间跨度百年。迟子建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她选择了第一人称“我”作为讲故事的人。这样的角度给了读者一种亲切感和真实感。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

我是个鄂温克女人。

我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

我出生在冬天。我的母亲叫达玛拉，父亲叫林克。母亲生我的时候，父亲猎到了一头黑熊……父亲那天运气不错，他收获了两样东西：一个圆润的熊胆，还有我。

这样的开头是不是很自然、很亲切、很别致？不仅如此，这样的开头还有一个妙处：“我”自然嵌入故事中，而“我”的上一代人自然出场了。接下来通过“我”的讲述，几代人的活动及纠葛、多个人物的个性及命运、多种动物的习性等，便在作者的笔下流淌出来了。小说给读者的感受是：除非“我”累了、老了、讲不动了，否则故事可以一直讲下去。

整部小说故事套着故事，一个故事连着另一个故事。虽然出场人物众多，但几乎每一个带名字的人物都是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都是有别于他人的“这一个”。尼都萨满、林克和达玛拉，哈谢和玛利亚，坤得和依芙琳，伊万和娜杰什卡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爱恨情仇，达西的驯鹰，妮浩的跳神，“我”先后和拉吉达、瓦罗加的结合，马粪包的自残……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勾连，常常在“意料之外”，但又都在“情理之中”。这些故事仿佛不是迟子建创作出来的，而是原本如此，迟子建只是一个记录者、讲述者。

小说的结尾意味深长：世世代代生活在森林里的鄂温克人下山定居了。这是故事演变的结果，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却也是迟子建创作这部小说的动因。作为同时代人，我非常理解迟子建一定要讲述这个故事的心理和情感冲动。我以为，迟子建是要用文学作品为即将消逝的鄂温克人古老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和生命样态留下一个永久性的“标本”。

读《额尔古纳河右岸》，勾起了我对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话题的深入思考：人们常说，科技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但人类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变幻莫测的科技吗？鄂温克人从森林迁居城镇，他们得到新居的同时失去的是什么呢？甚或他们更想得到和憧憬的是什么呢？

我以为，假如我们把科技看作一匹马，那么掌握缰绳的只能是人类自身，否则人类将沦为被科技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卑微生命。人应该有敬畏之心，这是人类的自我约束和行为准则，那么，由人类创造出来的科技是否也应该自觉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呢？一些逐渐消失的印证人类文明、规范人伦秩序、促进天人合一的传统习俗、文化基因，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

鄂温克人最终离开森林下山定居时，不少人专程赶到内蒙古去见证这一时刻，而迟子建决定深入采访，潜心创作，用文字给鄂温克人唱一首“离歌”。我以为，前者是“看客”，而迟子建则是“思客”。很显然，文化传递、文明传承、文脉传续更需要的不是“看客”，而是“思客”。

在读《额尔古纳河右岸》之前，我对鄂温克族这个人数极少的民族一无所知。然而人性是相通的，当迟子建带领我们走进鄂温克人的生活时，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仿佛就在我们眼前，仿佛我们彼此非常熟悉，只是没有见过面而已。正如卡尔维诺所说：“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是的，我在初读这部作品时的确有一种“重温”的感觉。

（作者系职业教育工作者）

《中国教育报》2025年08月27日 第09版

作者：刘景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