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宋代县域空间关系研究》

《宋代县域空间关系研究》，王旭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5年9月版。

内容简介

宋代县域空间结构的变化，表现在经济市镇兴起、县治空间外拓、乡村与市镇管理分异等方面。本书将县域之内的行政管理对象分为县治、乡村和市镇，探讨三者之间的地理、政治、经济空间关系及基层管理的相关问题。

全书分为宋代市镇的兴起与县域空间结构的变化、宋代的乡村管理体系及基层区划单位、宋代的附郭乡镇、宋代乡村与市镇的空间分野及管理差异、宋代县域经济空间关系五个专题。

该书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基层政治制度史的薄弱部分，为其他学科的细化性研究奠定地理空间基础，并可以为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拓展新路径，提供新思路，进一步丰富历史政治地理的概念、体系和框架，补足小尺度“政区”地理研究的空白。

目 录

导言

第一章 宋代市镇的兴起与县域空间结构的变化

第一节 唐宋市、镇关系的演变及“市镇”概念的形成

第二节 宋代市镇兴起的三种类型及特点

第三节 宋代大型市镇的兴起与县域空间格局的变化

小结

第二章 宋代的乡村管理体系及基层区划单位

第一节 宋代乡村管理体系的演变及其特点

第二节 从宋元方志的“乡里”书写看宋代乡村管理体系

第三节 宋代基层区划单位新探

小结

第三章 宋代的附郭乡镇

第一节 唐宋附郭地区的军镇与市镇

第二节 宋代附郭乡初探

小结

第四章 宋代乡村与市镇的空间分野及管理差异

第一节 宋代乡村与市镇的空间分野

——以乡、镇为中心

第二节 宋代乡村与市镇管理的差异

小结

第五章 宋代县域经济空间关系

第一节 宋代乡村的变化与县域市场网络的形成

第二节 宋代的乡村之坊

第三节 宋代县域经济空间关系的个案分析

——以常熟县为例

小结

参考文献

地名索引

后记

序一

王旭君新书即将刊出，嘱我作序，我作为他硕士和博士学习期间的导师，自然乐于为之，一来是为他这些年的学术进步由衷感到高兴，二来是为这本颇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做一个推介。

《历史政治地理理论与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与“空间”打交道的学科，当空间与国家、政权结合时，便会出现行政区划。

政区虽然是为了行政管理的便利而进行的人为划分，但无论是划定边界，还是确定治所、幅员、层级，很大程度上都要迁就、适应自然环境，所以行政区划是人与自然环境互动的结果。

随着《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和《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图集·历史地理图组》的问世，我国县以上历史政区地理研究已经达到一个比较成熟的新高度。

今后的政区地理研究主攻方向，将向四个方面展开或延伸，一是纵向的县及县以下基层政区地理，一是横向的边疆民族政区地理，一是各类特殊的兼具军事或经济或宗教功能的政区运作，一是人地关系角度的政区与环境互动。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历史时期县以下行政机制的认识颇多分歧，自然是因为其位处基层，情况复杂，封建王朝缺乏整齐划一的制度，并且资料有限、不成系统，研究起来有较大的困难。

《宋代县级行政与地方社会研究》

然而恰是难以攀登的高原，却有很大的开拓余地、无限的美好风光。政区研究只有延伸到县以下的基层，才能实现对县域要素的综合理解，并真正把握县以上层政区的发展演变脉络。

当前，学术界呼吁研究视角向下，关注社会生活史、基层民众史，然而当我们在关注这些论题时，会发现最基本的“空间舞台”都还没有搭建好：赋税如何收取？乡民如何购买商品？经济市镇如何管理？这些问题似乎都无法深入。《宋代县域空间关系研究》便是在尝试搭建这样一个“空间舞台”。 这本书是王旭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研究——以太湖流域的乡、镇为中心》的基础上增修而成，博论主要探讨宋代太湖流域县以下乡和镇两种基层区划单位的演变和运作情况，做了大量基础性复原工作，我记得答辩成绩为优秀，这是对他读博三年努力最好的肯定。

《知宋：宋代之城市与乡村》

毕业后，他继续深耕这一领域，在体量、论题和视野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提升。《宋代县域空间关系研究》一书将主题聚焦于县，不仅关注乡和镇两个区划单位，还增加了对县治的考察，探索三者之间的地理、政治和经济空间关系。

研究区域不再限于太湖流域，时段上也更加注重与唐代相关制度和经济现象的衔接，视角更为宏观，思路更为清晰。

阅读这部40余万字的著作，发现和创获颇多，举例如下： （1）“县域空间”是一个相对新的提法，作者尝试从历史地理角度进行空间要素解构，将县域细分为县治、市镇及乡村三类管理对象，认为宋代市镇的出现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体系，冲击了县治原有的地位，从而引发县域政治经济空间结构的变动。

市镇的行政管理兼具乡村和城市的特点，其存在有利于整合县域经济空间，并对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作者这种独具匠心的解构，使相对“虚”的论题有了可研究的切入点和可操作性。 （2）作者将宋代县下基层区划分为“乡村型”和“镇市型”两类，前者以管理农业居民为主，包括乡、里、都、保等区划单位；后者以管理工商业居民为主，包括镇、市、墟、务等区划单位，它们与县治共同网织起县域经济市场。

《两宋农村市场与社会关系研究》

县治作为县内唯一经济中心的地位虽然消失，但其影响力也突破城墙的限制，不断向城郊地区拓展，形成数量众多的附郭市镇和附郭乡，它们在地理空间上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既是城市向乡村延伸的前沿地带，又是乡村进入城市的过渡地区，呈现城乡融合的独特景观。 （3）在宋代皇权是否下县的问题上，作者通过县属市镇中镇将、监镇、监当官、派驻官等委派机制的分析，认可他们作为“皇权”神经末梢的作用；通过各类乡村胥吏、职役、绅耆体现的“绅权”事例，证明在乡村地区主要是用“以民治民”的方式进行管控，不过旌表忠孝、乡饮酒礼、基层区划名称更改等行为，又显示皇权并未退出乡村社会，只是管理方式更为柔性。这种分类定性的思路值得肯定。 （4）在框架设计方面，各章之间环环相扣。作者从市镇兴起引发县域空间结构的变化说起，将市镇分为三种类型，进而探讨乡村管理体系以及基层区划单位的新变化，如分乡为管，指出宋代的乡村管理体系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同时专门讨论附郭市镇和附郭乡，论述乡村与市镇空间的分野及行政管理差异，最后的落脚点是县域经济空间关系。每一章节都从微观案例入手，在积累丰富个案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并得出相对宏观的结论，使全书的立论经得起推敲。

《宋代乡村组织研究》

（5）作者站在历史地理学角度，与宋代政治史、经济史、城市史、史学史进行了对话。作者谈到，镇志这一方志类型的出现与编修的前提，其实是市镇兴起以后的一种自我认知，也是市镇独立于乡村空间之外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第三章对于唐宋附郭军镇与市镇的研究，将诸多经济现象回溯到唐代，这种唐、宋两代的比较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时期在基层管理以及城市发展方面的差异性和继承性。 （6）基层政区的文献，尤其是早期的文献比较零散，不容易收集，历代正史也没有相关的完整、详细记载，作者另辟蹊径，充分利用了现存的宋代方志材料，尤其是对其中“乡里”类目和“市镇”类目的发掘，较之前辈学者有所推进。

与正史及典章制度中的材料相比，地方志的记载不仅更为细致，而且更能展现基层区划的活态运作情况。第五章还大量利用宋画和诗文材料，以展现宋代乡村的诸多变化及县域市场网络形成之原因，也是一大亮点。 总之，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补足了宋代政治史和经济史研究中的薄弱部分，揭示了宋代县域空间的结构和运作特点，为其他学科细化性研究奠定了地理空间基础。同时，又拓展了历史政区地理新的研究领域，填补了小尺度“政区”地理研究的若干空白，是宋代基层地方治理研究的佳作。

《宋代州县衙署建筑空间与社会秩序》

见字如面。王旭毕业后到江苏工作，我们有点“相望于江湖”的感觉，但是好几次在学术会议期间见面，总还是有讨论不完的学术问题。从与他的交流中，我知道他毕业之后延续了读书期间勤勉的状态，不断有新成果出来，甚至还拓展了新的研究方向。

前段时间，他拿到第二个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和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开始关注淮南区域史和运河学，虽然是他工作环境需要和研究兴趣广泛所致，但是也都与历史地理学密切相关，相辅相成，就如彩凤之有双翼。

希望他今后还能在政区地理和宋代基层领域继续发力，解决更多的重大疑难问题。比如作者大体上是同意宋代“皇权下县”观点的，既然皇权要下县，那么为什么与明清一样，宋代市镇、乡里与其他县以下基层区划、组织都不具有综合的行政职能，始终不能形成县以下基层政区或基层行政单位，这个情况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发生根本转变，其深层原因到底何在？

这对于学术旨趣从被动转向主动，研究领域从单一展向多维，思想境界从自然迈向自由的王旭君来说，应是可以期待的。相信这本书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郭声波2025 年6月11日于暨南大学暨南花园

《中国县制》

后 记

初秋深夜无法入眠，辗转反侧，索性起来写这篇后记。很多年前，北大肖清和博士的论文后记在网络上走红，读罢后感触良多。

一来我也是安徽小县的一个农家子，他描写的很多乡村场景和生活经历我有切身体会。我的家乡是安庆市宿松县的一个湖区，幼年时虽不至于挨饿受冻，但也谈不上衣食富足；二来回首过往的求学经历，也是充满崎岖坎坷。

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很愚笨的人，小学老师曾断言我是“放牛”的料，至今家人还常拿这句话说笑。旧时农村都希望将孩子早些送到学校，这样大人就有更多的时间干农活，我四岁半就进入学校，冬天早晨起不来，总是几个姐姐轮流背我去学校。

或许是年岁太小，一开始的功课就很糟糕，字词默写总不会及格，数学也不好，老师的体罚和言语谩骂更是家常便饭。就这样浑浑噩噩度过了初高中。回想高中时期，如果说学习上有什么“亮点”，我想是历史和地理两门功课还不错，这为我后来选择历史地理学专业埋下了“伏笔”。

《宋代地方的官民信息沟通与治理秩序》

2007年我考取了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但我一直心心念念喜欢的地理，所以选修了大量地理专业课程，也跑去旁听了一些地理系的课。大三时，班级考研成风，我也成为其中一员，当时只是想继续待在学校里，没想过研究生要做什么。报考时，因为确定了历史地理学方向，所以选择的学校有限。

当时有一位高一届的师兄已经考取了暨南大学，而且学校在80周年校庆时曾经邀请校友张其凡教授做过一次讲学，对这个学校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就这样稀里糊涂报考了暨南大学。

进入研究生阶段后，起步也不太快，在恩师郭声波教授的指导下才开始慢慢进步。每周一次的见面会，细致地批阅札记，耐心地修改论文，不辞辛劳地带我们考察，耳提面命地教授做人做事的道理，这些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借用《幼学琼林》中的一句话来表达感激之情：“弟子称师之善教，曰如坐春风之中；学业感师之造就，曰仰沾时雨之化。”

郭老师不仅是我的学业导师，更是我的人生导师，他广博的研究视野，对待学术的态度，为人处世之道，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

在我求学过程中，还要感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王颋、吴宏岐、王元林、陈伟明、黄忠鑫等诸位老师。

《宋代地方势力与基层社会秩序研究》

此外，在学习工作中，吴怀祺、汪高鑫、苗书梅、曹家齐、耿元骊、王记录等诸位老师对我的帮助颇多，特此感谢。

我的妻子周倩也是一位历史学者，在生活和事业上我们相互扶持，感谢她长期以来对我的包容和支持。2020年犬子出生，给我们的小家庭带了很多欢声笑语，如今他5岁了，最喜欢背全国县市地名，同事笑说是因为家里各种地图多。

教研室和兄弟院系的各位老师也需要感谢，师长辈者有王永平、李文才、王嘉川、孔祥军、吴超等，学友有徐成、周鼎、汪华龙、王磊、何适、余天放、樊沁永、刘鹏等，这将是一串长长的感谢名单，恕不能一一列举。 这部书是在我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原题是《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研究———以太湖流域的乡、镇为中心》。如果从2014年动笔至今，整10年。若从硕士期间开始关注宋代基层区划算起，又可以向前延伸2 年。

《宋代乡村经济与农商社会的互动与嬗变》

关注县以下的基层区划虽然最初是郭老师的建议，但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最开始并不知道要做出什么样的论文，只知道从《全宋文》、方志中翻找乡里名，然后定点、绘图，对这一“填空式”的研究，我并未感到枯燥，反而自得其乐。

硕士阶段关注的是江南西路，后来偶然的机会写了几篇市镇的札记，于是将乡里与市镇结合起来研究，并将研究区域拓展到江南地区。这些研究很少有明确的规划，随兴趣而定，所以研究起来并不辛苦，但缺陷是章节比较零散。

入职后，面临申报课题的现实问题，经过数次申报国社科青年项目未果后，2020 年以《宋代县域空间关系研究》为题申报上了后期资助项目。

立项时书稿已有33万字，但部分章节仍很粗糙，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我主要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是将比较成熟的章节拆分出来投稿，根据退修意见和杂志编修意见完善章节，查缺补漏；二是补充部分章节，完善书稿。

《宋代乡的建置与分布研究——以江南西路为中心》

2023年9月，项目完成阶段性结项。看似“风轻云淡”的立项、结项过程，其实也面临各方面的压力。

2017年我入职扬州大学，作为一名新教师，首先需要站稳讲台，所以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在备课上课。

此外，我同时还要承担市校合作项目《扬州通史·隋唐五代卷》部分章节的撰写工作以及完成一项省社科基金课题《历史时期大运河沿线市镇的变迁及个性化发展模式研究》。这些研究虽然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我的研究领域，但也使书稿的设想打了一些折扣。

然而不管如何，总算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画上了一个句号。“路漫漫其修远兮”，学问之路深邃而漫长，荆棘之处自有小道可入，泥泞之路自有彩虹可观，希望自己能不忘学术初心，努力奋进。

王旭

2024年10月16日于扬州古运河畔

《扬州通史·隋唐五代卷》

作者简介

王旭，1987年生，安徽安庆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学、宋史。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项、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项。出版专著《宋代乡的建置与分布研究——以江南西路为中心》，参编《扬州通史·隋唐五代卷》，在《文史》《史学月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史学史研究》《江苏社会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及《新华文摘》转载、摘录。曾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