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枪炮与骑兵，大清国击溃了它最危险的敌人

康熙帝亲征：火器时代的骑兵对决

作者 | 张明扬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春，当清帝国还在为《尼布楚条约》与俄国反复拉扯之时，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发动叛乱，率军三万越过杭爱山（东汉窦宪大破北匈奴“勒石燕然”之处），进攻喀尔喀蒙古。至八月，喀尔喀各部溃败，十余万喀尔喀蒙古人南下。

为了防止噶尔丹吞并喀尔喀蒙古坐大，甚至吞并全蒙古，威胁清帝国的统治，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开始，康熙帝连续三次对噶尔丹展开大规模战略进击，尽管前两次一负（乌尔会河之战）一平（乌兰布通之战），但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的昭莫多之战中取得了对噶尔丹的决定性胜利。

从战史的角度来看，这不仅是久负盛名的满蒙骑兵大规模对决，也是先后进入火器时代的清、准两军的火器对决，“火器时代的骑兵对决”可能是最准确的说法。两支同样奉行“炮骑协同作战”理念的强军，在蒙古大草原上一决生死，这听起来就令人血脉偾张。

噶尔丹的骆驼炮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平叛战争爆发时，准噶尔部叛军与清朝军队很难说是同样体量的对手。

先看准噶尔军。噶尔丹自1672年左右成为准噶尔部首领之后，击败了和硕特部，成为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辉特部）的共主，称“博硕克图汗”。卫拉特蒙古即明朝时的瓦剌，在清朝时又称厄鲁特蒙古。如果置于全蒙古的地理概念中，卫拉特蒙古被称为“漠西蒙古”，与清朝入关前就已直接控制的“漠南蒙古”、清朝可行使宗主权的“漠北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并称。

在控制了天山以北的卫拉特人之后，噶尔丹控制的卫拉特人已达到二十余万户，六十余万人口。康熙十九年（1680年）左右，噶尔丹又征服了天山以南的叶尔羌，手中掌控的军事资源大增。准噶尔此时可制作精良的中亚风连环锁甲，“轻便如衣，射可穿，则杀工匠”；同时利用天山南路制造的火器，编练士兵，“令甲士持鸟炮短枪，腰弓矢佩刀”。

与康熙帝决战前，噶尔丹有进一步整合内部之意。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派人暗杀侄子策妄阿拉布坦。谁料行刺失败，策妄阿拉布坦率五千亲信部众向西逃亡。噶尔丹亲率两千名骑兵追击，为侄子所败。策妄阿拉布坦顺势占据了水草丰美的博罗塔拉（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大战将至，准噶尔部却陷入分裂，实力大损。康熙帝收到情报后，判断噶尔丹“迫于内乱，食尽无归，内向行劫”（《圣祖仁皇帝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

噶尔丹的巅峰时代定格于此。

其最明显的衰退标志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岁末，噶尔丹东袭喀尔喀部时，只带了两万人。

不过，噶尔丹的准噶尔军数量虽然有限，却是蒙古草原上一支前所未有的新型军队。简单说就是，既继承了蒙古人独步天下的骑兵传统，又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下完成了火器化革新，“准噶尔军队是配备火器的骑手，擅长纵深攻击，来去迅速”。

有资料显示，尽管噶尔丹多次表达了向俄国购买火器的兴趣，但实际上俄国出于防范考虑长期对蒙古执行火器输出禁令，从未与准噶尔部开展过官方火器贸易，而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俄国人更是直接抛弃了此前用来牵制大清的噶尔丹。当然，噶尔丹可以依靠走私从俄方那里获得零星的火器，但这远无法组织起一支庞大的火器部队。

所谓俄国的大批军援支持，很大程度上只是噶尔丹拿来自吹自擂和恫吓对手的战略欺骗罢了。

不靠俄国，噶尔丹的火器从何处来？“准噶尔在火器装备与火器战术两方面均深受中亚伊斯兰国家的影响”，噶尔丹通过征服和贸易从中亚获得了稳定的火器来源。甚至还有一批中亚军人加入了噶尔丹的军队。

准噶尔军还自奥斯曼帝国引入了“骆驼炮战术”，即运用骆驼运载轻型火炮，伴随骑兵机动。准噶尔军装备了一种介于炮与重型鸟枪之间的火器，称为“赞巴拉克”，在火力与机动性之间达成了相对平衡，被视作当时最适合骑兵长途机动的火器。清军日后对“赞巴拉克”进行仿造，使之成为乾隆时期八旗兵的重要装备。

再看清军。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与俄国达成《尼布楚条约》后，清军摆脱了在东北与西北两线作战的隐患。清军在战略上的最大优势是，可以凭借多元大帝国的雄厚人力物力，得以在不影响财政正常运转的同时，动员骑、步、炮皆备的十余万大军，对只有两万军队动员能力的噶尔丹进行以多击少的消耗战。

在骑兵方面，从三藩之乱就可以看出，康熙朝的八旗铁骑已告别了巅峰时刻。但清军骑兵的资源优势仍然在——不仅有蒙古各部骑兵的助力，还有着几乎源源不断的战马供应，可以为骑兵军团远征打造一人双马的豪华配置。

在火器方面，早在皇太极时代，清军就快速完成了部分火器化，从各个规格的红衣大炮到火绳枪，清军的火器配置也较为系统化。在平定准噶尔战争爆发前，清军的火器刚刚在雅克萨之战中经过了俄军坚固工事的检验。当然，这两场战争作战形式不同，雅克萨之战是要塞攻防战，而平定准噶尔战争是纵横千里的野战。

在康熙时期，清军火器化的最大成就是，在南怀仁的督造下，清军造出并装备了如“神威无敌大将军炮”这样的重型火炮。但是，平定准噶尔战争几乎完全以野战为主，重型火炮不仅严重缺乏机动性，不利于远征，也丧失了要塞攻防这个最重要的应用场景。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也就是平定准噶尔开战前一年，清朝又造出了超越“神威无敌大将军炮”的当时最重型火炮“武成永固大将军炮”，炮弹重达十至二十斤，但这种代表了康熙时期造炮巅峰的攻城火炮在平定准噶尔战争中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事实上，像准噶尔军这种广泛配备火器的骑兵野战军团，清军在此前的历次战争中从未遇见过，缺乏相关作战经验。吴三桂军倒是装备了火器，但吴三桂军和清军的战斗以岳阳、长沙和平凉等地的城池攻防战为主，鲜少看到双方骑兵军团大规模野战的记录。在与俄军的两次雅克萨之战中，也几乎没有见到哥萨克骑兵出城与满蒙骑兵野战的案例。雅克萨之战是彻头彻尾的以火器为主导的要塞攻防战。

如果追溯到更远的明清战争中，袁崇焕时代的关宁铁骑不仅装备了火器，也敢与八旗铁骑一战，但这个野战也是打折扣的，得“依城而战”，即离不开城墙上火炮的火力掩护。因此，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这支受近东‘火药帝国’影响，带有浓厚中亚色彩的新式军队，是清朝在蒙古高原上前所未遇的劲敌”。

谁赢了乌兰布通之战？

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不熟悉准噶尔军的炮骑协同战术，清军最初遭遇准噶尔军时，有些自负轻敌。

噶尔丹进攻蒙古喀尔喀部，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喀尔喀部紧急向清廷求援，康熙帝岂会置之不理？他调兵遣将，准备大举北上应援。

在主力出师之前，康熙帝派出了阿喇尼率领的两万清军作为先头部队。按照清军的战前部署，阿喇尼所部本应等到与主力会合后，再行决战。但阿喇尼或是因为求战心切，或是因为轻敌，竟主动逼近准军。要知道，阿喇尼的兵力不仅不占优势，很可能还略少于准军；而在火力上，这支清军全部轻装，不可能携带太多火器，尤其是重炮。

六月二十一日黎明，两军在乌尔会河（今内蒙古自治区东乌珠穆沁旗东）相遇。准军分两翼形成“弓形阵”，从三面用鸟枪等火力密集覆盖进攻的清军，造成清军严重伤亡。清军溃退，噶尔丹遂令一支机动部队从阵地绕出，对溃败的清军形成夹攻，彻底击垮了清军。清军全部辎重被缴获，当时在噶尔丹军中的俄国人甚至说：“博硕克图汗把中国兵杀得一个不剩。”此说虽属夸大，但作为现场目击者，其说法也的确可以反映出清军当时伤亡之惨重。

战后，阿喇尼将战败归咎于“厄鲁特多火器，而我火器营未至”（《圣祖仁皇帝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这么说虽有为自己的轻率出击开脱的成分，但也可看出准噶尔军的火器杀伤力给清军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乌尔会河之战作为清准首战，清军在兵力上不占优势，在火力上处于明显劣势，战败也在情理之中。“阿喇尼军队只是一支缺乏战斗力的非主力部队，显然不是噶尔丹亲自指挥的准噶尔精兵之对手……清廷迟迟没有制定统一、具体的作战方案，致使先遣部队各行其是，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乌尔会河大捷让噶尔丹陷入了非理性的顾盼自雄中，以至于带着些许君临天下的幻觉向清廷放话：“今虽临以十万众，亦何惧之有。”（《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百四十七）

当噶尔丹率军进逼距北京仅七百里的乌兰布通时，北京城陷入“恐准症”之中。据刘献廷《广阳杂记》：“京师戒严，每牛录下枪手派至八名，几于倾国矣。城内外典廨尽闭，米价至三两余。”

事已至此，康熙帝下决心亲征。康熙帝深知，大败之后，如果不直面噶尔丹的挑战，喀尔喀蒙古各部就会在惊惧之下被迫投入噶尔丹的怀抱，进一步增强噶尔丹的实力……连锁反应下去，一旦漠南蒙古再落入噶尔丹之手，北京城就是噶尔丹骑兵刀俎下的鱼肉。

尽管在眼下，噶尔丹的实力还远不足以对清帝国造成致命威胁，甚至准噶尔军进军乌兰布通更大的目的也是抢掠自肥，根本谈不上什么争夺天下。“噶尔丹仅凭两万人的军队，要从大清国数十万军队手中夺取辽阔的漠南草原，建立割据统治，谈何容易，这点噶尔丹可能比谁都清楚。”然而，清廷一旦放任噶尔丹坐大乃至吞掉全蒙，不仅会从根本上损害“满蒙联盟”之国策，还将使北方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同等体量的军事挑战者。对于熟悉历史的康熙帝而言，土木堡之变殷鉴在前，金末蒙古军任意肆虐金国北方领土的历史记忆更是有切肤之痛，“恐日后各省脂膏，皆靡费于北边，又若前代矣”。更何况，噶尔丹也还大言不惭地说出了一句：“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康熙帝又如何能忍？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七月初二，康熙帝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与皇长子胤禔率领西路军出古北口；以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与简亲王雅布一起率东路军出塞；康熙帝自领中路军，总揽全局。算上后勤辎重人员，三路大军共十万人以上。为了避免重蹈乌尔会河之战单兵突进的覆辙，康熙帝严令：“姑勿与战，以待各路军至齐发，毋致失利。”

在古代的通信及交通条件下，分进合击或许势在必行，但往往只是一个纸面上的完美计划，乌兰布通之战也不例外。常宁的东路军因为集结缓慢，暂缓进兵，康熙帝又因突患疟疾而中途回京，三路清军只剩下了福全的西路军。西路军的人数，各种史书语焉不详，但考虑到西路军是正面进攻的主力军，康熙帝回师前特遣汉军火器营和前锋护军支援，再加上阿喇尼的三千残部八月下旬也赶来会合，因此估计西路军总人数当在四万以上，战斗人员约三万人，仍多于噶尔丹军队的两万余人。除兵力占优势之外，清军在乌兰布通之战中最大的战力提升是“多派精兵，尽发火器”，弥补了乌尔会河之战时“我火器营未至”的短板，大量配备了适合远征的如子母炮等各种轻型火炮，阵中的炮兵和鸟枪兵达到了五千余名。'

自朱元璋和朱棣时代发明出真正有大规模实战意义的火器之后，火器在实战中一个始终无法规避的痛点就是射速过慢，无法有效抵御骑兵快速冲锋的问题。解决的方式无非有两种：第一是技术革新，即不断研发射速更快的武器。明代中期佛郎机和火绳枪相对火铳的升级，明末红夷大炮相对佛郎机的升级，提高射速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到了康熙时期，技术革命已趋于停滞，比火绳枪更先进一代的燧发枪也未在清军中列装。第二是战术革新，而其中又分两种：一是针对火枪的战术革新，比如明初出现雏形的轮射战术；一是针对骑兵的防御战术革新，比如戚继光和孙承宗用车阻挡骑兵冲击的“车营战术”。而在乌兰布通之战时，清军也摸索出一套叫作“连环本栅”的新战术，正如福全的战报所言：“日中见敌，设鹿角枪炮，列兵徐进。”

清军这一战术很可能取法自吴三桂军，后者曾用此法与清军骑兵对峙。所谓“连环本栅”战术，简单来说就是：战时将鹿角木（本栅）居前，阻碍骑兵冲锋，鸟枪手和炮手在后排成十队，依次在鹿角木后用轮射战术放射枪炮；然后派专人将鹿角木向前移动十步，火器兵再依次跟随前移并发射。如此反复前进发射，是为“连环”。

清军有“连环本栅”，准噶尔军则有“驼城”。所谓“驼城”，“以骆驼布阵，上千匹骆驼被困住四足后，卧于地面。骆驼背上加了箱垛，用毡布吸水，覆盖于箱垛之上，使之形成城垛形状”。在骆驼及箱垛间隙之间，是拿着火枪和轻型火炮，等着清军来进攻的准噶尔士兵。可以说，“驼城战术”与“骆驼炮战术”是一体两面的，行军时就是“骆驼炮”，防守时就是“驼城”，进攻时则前有骑兵冲击，后有大炮轰击。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八月初一，乌兰布通之战正式爆发，战事实际上只持续了一天。《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载有战后福全第一时间发回的战报：

抚远大将军和硕裕亲王福全等疏报：七月二十九日，臣等闻厄鲁特屯于乌兰布通，即整列队伍。八月初一日黎明前进，日中见敌，设鹿角枪炮，列兵徐进。未时，临敌，发枪炮击之。至山下，见厄鲁特于林内隔河高岸相拒，横卧骆驼，以为障蔽。自未时交战，至掌灯时，左翼由山腰卷入，大败之，斩杀甚多；右翼进击，为河崖淖泥所阻，回至原处而立。本欲尽灭余贼，但昏夜地险，收兵徐退。其噶尔丹死于乱兵与否，俟后查明另奏。

福全的战报充满着大捷的气息，甚至声称有可能当场击毙噶尔丹。康熙帝收到战报后，大喜过望：“览王等所奏，统领大军进讨厄鲁特至乌兰布通，大败贼众，斩杀甚多。王等调度有方，官兵奋勇可嘉，在事有功人员，著议叙具奏。”（《圣祖仁皇帝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八）但如果仔细研究福全战报，就会发现有不少疑点和自相矛盾之处：夸大了准军的损失，掩饰了清军所受的重创。当时在清廷供职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在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报告中曾提及此战：“清军和厄鲁特交战时，受到巨大损失。在这次战斗中敌人得以避免彻底失败的原因，据说就是由于厄鲁特蒙古人利用出色的齐射，使清军遭到猛烈的火力袭击，致使清军骑兵在交战前即被击退的缘故。”康熙帝的亲舅舅佟国纲甚至在骑兵冲锋中被准噶尔人的子弹击中，当场阵亡。

长久以来，关于乌兰布通之战的各类历史记录，特别是清代官方文献都异口同声地断定清军大胜准军惨败。但现有史料并不能证明驼城被清军击破，“清军尽管用大炮轰击噶尔丹的驼城，但大都无的放矢，未能有效歼敌”。各种证据表明，清军在此战至多算打成平手。

准军的伤亡比清军少得多，从这个层面上说，准军自然是乌兰布通之战的胜利者；但在战略上，双方算是打成了平局：毕竟噶尔丹的南下计划被遏制，被迫迅速脱离战场返回漠北，但清军也没有完成围歼噶尔丹的战前规划。

清军为何没有获胜？原因至少有三点：

其一，自然是没有实现三路大军围歼准军的战前规划，仅以一支西路军接敌。其二，乌兰布通是噶尔丹精心准备的战场，他在战前已占据了最有利的地形，做好了迎战准备，易于发挥火力。甚至可以说，“清军是被噶尔丹引诱到乌兰布通的”。其三，清军虽有火炮优势，清军大炮“炮火齐发，自未至戌，声震天地”，对“驼城”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但准军此战则将火枪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对缺乏经验、队形过密的清军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清代官方文献《圣祖仁皇帝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记载：“我军近与厄鲁特战，排列太密，为贼人乱枪所中，且进退不鸣笳，此皆不习战阵之故也。自古兵法无不预加训练。前者，八旗之兵，春秋校猎，即训练武备之意。但校猎恐疲兵丁之马，今既停止校猎，其令八旗兵丁，春秋二季集于旷阔之地，布阵鸣笳，教练步伐。”说起来多少有些魔幻，蒙古人不是靠骑兵，而是靠火枪力挫清军骑兵的。

从康熙帝战后的一些检讨来看，他至少没有把乌兰布通之战视为胜仗。福全回至京师，“止朝阳门外听勘”，不许进城，而先行返京的皇长子胤禔也被勒令取供。

虽然噶尔丹在乌兰布通之战损失有限，但在撤军途中却遭遇瘟疫，“日以北徙，人畜屡毙”，队伍大量减员，两万余人仅剩数千。因此，对于噶尔丹而言，此次南下的确是一次得不偿失的冒失之举，“卫拉特帝国”越来越像是一场幻梦。

昭莫多没有奇迹

为了总结乌兰布通之战的得失，康熙帝战后还曾亲临战场探勘，得出的结论是：清军必须增加火器的配备数量。为此，清廷还从朝鲜那里搞来了三千杆鸟铳。

康熙三十年（1691年），也就是乌兰布通之战后一年，清廷继前几年设立汉军火器营后，又设立了八旗满洲火器营。康熙帝此举的用意之一就是想借重八旗的骑兵优势，建立骑术与火器射术皆精的“马上鸟枪兵”，以在野战中具备与准噶尔火器部队相同的机动性。

加强火器配备的同时，乌兰布通之战后仅一个月，对清军散漫无序的作战习惯很不满的康熙帝就严令八旗军进行全面整训。清军知耻而后勇，厉兵秣马，准军却是偃蹇困穷、江河日下。乌兰布通之战后，噶尔丹所部不仅遭遇了持续将近一年的瘟疫，其侄儿策妄阿拉布坦又趁机向东进攻，攻占噶尔丹的大本营科布多，占领了天山南麓。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五月，噶尔丹再度对喀尔喀部用兵。与前次相比，准军此次声势大减，尽管仍然凑出了两万人，但其中一万人是负责后勤运输的妇孺老弱，战斗人员仅有一万。为了自壮声势，噶尔丹主动释放出假消息，“有兵二万，又借俄罗斯火器兵六万”，一度吓得康熙帝身边的重臣大惊失色。

康熙帝召集三品以上大臣讨论出兵事宜，结果赞成出兵者满朝不过三四人，主流的反对理由是忧虑进军路途过远。康熙帝力排众议，决意出师亲征。

为了对付噶尔丹这区区一万战兵，康熙帝这一次动员的军队甚至超过乌兰布通之战，仅作战部队就达到了十万人，总兵力则接近十五万人，大有狮子搏兔、志在必得之势。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二月，康熙帝出师亲征，为了毕其功于一役，分三路出兵：中路军由康熙帝亲自统率，直指克鲁伦河；西路军由费扬古统率，分别从宁夏、归化两路出发，会师后截断噶尔丹退路；东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率。康熙帝的计划是，用绝对优势兵力分三路实施大纵深的战略包围，使“往来飘忽，踪迹无常”的噶尔丹无所遁形。

与乌尔会河和乌兰布通这两战相比，此战是真正的远征。前两个作战区域都在内蒙古境内，乌兰布通距离北京更是仅有七百里，而此战的进军地点克鲁伦河距离北京近两千里。很显然，噶尔丹虽号称南下，但自知兵力有限，不敢像乌兰布通之战一样深入清朝统治腹地，而是吸引清军远距离出击，力图形成以逸待劳之势。但噶尔丹还是太乐观了，考虑到清、准两军此时的巨大实力差距，此战唯一的悬念其实在于清军能否抓到噶尔丹的主力，乃至全歼准军。

在历史上，草原民族应对中原王朝北伐，最佳策略其实就是避而不战。中原远征军劳而无功几次，就无力组织下一次北伐了。比如在朱棣的五次北伐中，后三次都没有碰到蒙古军。当然，如果康熙帝像汉武帝那样，出塞时兵分几路，碰见草原骑兵的概率自然会高上数倍，但这样做的风险是，又有可能会被草原骑兵各个击破。也就是说，本土作战的草原骑兵无论兵力多寡，大体上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可任意选择战还是跑：只要发现对方是主力出击，撒腿跑就得了，反正战马不足的中原军队也追不上；万一发现对方是一支偏师，果断围歼就是了。

但此战的特殊性有两点：第一，清军在兵力上优势过于明显，几乎达到了10∶1，即使没有实现“分进合击”，清军任何一路的硬实力都不逊于准军，中、西两路更是数倍于噶尔丹军。第二，由于清帝国的多元性，清军的战马资源极其充裕。据说昭莫多之战动员的战马接近三十万匹，几乎是一人三马的奢侈配置，在机动性上并不逊于准军，足以应付数千里的远征。

和乌兰布通之战相似的是，最终在昭莫多（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市西南）真正和噶尔丹交上火的其实也只有西路军一支。这次康熙帝亲征的中路军倒是一直没提前撤，但噶尔丹闻风逃遁，只是运气不好，还是被西路军逮到了。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五月十三日，当费扬古率领的西路军的一部在昭莫多遭遇准军时，费扬古手中的兵力仅有一万四千人。真正意义上的昭莫多之战，不是什么十万打一万，就是这一万四千清军对阵一万准噶尔军。有说法称，西路军这一部此时已断粮多日。

战斗一打响，宁夏总兵殷化行力谏费扬古先据小山：“从来用兵，高处不宜让敌。”费扬古采纳了其建议，随即派兵抢占山顶，刚到山顶，发现准噶尔军也从另一侧登至半山。这座小山头的争夺战由此成为昭莫多之战的主战场。居高临下的清军充分发挥了火器优势，用包括子母炮在内的各种轻型火炮，以及火绳枪，对着攻山的准噶尔军进行密集轰击。危急时刻，噶尔丹和其妻阿努杀红了眼，冒炮矢，舍骑而斗。两军从中午战至傍晚，准军竟然在地形、火力、兵力都不如清军的情况下，“击伤相当，胜负未决”，足以显示这是一支值得康熙帝充分重视的强军。

此时，费扬古再次采纳殷化行的建议，动用两支奇兵，一支横冲入阵，一支袭准军辎重，加上正面部队，三路夹击。本就是苦苦支撑的准军立即阵脚大乱，乱战中，噶尔丹妻子阿努被鸟枪击杀，“金铠黄袍横尸道左”，噶尔丹仅率数十骑突围而走。此战准军被歼两千余人，被俘两千人。

昭莫多之战后，噶尔丹虽然撑了近一年，但已是冢中枯骨，对康熙帝而言就是一个可追可纵的流寇而已。

康熙帝此番亲征，从京城到克鲁伦河，来回总共九十八天，行程四千里，击溃了清帝国最危险的敌人。有学者将此行定义为“康熙之路”，“京城到克鲁伦河，确实是一条艰难的道路，然而也是大清王朝的康熙之路”。但这也正是中国火器走向衰落的“康熙之路”。正是从康熙帝平定噶尔丹开始，清帝国周边再无可以危及其政权生存的竞争对手。康熙帝以降，各帝对民间私造火器做了种种严格的规定，“火器事业渐不复如前受到重视”，“中国火器在17世纪末期后逐渐衰落，甚至有所倒退”。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山西总兵上言奏请自行捐造子母炮，康熙帝严令禁止：“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乾隆帝规定：“私藏火炮及私造鸟枪者，系官革职，兵丁鞭一百革退，火炮鸟枪俱入官。”

“自10世纪发明火器以来，清朝对火器的限制是历朝中最为苛刻的。”在康熙时期，中国火器抵达了前所未有的巅峰时刻，但也正是在康熙时期，中国火器盛极而衰，“清朝自康熙平定噶尔丹以后，不但禁止进行火器研制，甚至将前代关于兵器的书籍列为禁书，致使火器知识失去传承……自南怀仁的《神威图说》和《穷理学》发表之后，直至鸦片战争以前，近一个半世纪内竟没有一本论及火器的兵书问世”。

所谓的“康熙之路”，也是通往鸦片战争之路。

依靠枪炮与骑兵，大清国击溃了它最危险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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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8月24日 12:01 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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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亲征：火器时代的骑兵对决

作者 | 张明扬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春，当清帝国还在为《尼布楚条约》与俄国反复拉扯之时，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发动叛乱，率军三万越过杭爱山（东汉窦宪大破北匈奴“勒石燕然”之处），进攻喀尔喀蒙古。至八月，喀尔喀各部溃败，十余万喀尔喀蒙古人南下。

为了防止噶尔丹吞并喀尔喀蒙古坐大，甚至吞并全蒙古，威胁清帝国的统治，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开始，康熙帝连续三次对噶尔丹展开大规模战略进击，尽管前两次一负（乌尔会河之战）一平（乌兰布通之战），但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的昭莫多之战中取得了对噶尔丹的决定性胜利。

从战史的角度来看，这不仅是久负盛名的满蒙骑兵大规模对决，也是先后进入火器时代的清、准两军的火器对决，“火器时代的骑兵对决”可能是最准确的说法。两支同样奉行“炮骑协同作战”理念的强军，在蒙古大草原上一决生死，这听起来就令人血脉偾张。

噶尔丹的骆驼炮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平叛战争爆发时，准噶尔部叛军与清朝军队很难说是同样体量的对手。

先看准噶尔军。噶尔丹自1672年左右成为准噶尔部首领之后，击败了和硕特部，成为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辉特部）的共主，称“博硕克图汗”。卫拉特蒙古即明朝时的瓦剌，在清朝时又称厄鲁特蒙古。如果置于全蒙古的地理概念中，卫拉特蒙古被称为“漠西蒙古”，与清朝入关前就已直接控制的“漠南蒙古”、清朝可行使宗主权的“漠北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并称。

在控制了天山以北的卫拉特人之后，噶尔丹控制的卫拉特人已达到二十余万户，六十余万人口。康熙十九年（1680年）左右，噶尔丹又征服了天山以南的叶尔羌，手中掌控的军事资源大增。准噶尔此时可制作精良的中亚风连环锁甲，“轻便如衣，射可穿，则杀工匠”；同时利用天山南路制造的火器，编练士兵，“令甲士持鸟炮短枪，腰弓矢佩刀”。

与康熙帝决战前，噶尔丹有进一步整合内部之意。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派人暗杀侄子策妄阿拉布坦。谁料行刺失败，策妄阿拉布坦率五千亲信部众向西逃亡。噶尔丹亲率两千名骑兵追击，为侄子所败。策妄阿拉布坦顺势占据了水草丰美的博罗塔拉（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大战将至，准噶尔部却陷入分裂，实力大损。康熙帝收到情报后，判断噶尔丹“迫于内乱，食尽无归，内向行劫”（《圣祖仁皇帝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

噶尔丹的巅峰时代定格于此。

其最明显的衰退标志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岁末，噶尔丹东袭喀尔喀部时，只带了两万人。

不过，噶尔丹的准噶尔军数量虽然有限，却是蒙古草原上一支前所未有的新型军队。简单说就是，既继承了蒙古人独步天下的骑兵传统，又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下完成了火器化革新，“准噶尔军队是配备火器的骑手，擅长纵深攻击，来去迅速”。

有资料显示，尽管噶尔丹多次表达了向俄国购买火器的兴趣，但实际上俄国出于防范考虑长期对蒙古执行火器输出禁令，从未与准噶尔部开展过官方火器贸易，而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俄国人更是直接抛弃了此前用来牵制大清的噶尔丹。当然，噶尔丹可以依靠走私从俄方那里获得零星的火器，但这远无法组织起一支庞大的火器部队。

所谓俄国的大批军援支持，很大程度上只是噶尔丹拿来自吹自擂和恫吓对手的战略欺骗罢了。

不靠俄国，噶尔丹的火器从何处来？“准噶尔在火器装备与火器战术两方面均深受中亚伊斯兰国家的影响”，噶尔丹通过征服和贸易从中亚获得了稳定的火器来源。甚至还有一批中亚军人加入了噶尔丹的军队。

准噶尔军还自奥斯曼帝国引入了“骆驼炮战术”，即运用骆驼运载轻型火炮，伴随骑兵机动。准噶尔军装备了一种介于炮与重型鸟枪之间的火器，称为“赞巴拉克”，在火力与机动性之间达成了相对平衡，被视作当时最适合骑兵长途机动的火器。清军日后对“赞巴拉克”进行仿造，使之成为乾隆时期八旗兵的重要装备。

再看清军。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与俄国达成《尼布楚条约》后，清军摆脱了在东北与西北两线作战的隐患。清军在战略上的最大优势是，可以凭借多元大帝国的雄厚人力物力，得以在不影响财政正常运转的同时，动员骑、步、炮皆备的十余万大军，对只有两万军队动员能力的噶尔丹进行以多击少的消耗战。

在骑兵方面，从三藩之乱就可以看出，康熙朝的八旗铁骑已告别了巅峰时刻。但清军骑兵的资源优势仍然在——不仅有蒙古各部骑兵的助力，还有着几乎源源不断的战马供应，可以为骑兵军团远征打造一人双马的豪华配置。

在火器方面，早在皇太极时代，清军就快速完成了部分火器化，从各个规格的红衣大炮到火绳枪，清军的火器配置也较为系统化。在平定准噶尔战争爆发前，清军的火器刚刚在雅克萨之战中经过了俄军坚固工事的检验。当然，这两场战争作战形式不同，雅克萨之战是要塞攻防战，而平定准噶尔战争是纵横千里的野战。

在康熙时期，清军火器化的最大成就是，在南怀仁的督造下，清军造出并装备了如“神威无敌大将军炮”这样的重型火炮。但是，平定准噶尔战争几乎完全以野战为主，重型火炮不仅严重缺乏机动性，不利于远征，也丧失了要塞攻防这个最重要的应用场景。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也就是平定准噶尔开战前一年，清朝又造出了超越“神威无敌大将军炮”的当时最重型火炮“武成永固大将军炮”，炮弹重达十至二十斤，但这种代表了康熙时期造炮巅峰的攻城火炮在平定准噶尔战争中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事实上，像准噶尔军这种广泛配备火器的骑兵野战军团，清军在此前的历次战争中从未遇见过，缺乏相关作战经验。吴三桂军倒是装备了火器，但吴三桂军和清军的战斗以岳阳、长沙和平凉等地的城池攻防战为主，鲜少看到双方骑兵军团大规模野战的记录。在与俄军的两次雅克萨之战中，也几乎没有见到哥萨克骑兵出城与满蒙骑兵野战的案例。雅克萨之战是彻头彻尾的以火器为主导的要塞攻防战。

如果追溯到更远的明清战争中，袁崇焕时代的关宁铁骑不仅装备了火器，也敢与八旗铁骑一战，但这个野战也是打折扣的，得“依城而战”，即离不开城墙上火炮的火力掩护。因此，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这支受近东‘火药帝国’影响，带有浓厚中亚色彩的新式军队，是清朝在蒙古高原上前所未遇的劲敌”。

谁赢了乌兰布通之战？

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不熟悉准噶尔军的炮骑协同战术，清军最初遭遇准噶尔军时，有些自负轻敌。

噶尔丹进攻蒙古喀尔喀部，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喀尔喀部紧急向清廷求援，康熙帝岂会置之不理？他调兵遣将，准备大举北上应援。

在主力出师之前，康熙帝派出了阿喇尼率领的两万清军作为先头部队。按照清军的战前部署，阿喇尼所部本应等到与主力会合后，再行决战。但阿喇尼或是因为求战心切，或是因为轻敌，竟主动逼近准军。要知道，阿喇尼的兵力不仅不占优势，很可能还略少于准军；而在火力上，这支清军全部轻装，不可能携带太多火器，尤其是重炮。

六月二十一日黎明，两军在乌尔会河（今内蒙古自治区东乌珠穆沁旗东）相遇。准军分两翼形成“弓形阵”，从三面用鸟枪等火力密集覆盖进攻的清军，造成清军严重伤亡。清军溃退，噶尔丹遂令一支机动部队从阵地绕出，对溃败的清军形成夹攻，彻底击垮了清军。清军全部辎重被缴获，当时在噶尔丹军中的俄国人甚至说：“博硕克图汗把中国兵杀得一个不剩。”此说虽属夸大，但作为现场目击者，其说法也的确可以反映出清军当时伤亡之惨重。

战后，阿喇尼将战败归咎于“厄鲁特多火器，而我火器营未至”（《圣祖仁皇帝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这么说虽有为自己的轻率出击开脱的成分，但也可看出准噶尔军的火器杀伤力给清军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乌尔会河之战作为清准首战，清军在兵力上不占优势，在火力上处于明显劣势，战败也在情理之中。“阿喇尼军队只是一支缺乏战斗力的非主力部队，显然不是噶尔丹亲自指挥的准噶尔精兵之对手……清廷迟迟没有制定统一、具体的作战方案，致使先遣部队各行其是，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乌尔会河大捷让噶尔丹陷入了非理性的顾盼自雄中，以至于带着些许君临天下的幻觉向清廷放话：“今虽临以十万众，亦何惧之有。”（《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百四十七）

当噶尔丹率军进逼距北京仅七百里的乌兰布通时，北京城陷入“恐准症”之中。据刘献廷《广阳杂记》：“京师戒严，每牛录下枪手派至八名，几于倾国矣。城内外典廨尽闭，米价至三两余。”

事已至此，康熙帝下决心亲征。康熙帝深知，大败之后，如果不直面噶尔丹的挑战，喀尔喀蒙古各部就会在惊惧之下被迫投入噶尔丹的怀抱，进一步增强噶尔丹的实力……连锁反应下去，一旦漠南蒙古再落入噶尔丹之手，北京城就是噶尔丹骑兵刀俎下的鱼肉。

尽管在眼下，噶尔丹的实力还远不足以对清帝国造成致命威胁，甚至准噶尔军进军乌兰布通更大的目的也是抢掠自肥，根本谈不上什么争夺天下。“噶尔丹仅凭两万人的军队，要从大清国数十万军队手中夺取辽阔的漠南草原，建立割据统治，谈何容易，这点噶尔丹可能比谁都清楚。”然而，清廷一旦放任噶尔丹坐大乃至吞掉全蒙，不仅会从根本上损害“满蒙联盟”之国策，还将使北方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同等体量的军事挑战者。对于熟悉历史的康熙帝而言，土木堡之变殷鉴在前，金末蒙古军任意肆虐金国北方领土的历史记忆更是有切肤之痛，“恐日后各省脂膏，皆靡费于北边，又若前代矣”。更何况，噶尔丹也还大言不惭地说出了一句：“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康熙帝又如何能忍？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七月初二，康熙帝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与皇长子胤禔率领西路军出古北口；以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与简亲王雅布一起率东路军出塞；康熙帝自领中路军，总揽全局。算上后勤辎重人员，三路大军共十万人以上。为了避免重蹈乌尔会河之战单兵突进的覆辙，康熙帝严令：“姑勿与战，以待各路军至齐发，毋致失利。”

在古代的通信及交通条件下，分进合击或许势在必行，但往往只是一个纸面上的完美计划，乌兰布通之战也不例外。常宁的东路军因为集结缓慢，暂缓进兵，康熙帝又因突患疟疾而中途回京，三路清军只剩下了福全的西路军。西路军的人数，各种史书语焉不详，但考虑到西路军是正面进攻的主力军，康熙帝回师前特遣汉军火器营和前锋护军支援，再加上阿喇尼的三千残部八月下旬也赶来会合，因此估计西路军总人数当在四万以上，战斗人员约三万人，仍多于噶尔丹军队的两万余人。除兵力占优势之外，清军在乌兰布通之战中最大的战力提升是“多派精兵，尽发火器”，弥补了乌尔会河之战时“我火器营未至”的短板，大量配备了适合远征的如子母炮等各种轻型火炮，阵中的炮兵和鸟枪兵达到了五千余名。'

自朱元璋和朱棣时代发明出真正有大规模实战意义的火器之后，火器在实战中一个始终无法规避的痛点就是射速过慢，无法有效抵御骑兵快速冲锋的问题。解决的方式无非有两种：第一是技术革新，即不断研发射速更快的武器。明代中期佛郎机和火绳枪相对火铳的升级，明末红夷大炮相对佛郎机的升级，提高射速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到了康熙时期，技术革命已趋于停滞，比火绳枪更先进一代的燧发枪也未在清军中列装。第二是战术革新，而其中又分两种：一是针对火枪的战术革新，比如明初出现雏形的轮射战术；一是针对骑兵的防御战术革新，比如戚继光和孙承宗用车阻挡骑兵冲击的“车营战术”。而在乌兰布通之战时，清军也摸索出一套叫作“连环本栅”的新战术，正如福全的战报所言：“日中见敌，设鹿角枪炮，列兵徐进。”

清军这一战术很可能取法自吴三桂军，后者曾用此法与清军骑兵对峙。所谓“连环本栅”战术，简单来说就是：战时将鹿角木（本栅）居前，阻碍骑兵冲锋，鸟枪手和炮手在后排成十队，依次在鹿角木后用轮射战术放射枪炮；然后派专人将鹿角木向前移动十步，火器兵再依次跟随前移并发射。如此反复前进发射，是为“连环”。

清军有“连环本栅”，准噶尔军则有“驼城”。所谓“驼城”，“以骆驼布阵，上千匹骆驼被困住四足后，卧于地面。骆驼背上加了箱垛，用毡布吸水，覆盖于箱垛之上，使之形成城垛形状”。在骆驼及箱垛间隙之间，是拿着火枪和轻型火炮，等着清军来进攻的准噶尔士兵。可以说，“驼城战术”与“骆驼炮战术”是一体两面的，行军时就是“骆驼炮”，防守时就是“驼城”，进攻时则前有骑兵冲击，后有大炮轰击。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八月初一，乌兰布通之战正式爆发，战事实际上只持续了一天。《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载有战后福全第一时间发回的战报：

抚远大将军和硕裕亲王福全等疏报：七月二十九日，臣等闻厄鲁特屯于乌兰布通，即整列队伍。八月初一日黎明前进，日中见敌，设鹿角枪炮，列兵徐进。未时，临敌，发枪炮击之。至山下，见厄鲁特于林内隔河高岸相拒，横卧骆驼，以为障蔽。自未时交战，至掌灯时，左翼由山腰卷入，大败之，斩杀甚多；右翼进击，为河崖淖泥所阻，回至原处而立。本欲尽灭余贼，但昏夜地险，收兵徐退。其噶尔丹死于乱兵与否，俟后查明另奏。

福全的战报充满着大捷的气息，甚至声称有可能当场击毙噶尔丹。康熙帝收到战报后，大喜过望：“览王等所奏，统领大军进讨厄鲁特至乌兰布通，大败贼众，斩杀甚多。王等调度有方，官兵奋勇可嘉，在事有功人员，著议叙具奏。”（《圣祖仁皇帝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八）但如果仔细研究福全战报，就会发现有不少疑点和自相矛盾之处：夸大了准军的损失，掩饰了清军所受的重创。当时在清廷供职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在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报告中曾提及此战：“清军和厄鲁特交战时，受到巨大损失。在这次战斗中敌人得以避免彻底失败的原因，据说就是由于厄鲁特蒙古人利用出色的齐射，使清军遭到猛烈的火力袭击，致使清军骑兵在交战前即被击退的缘故。”康熙帝的亲舅舅佟国纲甚至在骑兵冲锋中被准噶尔人的子弹击中，当场阵亡。

长久以来，关于乌兰布通之战的各类历史记录，特别是清代官方文献都异口同声地断定清军大胜准军惨败。但现有史料并不能证明驼城被清军击破，“清军尽管用大炮轰击噶尔丹的驼城，但大都无的放矢，未能有效歼敌”。各种证据表明，清军在此战至多算打成平手。

准军的伤亡比清军少得多，从这个层面上说，准军自然是乌兰布通之战的胜利者；但在战略上，双方算是打成了平局：毕竟噶尔丹的南下计划被遏制，被迫迅速脱离战场返回漠北，但清军也没有完成围歼噶尔丹的战前规划。

清军为何没有获胜？原因至少有三点：

其一，自然是没有实现三路大军围歼准军的战前规划，仅以一支西路军接敌。其二，乌兰布通是噶尔丹精心准备的战场，他在战前已占据了最有利的地形，做好了迎战准备，易于发挥火力。甚至可以说，“清军是被噶尔丹引诱到乌兰布通的”。其三，清军虽有火炮优势，清军大炮“炮火齐发，自未至戌，声震天地”，对“驼城”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但准军此战则将火枪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对缺乏经验、队形过密的清军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清代官方文献《圣祖仁皇帝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记载：“我军近与厄鲁特战，排列太密，为贼人乱枪所中，且进退不鸣笳，此皆不习战阵之故也。自古兵法无不预加训练。前者，八旗之兵，春秋校猎，即训练武备之意。但校猎恐疲兵丁之马，今既停止校猎，其令八旗兵丁，春秋二季集于旷阔之地，布阵鸣笳，教练步伐。”说起来多少有些魔幻，蒙古人不是靠骑兵，而是靠火枪力挫清军骑兵的。

从康熙帝战后的一些检讨来看，他至少没有把乌兰布通之战视为胜仗。福全回至京师，“止朝阳门外听勘”，不许进城，而先行返京的皇长子胤禔也被勒令取供。

虽然噶尔丹在乌兰布通之战损失有限，但在撤军途中却遭遇瘟疫，“日以北徙，人畜屡毙”，队伍大量减员，两万余人仅剩数千。因此，对于噶尔丹而言，此次南下的确是一次得不偿失的冒失之举，“卫拉特帝国”越来越像是一场幻梦。

昭莫多没有奇迹

为了总结乌兰布通之战的得失，康熙帝战后还曾亲临战场探勘，得出的结论是：清军必须增加火器的配备数量。为此，清廷还从朝鲜那里搞来了三千杆鸟铳。

康熙三十年（1691年），也就是乌兰布通之战后一年，清廷继前几年设立汉军火器营后，又设立了八旗满洲火器营。康熙帝此举的用意之一就是想借重八旗的骑兵优势，建立骑术与火器射术皆精的“马上鸟枪兵”，以在野战中具备与准噶尔火器部队相同的机动性。

加强火器配备的同时，乌兰布通之战后仅一个月，对清军散漫无序的作战习惯很不满的康熙帝就严令八旗军进行全面整训。清军知耻而后勇，厉兵秣马，准军却是偃蹇困穷、江河日下。乌兰布通之战后，噶尔丹所部不仅遭遇了持续将近一年的瘟疫，其侄儿策妄阿拉布坦又趁机向东进攻，攻占噶尔丹的大本营科布多，占领了天山南麓。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五月，噶尔丹再度对喀尔喀部用兵。与前次相比，准军此次声势大减，尽管仍然凑出了两万人，但其中一万人是负责后勤运输的妇孺老弱，战斗人员仅有一万。为了自壮声势，噶尔丹主动释放出假消息，“有兵二万，又借俄罗斯火器兵六万”，一度吓得康熙帝身边的重臣大惊失色。

康熙帝召集三品以上大臣讨论出兵事宜，结果赞成出兵者满朝不过三四人，主流的反对理由是忧虑进军路途过远。康熙帝力排众议，决意出师亲征。

为了对付噶尔丹这区区一万战兵，康熙帝这一次动员的军队甚至超过乌兰布通之战，仅作战部队就达到了十万人，总兵力则接近十五万人，大有狮子搏兔、志在必得之势。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二月，康熙帝出师亲征，为了毕其功于一役，分三路出兵：中路军由康熙帝亲自统率，直指克鲁伦河；西路军由费扬古统率，分别从宁夏、归化两路出发，会师后截断噶尔丹退路；东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率。康熙帝的计划是，用绝对优势兵力分三路实施大纵深的战略包围，使“往来飘忽，踪迹无常”的噶尔丹无所遁形。

与乌尔会河和乌兰布通这两战相比，此战是真正的远征。前两个作战区域都在内蒙古境内，乌兰布通距离北京更是仅有七百里，而此战的进军地点克鲁伦河距离北京近两千里。很显然，噶尔丹虽号称南下，但自知兵力有限，不敢像乌兰布通之战一样深入清朝统治腹地，而是吸引清军远距离出击，力图形成以逸待劳之势。但噶尔丹还是太乐观了，考虑到清、准两军此时的巨大实力差距，此战唯一的悬念其实在于清军能否抓到噶尔丹的主力，乃至全歼准军。

在历史上，草原民族应对中原王朝北伐，最佳策略其实就是避而不战。中原远征军劳而无功几次，就无力组织下一次北伐了。比如在朱棣的五次北伐中，后三次都没有碰到蒙古军。当然，如果康熙帝像汉武帝那样，出塞时兵分几路，碰见草原骑兵的概率自然会高上数倍，但这样做的风险是，又有可能会被草原骑兵各个击破。也就是说，本土作战的草原骑兵无论兵力多寡，大体上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可任意选择战还是跑：只要发现对方是主力出击，撒腿跑就得了，反正战马不足的中原军队也追不上；万一发现对方是一支偏师，果断围歼就是了。

但此战的特殊性有两点：第一，清军在兵力上优势过于明显，几乎达到了10∶1，即使没有实现“分进合击”，清军任何一路的硬实力都不逊于准军，中、西两路更是数倍于噶尔丹军。第二，由于清帝国的多元性，清军的战马资源极其充裕。据说昭莫多之战动员的战马接近三十万匹，几乎是一人三马的奢侈配置，在机动性上并不逊于准军，足以应付数千里的远征。

和乌兰布通之战相似的是，最终在昭莫多（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市西南）真正和噶尔丹交上火的其实也只有西路军一支。这次康熙帝亲征的中路军倒是一直没提前撤，但噶尔丹闻风逃遁，只是运气不好，还是被西路军逮到了。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五月十三日，当费扬古率领的西路军的一部在昭莫多遭遇准军时，费扬古手中的兵力仅有一万四千人。真正意义上的昭莫多之战，不是什么十万打一万，就是这一万四千清军对阵一万准噶尔军。有说法称，西路军这一部此时已断粮多日。

战斗一打响，宁夏总兵殷化行力谏费扬古先据小山：“从来用兵，高处不宜让敌。”费扬古采纳了其建议，随即派兵抢占山顶，刚到山顶，发现准噶尔军也从另一侧登至半山。这座小山头的争夺战由此成为昭莫多之战的主战场。居高临下的清军充分发挥了火器优势，用包括子母炮在内的各种轻型火炮，以及火绳枪，对着攻山的准噶尔军进行密集轰击。危急时刻，噶尔丹和其妻阿努杀红了眼，冒炮矢，舍骑而斗。两军从中午战至傍晚，准军竟然在地形、火力、兵力都不如清军的情况下，“击伤相当，胜负未决”，足以显示这是一支值得康熙帝充分重视的强军。

此时，费扬古再次采纳殷化行的建议，动用两支奇兵，一支横冲入阵，一支袭准军辎重，加上正面部队，三路夹击。本就是苦苦支撑的准军立即阵脚大乱，乱战中，噶尔丹妻子阿努被鸟枪击杀，“金铠黄袍横尸道左”，噶尔丹仅率数十骑突围而走。此战准军被歼两千余人，被俘两千人。

昭莫多之战后，噶尔丹虽然撑了近一年，但已是冢中枯骨，对康熙帝而言就是一个可追可纵的流寇而已。

康熙帝此番亲征，从京城到克鲁伦河，来回总共九十八天，行程四千里，击溃了清帝国最危险的敌人。有学者将此行定义为“康熙之路”，“京城到克鲁伦河，确实是一条艰难的道路，然而也是大清王朝的康熙之路”。但这也正是中国火器走向衰落的“康熙之路”。正是从康熙帝平定噶尔丹开始，清帝国周边再无可以危及其政权生存的竞争对手。康熙帝以降，各帝对民间私造火器做了种种严格的规定，“火器事业渐不复如前受到重视”，“中国火器在17世纪末期后逐渐衰落，甚至有所倒退”。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山西总兵上言奏请自行捐造子母炮，康熙帝严令禁止：“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乾隆帝规定：“私藏火炮及私造鸟枪者，系官革职，兵丁鞭一百革退，火炮鸟枪俱入官。”

“自10世纪发明火器以来，清朝对火器的限制是历朝中最为苛刻的。”在康熙时期，中国火器抵达了前所未有的巅峰时刻，但也正是在康熙时期，中国火器盛极而衰，“清朝自康熙平定噶尔丹以后，不但禁止进行火器研制，甚至将前代关于兵器的书籍列为禁书，致使火器知识失去传承……自南怀仁的《神威图说》和《穷理学》发表之后，直至鸦片战争以前，近一个半世纪内竟没有一本论及火器的兵书问世”。

所谓的“康熙之路”，也是通往鸦片战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