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界还有多少推动毒品废死的“武大学者”？

文 | 北方朔风

因为杨某媛的事情，这段时间网友们开展了对武汉大学的大规模论文查旧账工作。毕竟武汉大学出的神人远不止杨女士一位，所以不出意外的，翻到了很多非常奇怪的东西，比如说武汉大学某位教授关于建议取消毒品死刑的论文。

对于笔者来说，这种结果没有一点让人惊讶的地方。翻翻国际上关于毒品犯罪的法学和社会学期刊文献就会发现，观点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轻罪化乃至于无罪化，比较起来，其他领域的观点一致性很少能达到这种程度。再想想我国法学领域很多人本质上就是复读机，也跟着支持毒品犯罪废死甚至去罪化不是太正常了么？

西方法学和思想界为什么普遍是这种观点？西方大儒及其信徒们往往会告诉你这是基于自由人权之类的高大上道理，我国法学和思想界的一些应声虫也无外乎是跟着复读这套嗑。但实际上，这是属于西方社会在现代史中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

第一个节点是上世纪50到60年代西方的社会运动。当年的社会运动对文化的深远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摇滚乐，嬉皮士，冥想与灵修，都在那个时代作为反抗主流的标志，随后被收编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毒品，尤其是致幻类毒品，也成为了反对主流的标志，随后成为欧美文化界的标配之一。被收编的原因说到底很简单，包括毒品在内的这些东西并不会阻碍资本主义的运行，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润滑剂。

第二个节点则是越战到民权运动再到毒品战争。越战对美国的影响很大，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影响了整个社会的风气，加重了美国的毒品问题。为了限制毒品问题，尼克松在70年代初提出了“毒品战争”这一概念。

打击毒品本来是好事，但是美国人一向擅长把好事搞成坏事。对外，打击毒品成了美国干涉南美国家的行动借口，而CIA这类部门还在这个过程中大发横财；对内，不同族裔选择性执法，有色人种被更多的针对，完全做不到一视同仁。

跟这些虫豸一起自然是搞不好禁毒的，哪怕有一点成效，也被美国的其他神奇操作给作没了。美国对南美国家的经济殖民使得农民破产，不得不继续种植毒品；而新自由主义驱动下的美国经济，大量少数族裔社区贫民窟化，又加重了毒品问题。

虽然在民权运动中，美国少数族裔为了自身权利坚持斗争，反对在毒品问题上的选择性执法，但是因为改变不了社区的情况，以及民权运动领袖或被杀害，或被分化利用，最终被扭曲成了打击毒品犯罪就是歧视少数族裔。

这套话术从民权运动高峰期持续到了今天。现在民主党进步派仍然会用这样的理由对毒品问题进行开脱。而也因为这些原因，在今天的国际社会学文献上，只要提到大规模打击贩毒，基本上你都能看到以美国毒品战争为例子进行反驳的内容。这不仅仅是美国政府的无能为力，而是全社会层面不相信毒品战争会胜利了。

前两个点和白左有关系，第三点就和右翼有很大的关系。从硅谷兴起以来，美国科技界和金融界就逐渐养成了嗑药的习惯，不过比起来泛左翼的文化界使用致幻剂，这些人更喜欢的是兴奋剂类药物，号称能提高工作效率。

同时，通过药物提高自己的能力这种超人类主义倾向，也越来越体现在当下的硅谷投资趋势中，人类增强已经成为当下硅谷投资的一个热门。当然，硅谷这帮人不会承认自己使用的是毒品，他们觉得自己没有上瘾，而是通过药物更好的控制了自己，甚至超越了普通人类。

这种狡辩极其低级，但是在美国藤校高压力专业磕兴奋剂过考试月成为日常的当下，美国已经没有能力控制这种现象了。

梳理历史后不难看出，欧美的毒品合法化思潮是一种失去控制之后的无可奈何，就是一开始不管，严重了之后管不了就宣称没事，非常符合对欧美的刻板印象。但是不管怎么说，欧美这种现状总归是事出有因，尽管这个原因是无能与邪恶共同造成的。

可是想把废死去罪这一套完全搬到中国的法学人士就很幽默了。欧美是事情搞砸了之后自我洗脑洗地贴金，中国呢？中国本来没事，所以这些人就要先把中国的事情也搞砸，这样他们信仰的那一套在中国就有合理性了。

作为一个合格的社会学或是法学工作者，应该研究的是西方的毒品合法化思潮的背景，这背后有太多的经验教训值得学习了。笔者之前举出的三个方面，每个方面都可以展开进行大量的专门论著。但是实话实说，研究这些历史事件和欧美毒品合法化背后关系的中文内容并不是很多。这也就是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常见的问题了，总是把西方的某些东西当成是神圣的，却没有想到这背后是各种历史遗留问题的总和，与神圣这个词语毫无关系。

法学无疑是这方面问题的重灾区。英美的法律大量依赖一些几十年前的判例，乃至于上百年的法条，这从基本结构的角度来说就是不合适的。这与其说是什么神圣，不如说是草台班子的表现，专门学过法学的研究者本应该比普通人更容易认清楚这个事实，但是我们看到的结果往往并非如此。

大概是因为承认了这套东西是屎山代码，会破坏所谓的法学神圣性吧？有类似想法的社会学远不止法学一家，史学，哲学，经济学等等等等都喜欢强调自己学科的神圣性，但是法学确实是这方面问题的重灾区。比如说涉及到废死这类问题，法学界都很双标，一边说什么这是人民的希望，一边又抱怨舆论不理解废死精神。

即使在毒品问题已经普遍轻罪化的美国，舆论真的就都支持毒品合法化吗？答案是否定的，这里笔者举几个角度不一样的例子。美国提出的很多毒品合法化法案，并不包括所有的毒品，比如说经常不包括可卡因，考虑到美国各个种族毒品使用情况的差异，这背后的舆论是很微妙的，很可能掺杂了种族仇恨的因素。

另一个例子是，最近美国有一本新书很流行，书名叫做《布拉格堡的腐败》。布拉格堡是美军最大的陆军军事基地的名字，这本书讨论的就是美军贩毒的各种问题。考虑到这本书的流行程度，我们可以理解这种行为在美国民众里边依然是有支持度的。

还有特朗普两个任期以来，都一直以打击贩毒作为口号吸引选民，虽然实际做的事情可能还不如尼克松，也没有摆脱美式禁毒失败的路径依赖，把锅甩给了大洋对岸的中国。但是这个口号的吸引力足以证明，美国人民并没有某些法学专家说的那么支持毒品合法化。显然，这些事实被选择性无视了，可以说，长期以来很多美国人民的真实意见想法被这些法学和思想人士给“代表”了。

所以，对这些学者和知识分子来说，所谓的“神圣性”到底是什么？从毒品废死去罪这些腌臜事看起来，好像并不是人民的意愿和社会的长远发展。在很多思想语境中，神圣性代表了一种超验性，一种不需要世俗规则去验证的力量。在法学领域，就很容易滑坡成为所谓的法的精神高于社会这种莫名其妙的想法。

哲学理论对超验性的讨论确实是个重要课题，问题法学并不是哲学，而是需要在现实中对所有人执行的，何来什么超验性。更何况西方很多法学理念和超验无关，是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堆积起来的，从出发点就与神圣无关。越强调神圣性，就越会让人觉得像宗教。经书的内容是超验的，知识分子就可借此当新一代的释经人，来获得超然的地位。

所以也难怪有人嘲讽，说欧美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很羡慕伊朗的教法学家体制，都想当西方国家的大阿亚图拉。这才是最符合知识分子想法的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圣王之治。

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保守主义者喜欢说的习惯法。他们认为习惯法不是被发明的，而是自然形成然后被发现的，所以拥有神圣性。作为一种思辨方式这可能是很有趣的，但是这和现实中的法学实践就没什么关系。但是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意识到一个问题，我国很多自诩进步的人士，会把西方的某些东西当成是类似习惯法一样的东西。他们的本质很难说有多进步，实际上不过是次生的保守主义者罢了。

笔者并不觉得这个世界上需要那么多的大阿亚图拉，从现实角度来说，法律的所谓神圣性与超验无关，而是在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随着社会情况的改变，法律也需要改变，而说到底，法律也是人制定出来，并为了人和社会而服务的。笔者不反对学习国际法学，乃至于一切国际上的社会科学，但是这种学习必须要以反对神圣性作为第一性。

西方社会学的各种思潮，都有其局限性和历史缘由，反对神圣性就是要拆解这些概念，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学到真正要学习的东西。

这当然不容易。当下选择社会科学的学生很多都有一种“理想主义”，就算上学之前没有，当下很多院系的风格也很容易制造出来这种假“理想主义”，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的这套东西能够解释整个世界。看看一个武大就出了不少这种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问题是，人民群众凭什么要无条件的相信你们干的事情是有神圣性的呢？我国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之所以饱受诟病，就是因为明明做着二三手的工作，却相信自己代表着所谓的真理。时代已经不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了。

我们需要的是能在解构之后再次建构的人。解构掉自己研究内容的神圣性，还能继续搞好社会科学研究，确实需要强大的能力与意志力。长期以来，这样的社会科学研究者都太紧缺了。

眼下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就是，包括毒品废死和去罪思潮在内，中国法学工作者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西方的法学建设？首先应该意识到法律不过是治理社会的关键工具之一，但这点可能会让部分法学工作者感到愤怒，违背了他们想象之中法律高于一切的基本设定，说不定还会来几句什么“施密特法学观念复辟”之类的怪话。

但现实中法律存在的神圣性本就来自于这种工具性，因为它作为治理社会的基本工具，其价值得到了社会大多数人的认可。所以从这个角度就能更好的回答我们应该学习西方法学的什么部分。

当我们看到某个西方的法律规定之后，我们应该去了解为什么会制定这个法律，实际执行的效果又怎么样，如果效果好，那么与哪些现实情况有关系；如果不好，又是什么因素造成的阻碍，中国有没有这些因素。

这些听起来一点也不神圣不高深，很平淡，但是却比空谈复读什么法的精神困难很多。这需要研究者既了解西方，又了解中国。毕竟，法律终究是现实中社会规范的一部分，如果你连社会都不了解，又怎么去设立法律呢？这一点不限于法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都该对社会有基本的了解，而不是高高在上地觉得和自己意见不一样的人无关紧要。

当然，这些话一些人大概是听不进去的。他们的学术研究宗旨，看起来就是在21世纪仍执著于让中国社会变成西方，而不是真正的为我们的人民和社会服务。眼下文科无用论流行，这种观点当然很偏颇。那些正向作用不用多说，就说说毒品，一种能在中国社会鼓动毒品废死和去罪化，以及在很多方面鼓动和西方“先进经验”接轨的力量怎么能说是无用呢？这可太有用了。

只是，中国的历史经验和西方毕竟不同，历史和人民群众对这种“用处”究竟会如何评价，想来即使从学术研究中也不难回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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