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小便宜可能让你陷入帮信罪的深渊！

当一张出租的银行卡成为电信诈骗分子的“洗钱工具”，当学生群体因轻信“兼职跑分”陷入犯罪泥潭，帮信罪正以隐蔽多样的形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威胁数字时代社会安全的突出隐患。今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亮剑，发布《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本文将紧扣新规核心条款，结合真实典型案例，提供法律指引，帮助大家更好、更及时地维护自身权益。

*具体案例 具体分析 法律科普 仅供参考

一、新规核心条款解析：

《意见》针对帮信罪司法认定中的四大核心争议，构建了立体化的规则体系。

在主观明知认定层面，新规突破性地列举了三类可推定明知的情形，有效解决了过往"明知"认定依赖口供的困境：

一是非法提供具有改变主叫号码、虚拟拨号等功能的设备或软件；

二是账户因涉诈被金融机构限制服务后仍实施有关行为；

三是团伙成员准备话术应对调查。

在客观行为界定方面，新规对"情节严重"标准进行结构性调整。对于涉"两卡"犯罪，将原有的单一流水标准升级为"账户数量+流水金额"的复合要件：

个人出售3个以上账户且账户流入资金超30万元，或单位账户流水超30万元方可入罪。同时，电话卡犯罪不再区分本人与他人，收购、出售20张以上即构成犯罪。

这一调整既回应了"断卡"行动中暴露的打击扩大化问题，又严密了对职业卡商的刑事法网。

新规首次明确帮信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掩隐罪）的界分标准。对于单纯提供银行卡且未深度参与资金流转的行为，仍以帮信罪论处；但若行为人在账户冻结后仍配合刷脸验证、多次取现，则可能构成掩隐罪。比如说，如果嫌疑人长期从事跨境取现，采用分散交易、现金交割等手段，可能被认定为掩隐罪；而嫌疑人如果是仅提供银行卡的从犯，则更可能以帮信罪定罪量刑。

在罪名区分规则上，区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主要考察行为人主观明知的内容和程度、提供帮助的类型和方式等因素，而区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关联犯罪共犯的关键，则在于，是否存在事先通谋或稳定配合关系，即是否与上游犯罪形成“共同故意”：

·构成关联犯罪共犯的情形：若行为人与上游犯罪人事先约定分工，或长期稳定配合，则按上游犯罪的共犯论处。例如，赵某与电信诈骗团伙头目事先约定，由赵某负责收购他人银行卡并提供给团伙用于接收诈骗款，团伙按诈骗金额的5%给陈某分成，且赵某持续为该团伙提供卡源达半年，存在事先通谋和稳定配合，属于电信网络诈骗的共犯，而非单独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情形：若仅为上游犯罪提供帮助，未事先通谋且无稳定配合，则单独定罪。例如，钱某通过网络中介零星向他人出售自己办理的电话卡和银行卡，明知可能被用于网络犯罪，但不清楚具体是诈骗还是赌博，也未与用卡人有过直接沟通或长期合作。钱某的行为就属于为信息网络犯罪提供帮助，但未形成共犯关系，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简言之，是否“事先通谋”或“稳定配合”是区分两者的核心，前者按共犯处罚，后者单独定帮信罪。

二、涉案情节认定：

三、预防应对策略

审慎管理个人信息：

坚决不出售、出租身份证、银行卡、电话卡，定期查询个人征信报告，及时发现异常账户，从源头避免个人信息被用于犯罪活动。

增强法律风险意识：

要警惕“兼职跑分”“刷单”等陷阱，不因小利涉罪，对不明转账要求保持高度警惕，遇到疑问及时咨询专业律师。

学校与家庭协同教育：

学校应开展反诈专题教育，重点提示“两卡”出租风险；家长需关注未成年人网络行为，防止其被犯罪团伙利用，形成家校联动的预防体系。

畅森律师告诉你

新规出台，标志着我国帮信罪治理从"运动式打击"向"常态化治理"的深刻转型。对于已涉帮信罪的当事人而言，新规的清晰指引更凸显了及时行动的重要性。务必在律师的专业指导下，第一时间梳理涉案细节、固定有利证据，主动配合调查、积极退赃退赔，充分运用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情节，最大限度降低法律风险。

而对于群众，更应从新规中读懂法律的警示：妥善保管个人信息，警惕 “跑分兼职” 等陷阱，方能从源头远离犯罪漩涡，让每一位公民在网络空间中既免受犯罪侵害，也不触碰法律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