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题材美术创作的重大跨越

六年前的2019年元旦，我在中华艺术宫观看“纪念东京审判宣判70周年”特展时，被首次完整展出的李斌创作的巨幅文献式全景画《东京审判》深深震撼，按捺不住写下三万字长文《再现旷世审判的壮怀激烈——文献式全景画〈东京审判〉创作纪实》（原载于《上海纪实》2020年第一期）。日前，李斌发来他刚刚完成的新作《纽伦堡审判》，给予我又一次强烈的视觉冲击， 让我获得了一种新的观赏体验。

长18米、高4米的《纽伦堡审判》堪称是《东京审判》的姐妹篇，虽然在篇幅上它不似《东京审判》那么“巨大”（172米长，600多个人物形象），却高度浓缩了纽伦堡审判的经典场面和核心人物，具有同等的视觉冲击力和历史厚重感；同时，由于时间上纽伦堡审判早于东京审判，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开山意义的首个战争审判，以它为呈现对象的艺术创作，也因此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尤其在纪念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当口，文献历史画《纽伦堡审判》的问世，对于我们铭记历史，捍卫人类正义和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李斌区别于同行的一个重要特质，即他不仅是一位功底扎实，画技精湛的杰出画家，同时还是一位严谨的历史学者，尤其在近现代历史人物图像学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并为学界所认可。正因为具备这样的优势，他自创了文献式全景画的样式用以重现重大历史事件，也因此形成独特鲜明的个人艺术风格。继《东京审判》之后，近年他陆续创作了《九二受降图》《中国代表团签署联合国宪章1945.6.26》等，同样受到史学界与艺术界舆论的高度关注。

然而即便如此，在每一次创作实践中，他依然会极其严谨细致地做大量的案头准备工作。据悉，在最近这幅新作的创作过程中，他除了调动以往的研究积累和资料储备，还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到世界有关档案馆“觅宝”，挖掘了大量相关文献资料和图档原件，对于一些重要的文献，如同盟国政要关于是否审判战犯的讨论，核心人物的信件通讯往来，涉及每一个入画人物、每一个重要事件的文献及图像资料，他都想方设法寻找到原始图档和文件，并在上海交大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等专业机构专家学者的协助下，以最精炼的文字作为浓缩概述印制在画面背景上，所费心力可想而知。

以我不成熟的观感，在画面呈现上，有几个突出的亮点（或创新点）值得一说。

亮点之一：增加了对审判“前因后果”的呈现，在画作历史纵深度上做出新探索、新开掘。

众所周知，在二战临近结束阶段，围绕如何处置战争罪犯及战后国际事务等问题在同盟国内部引发激烈的争论，其间美、中、英、苏等国首脑多次紧密协商，先后出台了《莫斯科宣言》《开罗宣言》《波茨坦协定》等重要文件，表明了同盟国在惩罚轴心国战犯问题上的一致立场。苏、美、英、法四国签署的《关于控告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及其附件，为后来在纽伦堡和东京举行的针对A级战犯的两大审判奠定了法律基础。这些“前因”在《东京审判》中虽然通过背景文献图片和文件概述的形式做了呈现，但相关人物并未直接出现在画面人像中。而这次的《纽伦堡审判》，虽然画作主体形象依然为各国法官、检察官、被告及其辩护律师等法庭在场人物，但我们欣喜地看到，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司汀生、罗森曼……这些虽未在庭审现场露面，却对审判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幕后人物，也非常自然地出现在画面中，如此打破时空的处理，在李斌的文献历史画创作中是首次出现，在以重大历史事件为对象的美术创作中，可以说这是一次具有创新性的尝试。

至于“后果”的呈现，我们注意到像《东京审判》一样，画作在背景上出现了包括起诉书、判决书等重要法庭文件的文字概述和摘要，除此之外，《纽伦堡审判》还特地在画面末端背景上列出“联合国确认纽伦堡法庭所认定的国际法原则”等相关文字。学界普遍认为，纽伦堡审判作为人类首次系统性追究战争责任的尝试，其法律框架和审判实践，对后世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纽伦堡审判所确立的“危害人类罪”等概念，被纳入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等国际文书，成为联合国国际刑事司法体系的重要先例，在80年来的战争罪责追究的审判中起到了法典作用。这些都是纽伦堡审判后续影响的重要体现。

像这样围绕事件“前因”“后果”的延展，既符合历史真实，体现了对历史原貌的尊重及对后续影响的重视，也大大增加了画作的历史纵深感和厚重感，堪称文献历史画创作的一大创新。

亮点之二：用案例的形式拓展画作内涵，凸显历史事件的丰富生动性。画中四位检察官身后的右侧，有两位做行走状的律师形象，其中身着海军服的是受审战犯邓尼茨的辩护律师；另一位高个子是战犯戈林的辩护律师，这两个人物对应的是法庭审理的两桩经典案例：其中戈林的律师曾针对苏联提出的卡廷大屠杀事件提出质疑，最后法庭认为德军确有严重的虐俘罪行，但排除了卡廷事件（理由是证据不足），从而为多年后卡廷事件的真相大白埋下了伏笔。另一个案例中，曾被希特勒定为接班人的邓尼茨原本是要判绞刑的，由于律师找到了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请他出证言证明邓尼茨指挥袭击非武装船只属自卫行为，盟军也做过同样的事，导致邓尼茨由绞刑改为有期徒刑。这两个案例分别展示了审判中司法人员如何运用专业智慧应对前所未有的法律挑战，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审判注重事实和证据的严谨态度，体现了审判的公正性。

亮点之三：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更具感染力。多年前，我通过《东京审判》长卷，见识了李斌在油画人物画方面的非凡造诣和功力，600多个人物，被他描绘得栩栩如生，姿态神态各异。这次的出场人物虽然不如上次多，但似乎刻画得更为细腻，更有立体感，也更具感染力。李斌画人像，特别注重人物内心及多面性的呈现。比如画中对被告群像的塑造。现实中的纽伦堡被审战犯，在法庭上十分不配合，有些还很嚣张，戈林等被告不仅拒不认罪，还百般狡辩，据说他“惊人的辩论技巧”，曾让美国检察官气得当场摔耳机，后来英国检察官改用快速提问战术，才让戈林露出了破绽。李斌在用画笔呈现被告法庭百态的同时，还在其身后的背景画布上，精心挑选了他们在战争时期罪行和劣迹的文献图片作为映照，如邓尼茨画像的身后，就是他跟希特勒在一起的照片，从而揭示了被告的真实面目。

在中国艺坛，能娴熟驾驭并准确再现国际重大历史事件的画家并不多见，以画笔完整呈现两大跨世纪审判的至今也只李斌一人，可以说，他的这部新作，不仅成就了他个人历史题材创作新的高峰、新的跨越，同时也为纪念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添加了浓重、出彩的一笔。以我一个行外人士的浅见，他有关二战战后题材的系列作品（除了两幅“大审判”，还应包括他近年完成的《九二受降图》和《中国代表团签署联合国宪章1945.6.26》），是足以载入中国当代画坛历史题材经典画作之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