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丨二鱼：每天都是918

我们的苦难不是因为某个民族，而是因为人性中无法清除的罪。

警报长鸣是提醒我们，这是一个思考悔改的日子。

早上警报长鸣时，才想起今天是918，纪念抗战的日子，日本侵华那些年当然爆发了无数人道惨案，除此以外，中国经历过无数的战乱和血腥的杀戮。如果只纪念抗战中的国人，那就是对其他无辜冤死生命的不公。写抗战的已经很多，本文今天写写其他不逊于日本侵华的悲剧。在这个响警报的日子，我们在心里一起记住人性的真相。

先说说海兰泡惨案

海兰泡，今天是俄罗斯的布拉戈维申斯克，位于黑龙江左岸，是沙俄阿穆尔州的首府。惨案前，该城有大量中国侨民，主要从事商贸、手工业和小商贩等工作，人数约一万至一万五千人。

惨案起因是义和团，其实义和团虽然反洋人，但没能力杀洋人。主要还是杀国人，连婴儿都不放过，越是手无寸铁，他们越杀。

沙俄杀人似乎不逊于义和团，之前他们在征服远东和中亚的过程中，已经无数次刷新西方人道的下限。就像当初突厥蒙古人杀向西方一样。杀到海兰泡时，沙俄

1900年7月，沙俄利用义和团运动作为借口，大举入侵中国东北。海兰泡的俄方当局散布谣言，诬蔑中国居民是“内应”，将要“袭击俄国人”，为屠杀制造舆论。

7月15日，俄军突然扣押了所有停泊在海兰泡的中国船只，禁止中国人渡江逃难，切断了他们的生路。

7月16日，沙俄军警倾巢出动，在全城进行地毯式搜查。他们闯入中国人的住宅、商店和作坊，不论男女老幼，一律强行逮捕。行动持续了一整天，数千名中国人被驱赶到警察局和监狱，其财产和货物被俄军警和市民公开洗劫一空。

由于人数太多，监狱无法容纳，许多人被关押在木材厂的院子里。

7月17日，大屠杀开始。第一批大约3000至5000名中国居民被俄军押往黑龙江边。他们被形容为“就像一群被赶向屠宰场的羔羊”。途中行动缓慢或摔倒的老人、病人和儿童，遭到押送士兵的刀砍、枪刺和斧劈。

到达江岸后，俄军士兵们开始用步枪和手枪向人群射击。当时黑龙江水流湍急，但俄军仍然强迫人们下水。他们“把中国人的头发辫子捆在一起，五个一串，六个一堆地往江里推”。不会游泳者立刻溺亡，试图游泳逃生的人则被俄军开枪射杀。江面上漂浮着大量尸体，鲜血染红了江水。

此后几天，至少在7月18日至21日，同样的屠杀又进行了多次，力求“清理”掉所有中国居民。

只是海兰泡一个地方，遇害的中国平民至少有5000人，部分记载认为高达7000人。

几乎在海兰泡惨案发生的同时，沙俄军队扑向了仅一江之隔的江东六十四屯。

根据《瑷珲条约》，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享有永久居住权，归中国清政府管辖。当时这里有约2万中国居民，主要从事农业，村庄密集，土地肥沃。

7月17日，俄军骑兵部队开始侵入江东六十四屯。他们采取的行动与在海兰泡如出一辙：烧光、杀光、抢光。

俄军纵火焚烧房屋和庄稼，整个江东地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农民们被从家里拖出来，就地枪杀或砍死。许多人试图逃往江边，但同样遭到追杀和溺毙。

面对对岸的冲天火光和呼救声，驻守黑龙江右岸瑷珲城的清军官兵义愤填膺。他们派出船只，冒着俄军的炮火，强行过江接应同胞。

在清军的火力掩护下，部分屯民得以乘船过江逃生。这次救援行动持续了数日，救出了大约5000至6000人（约占屯民总数的三分之一）。许多清军官兵在救援中壮烈牺牲。

到7月21日，江东六十四屯已被俄军彻底“清理”完毕。所有中国村庄被焚毁，来不及逃走的居民几乎全部惨遭杀害。

沙俄随后公然撕毁《瑷珲条约》，永久强占了江东六十四屯，禁止任何中国居民返回家园。这片自清朝康熙年间就已开发的土地就此沦陷。

在江东六十四屯惨案中，约有7000多名中国平民被杀害。

据两起惨案的幸存者回忆，整个场面惨绝人寰。“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洋”。溺毙者的尸体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浮满江面，顺流而下，直至黑河屯对面的江岸堆积如山，其情景令人毛骨悚然。

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太平天国杨秀清和洪秀全内战时，光是太平军自己的将士就有这样的尸山血海。更别提他们和清军的战斗。

历史上，国人自戕的名场面并不输外敌。除了义和团、太平天国、张献忠等耳熟能详的灭霸。最近看了史景迁写的《王氏之死》，算是通过他如特写镜头般的笔调，身临其境的感受了一回国人的苦难。

《王氏之死》聚焦于郯城，郯城位于山东南部，在明末清初（17世纪中后期）是一个饱受蹂躏的地区。它接连不断地遭受了所谓的“明末四灾”——饥荒、瘟疫、蝗灾和战乱的毁灭性打击。史景迁利用《郯城县志》和地方官黄六鸿的《福惠全书》等史料，还原了这片土地的苦难。

在崇祯年间（1628-1644），灾情达到顶峰。粮食价格飞涨，一石粮食价格高达十两以上白银，远超普通人家的购买力。

人们吃光了所有能吃的东西：树皮、草根、观音土（一种吃了无法消化的黏土，1960-62三年饥荒时，我的祖辈们也经常吃，很多人吃了以后拉不出大便，甚至还脱肛）。

最触目惊心的是“人相食”现象。县志冷静而恐怖地记录了许多案例，例如亲人死后，幸存者不得不以其肉为食；甚至有盗贼捕杀路人作为食物。

街道上、田野中随处可见倒毙的饿殍，无人掩埋，景象如同地狱。

饥荒往往伴随着蝗灾。遮天蔽日的蝗虫过境，将本已稀疏的庄稼啃噬得一干二净，彻底断绝了人们最后的希望。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由于饿殍遍野、卫生条件极度恶化，瘟疫（很可能是鼠疫或霍乱） 迅速蔓延。身体虚弱、营养不良的灾民毫无抵抗力，大量死亡，很多家庭无家可归。

1640年代，明朝、清朝军队以及各种农民起义军（如清军、明军、捻军等）在山东拉锯作战。郯城作为交通要道，一次次被军队经过和掠夺。

官方的统治在动荡中崩溃，土匪和散兵游勇，被称为“土寇”、“响马”，他们横行乡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闯入村庄，抢夺最后一点粮食和财物，绑架人员索要赎金，甚至随意杀人。

即使是在灾后，新建立的清政府为了维持战争和统治，依然向这片破碎的土地征收繁重的赋税，使得百姓得不到任何喘息的机会，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

史景迁通过这些记载，描绘了一个全面崩溃的社会：

郯城县的人口在灾难中损失了巨大比例，许多村庄十室九空，成为废墟。

在极端的生存压力下，传统的伦理道德变得苍白无力。“人相食”是这种瓦解最极端的表现。偷盗、抢劫、卖儿鬻女成为普遍现象。

幸存下来的人们陷入赤贫，生命和财产毫无保障。社会结构破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每个人都活在恐惧和不确定性之中。

人相食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只是被有意遮挡起来，不然看多了会做噩梦。三国时，刘备的正义之师就常发生人相食。安史之乱时，镇守商丘的将军把自己爱妾杀来给饥饿的士兵吃，此事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都被传为美谈，爱兵如子的好将军啊。

这是看得到的苦难之冰山一角，还有很多看不到，听不见的悲鸣。

宋仁宗的一项突出成就是改人头税为土地税。他之前大多数时期，收税是按人数来收的，因为这样方便，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丈量土地是很费力的事。

自从不按人头收税后，中国人口开始爆发式增长，宋代最鼎盛时，人数接近1亿，别忘了宋代的国土面积比之前的汉唐都少得多。

后来明清也主要是土地税，人口也增长迅猛。

为何税收的改革会导致人数增加呢？

原来，中国古代杀婴的主要不是因为养不起，多个人多双筷子，谁会忍心杀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

杀婴是因为交不起税。无数家庭是是在被税负逼得无奈才杀子。

这些婴儿是连呐喊和名字都没有的亡灵。

当然，现在堕胎早不是因为钱，而是另一个方向的罪恶。

还有很多的罪恶，比如敏感年代的割命，内斗等等，已经是无法详说，发不出来的敏感词。

因此，918不是记住仇恨的日子。而是要记住苦难，看清人性。

我们的苦难不是因为某个民族，而是因为人性中无法清除的罪。

警报长鸣是提醒我们，这是一个思考悔改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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