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刻痕 印记终身之二：吃百家饭的老师 | 作者 王斯开

1956 年，我八岁那年，在老家的施庄乡锦仁初级小学开启了求学之路。学校离家很近，不过三百米的距离，抬脚便到。

校舍是村子里的老队屋改建而成，非常简陋。一排五间土坯房，稻草铺就的屋面在风中微微颤动。低矮的房檐下，三间用作教室，一间是老师的办公室兼宿舍，剩下一间则归大队卫生室使用。

低矮的教室墙上只凿了窗洞，却没装窗户，昏暗中见不到电灯的踪影，教室里的课桌与坐凳全凭学生自备。

父亲略通木匠活，宅边寻来一棵杨槐树，锯刨打磨后，便为我做了张单人小课桌。可不少同学连这样的条件都没有，他们就坐在土甲（土坯）上，一张不规则的木板当书桌，听老师讲课时，两只胳膊趴在上面，写字时便当桌子，每个孩子一笔一划地在上面写字。

我们是个近四十人的混合班，不分年级，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学生都挤在一起听课。

陈德万老师一人身兼校长与教员两职，他总是分层次教学，先教完一年级的课程，再依次给二、三、四年级上课。给一个年级讲课时，其他年级的学生只要愿意就跟着听，不愿意听的在操场上自由活动，全当是体育课。布置作业时他也按年级分别安排。

乡亲们都习惯喊他校长。陈校长家在吴滩乡粮储大队，他身材高大而瘦削，皮肤黝黑，却掩不住一表人才的气质，单薄的身板透着几分营养不良的憔悴，国字型脸上，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盛满了对教学的热忱与责任。

上课时一副成熟稳重、不苟言笑的样子，平日里却对村里老少和蔼可亲。在那个普遍知识匮乏的年代，乡亲们对这位文化人格外敬重。

因家远无法回去食宿，他便住在校办公室，星期天也不回家，都是爱人带着两个女儿来看他。由于工作太忙也不擅炊事，后来村长召集家长会，商议轮流供饭的法子：每家每月轮值一到两次，校长则适当支付些代饭费。

村长特意调查了各家情况，对实在贫困的家庭免了供饭义务，而大多数家庭都乐意接下这份差事 —— 老师上门吃饭是件体面事，既能趁机了解孩子在校表现，更因那个年代识字人稀缺，有知识的老师本就备受百姓尊崇。家长们总盼着老师能对自家孩子多加管教，多些教诲。

我们阜宁虽是革命老区，但新中国成立未久，国家百废待兴，老百姓的日子依旧清苦。农忙时每日三顿粥，农闲时便减为两顿，每顿多是大麦糁子粥，大米粥实属稀罕。下饭的极少有炒菜，多是自家腌的咸菜，面食更是难得一见。唯有特殊日子，中午才能吃上一顿米饭，而馒头包子，要等到农历春节前才会蒸上一些。

轮到供饭的日子，家家户户总要设法备上两个菜。韭菜炒得翠绿，豆角煸得喷香，或是蒸个鸡蛋羹，都是自家地里出产的新鲜物品。条件稍好些的，还会特意去集市割点猪肉，或是称些豆腐、百叶，为这顿饭添些荤腥。

我家轮到供饭时，总要比别人家丰盛些。父母年轻力壮，又勤劳节俭，更极好面子。早上的粥会煮得稠稠的，除了咸菜，还会炒些泼了盐水的蚕豆、豌豆或花生米；中午则必定做上白米饭，配上两三样菜 —— 烧豆角、烧南瓜、炒鸡蛋、炒肉片，或是豆瓣酱炖黄花菜、炖豆腐，每次都换着花样，盼着校长能吃得舒心些。

三十来岁的陈校长，不仅身体好、人品好，性子更是温和。到学生家吃饭时，他总是谦和恭敬，从不挑三拣四，对所有同学和家长都一视同仁，亲切得如同自家亲戚。

若是中午赶上哪家饭还没做好，他便主动到地里帮忙，或是挑水浇菜，或是挖地拔草。特别是农忙时节，吃过午饭他也不急于回校休息，总要帮着家长再干会儿农活才走。

他和家长们交流讲的最多的两句话：“千事万事，让伢子读书是大事；再苦再难，不能难在孩子身上。”

他常说：“你们不识字是历史造成的，新社会非常重视老百姓学文化。你们大都进过扫盲班，不能让孩子们再走你们的老路。今后没有知识，就没有科学技术发展。只有让孩子坚持读书，才能培养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在他孜孜不倦的鼓动下，我们小学由起初不足三十人，逐步增加到40人左右。

星期天，他也常跟着社员们去大田劳动，全然听从队长安排。也正因这般优秀的品格与敬业精神，后来他被提拔到县属公办的必余高小当了校长。

1959 年，我读小学三年级时，也是大跃进的第二年，在乡政府的支持下，锦仁小学搬进了新址。

新校舍是空心斗砖墙，茅草屋面下装上了玻璃窗。学校靠近我们小队的社场，还新添了一名代课老师。陈校长也将爱人接来队里，她参加生产队劳动和分配，队里还会给她适当补贴工分。从那时起，校长便不再辗转各个学生家庭去吃饭了。

1960 年，我上小学四年级即将毕业时，陈校长给同学们开大会说：“大家很快就要升高小了，你们长大后，永远不要忘记锦仁小学。有谁知道咱们学校为什么叫‘锦仁’小学吗？” 同学们面面相觑，无人能答。这时，校长才给我们讲了一段难忘的往事。

抗日战争时期，驻沟墩镇的日本鬼子常下乡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很多百姓家园被毁、房子被烧，亲人遇害。

我们大队四小队有个叫丁锦仁的年青人，毅然参加了地方游击队。1944 年，在攻打沟墩日军据点的战斗中，他化妆进入敌人据点，里应外合时，不幸壮烈牺牲。解放后，为纪念这位英烈，当地政府将我们大队改名为锦仁大队，学校也随之更名为锦仁小学。

校长最后说：“同学们，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些革命先烈，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安稳日子。大家都知道，你们的父母大多不识字，为什么？因为旧社会国家贫穷，老百姓根本没钱上学，只有少数家境稍好的才能去私塾念几句书。

现在，毛主席、共产党把学校办到了家门口，让大家不花多少钱就能读书，我希望同学们和家长都要好好珍惜这机会，一定要克服眼前的困难，坚持把书读下去 —— 上完高小读初中，读完初中读高中，将来还要上大学。只有把书念出来，将来才能做大事，才能建设我们的国家。”

陈校长最后抬高了声音说：“同学们，你们说对不对啊？”

“对！” 全体同学异口同声地回答。

就是在这位吃百家饭校长的谆谆教导与言传身教中，我初步建立了人生的世界观。结束初小学业时，依依不舍地与陈校长告别。他是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如今或许早已不在人世，可他的音容笑貌总是在我眼前清晰浮现。那份对他的怀念，也从未在心底淡去过。

2025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