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达子
本文共3546字,阅读时长大约7分钟
前言
在东晋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有一位女性不得不提,她就是褚蒜子。她虽为一介女流,却在东晋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历经六帝,三度垂帘听政,实际掌权近四十年。
这在男尊女卑的古代社会,尤其是东晋门阀士族林立的背景下,堪称一个传奇。
19岁的褚蒜子,就做上了王朝的主人
褚蒜子的故事,要从她的出身讲起。倒不是因为她的家族多显赫,而是东晋的 “门阀政治”,早就把每个人的命运都绑在了家族的战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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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出生在吴郡钱塘的褚家,祖父褚洽是晋康帝时的尚书右仆射(相当于副宰相),父亲褚裒(póu)更了不得:长得“丰仪俊雅,有林下之风”,连王羲之都说他“比竹林七贤里的嵇康还对味儿”。
更关键的是,褚家是江南士族的头面人物,和王、谢、庾这些北方来的侨姓门阀不同,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吴姓士族,在江南有着深厚的根基。
褚蒜子就是在这样的家族里长大的。
她的童年也没有什么传奇故事:就是跟着母亲学女红,绣出来的荷花能引来蝴蝶;跟着父亲读《诗经》,背到 “蒹葭苍苍” 时,会歪着脑袋问 “伊人是不是也像阿娘那样温柔”。
10岁那年,家里来了客人,她端着茶盘从屏风后走过,步子稳得像踩着尺子,连茶盏里的水都没晃。吴郡的老夫人都说:“褚家的阿蒜,是要当贵人的。”
16岁那年,贵人的机会真的来了。
晋成帝司马衍要选皇后。按照东晋门阀联姻的规矩,皇后得是侨姓或吴姓士族的女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矩呢?一来巩固皇权与士族的联盟,二来保证龙子龙孙的血统高贵。
褚家刚好符合所有条件:褚裒是名士,褚蒜子容德兼备,更重要的是,吴姓士族需要一个“自己人”在皇宫里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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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16岁的褚蒜子坐着凤辇进了宫,成了晋成帝的皇后。
那时的她,对皇后的理解很简单:就是皇帝的妻子。她每天早起给太后请安,傍晚等皇帝下朝,端上温热的百合粥;皇帝偶尔跟她讲朝堂上的事,她就笑着听,从不多说一句。
就像父亲教她的那样:“皇家的女人,守着丈夫和孩子,就是本分。”
如果日子就这么过下去,褚蒜子可能会成为《列女传》里贤后的模板:相夫教子,温和恭谨,在史书里留下 “晋成帝皇后褚氏,性婉顺” 的一句话。
可命运偏要跟她开玩笑。
咸康八年(342年),晋成帝司马衍病逝,年仅22岁。临终前,他攥着褚蒜子的手,眼泪掉在她的裙裾上:“阿蒜,咱们的儿子才2岁,只能靠你了。”
这一年,褚蒜子才19岁。她刚失去丈夫,就要成为皇太后;刚学会做妻子,就要学会做王朝的主人。她的早期生活,就像一场还没演完的戏:锣鼓刚敲了两下,主角就换了剧本。而接下来的剧情,再也不是她能控制的了。
为什么要褚蒜子垂帘听政呢
当时的局势是这样的,褚蒜子垂帘听政时,正是东晋开国以来最拧巴的门阀政治时期。
自“王与马共天下”起,皇帝就成了门阀们的牌位:王导死后,庾家接过权力棒,庾太后(庾文君)摄政时,庾冰连“录尚书事”“都督六州军事”都攥在手里,几乎把晋成帝变成了 “签字工具”。
现在晋成帝死了,留下个2岁的司马聃。如果没有新的摄政者,庾冰肯定会继续“挟天子以令诸侯”,可王、谢、褚等士族早就憋着火:庾家是北方侨姓,凭什么独吞权力?吴姓士族的褚家、江南本地的顾陆朱张,哪一个不想分一杯羹?
这时候的东晋,像个装满火药的罐子,就差一根火星了。如果让庾家再掌权,王谢会联手反对,吴姓士族会暗中拆台,北方后赵的石勒再趁机南下,东晋分分钟要垮。
而褚蒜子,刚好是那个“能盖盖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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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成帝在临终前,把褚蒜子的手按在儿子的小手上,说的并不是“我爱你”,是“我信你”。他太清楚东晋的脾气了:能当摄政者的人,不能太有野心,不能有太强的家族势力,还得让所有门阀都“挑不出错”。
而褚蒜子刚好符合所有条件:
她是吴姓士族的代表,褚家在江南有根基,但褚裒是个清谈名士,从来没碰过兵权,不会像庾家那样坐大。她又很婉顺,进宫三年没跟任何人红过脸,连太后庾文君都夸她稳当。
这样的人,肯定不会主动揽权,只会守着,再加上她是小皇帝的亲妈,皇太后的身份名正言顺,谁都没法说“不”。
所以当何充捧着遗诏跪在殿外时,庾冰再不甘心,也只能捏着玉玦点头。他知道,要是反对褚蒜子,王谢立刻会站出来骂他“专权”。而褚裒再想推辞,也只能对着女儿叹气。他明白,褚家的本分,已经变成了“不得不接的担子”。
褚蒜子第一次垂帘时,连摄政的印玺都不敢碰。她每天处理奏章到深夜,桌上永远摆着温温的百合粥(那是司马衍爱喝的),有时候累得趴在案上睡着,醒来时脸上还沾着墨汁。宫女要帮她擦,她笑着说:“别擦,让聃儿看见,就说母后在学写字。”
她的垂帘,从来不是君临天下的威风,是如履薄冰的谨慎:
大臣们奏事,她从不多说“朕要怎样”,只说“诸位爱卿以为如何”;
遇到重大决策,她必召褚裒入宫商量,可褚裒每次都摇头:“阿蒜,我是外戚,不能干政,你得自己拿主意。”
甚至连太后的尊号,她都推辞了三次:“我只是聃儿的母亲,当不起‘太皇太后’的称呼。”
这一年,褚蒜子19岁,她的人生关键词,从妻子、母亲,变成了平衡者、救火队员。
扶立六帝的被迫之路:每一步都是“没得选”
褚蒜子的“扶立史”,从来不是选皇帝,而是被推着认皇帝。
她像个守着货架的店员,看着一批批“皇帝候选人”被大臣们搬过来,只能点头说“好”。因为她知道,东晋的货架不能空,空了就会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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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是晋穆帝司马聃,他是褚蒜子的亲儿子,也是她扶立生涯里最疼的人。344年康帝去世时,司马聃才2岁。可就在升平五年(361年),19岁的司马聃突然得了急病,太医说是积劳成疾,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第二位是晋哀帝司马丕,因为司马聃没儿子,所以大臣们捧着成帝(司马衍)的两个儿子过来:“太后,立长子司马丕吧。”
司马丕跟他父亲一样,爱读老庄,更爱练长生丹。后来的四年,她就看着司马丕一步步地作:每天只吃丹药不吃米,脸瘦得像骷髅。把朝政扔给桓温,自己躲在殿里练丹。
兴宁三年(365 年),司马丕终于“练”死了自己:吃了颗新丹,七窍流血而亡。
第三位是晋废帝司马奕,司马丕也没儿子,大臣们又搬来司马奕:“太后,立琅玡王(司马奕)吧。”。褚蒜子已经习惯了,习惯了大臣们把候选人塞给她,习惯了在诏书上盖章,习惯了看着皇帝像走马灯一样换。
司马奕倒是个老实人:不练丹,不弄权,每天下朝后就躲在御花园种菊花,褚蒜子提醒司马奕:“小心桓温,他的兵权太大。”司马奕点头,却没往心里去,他以为“老实”就能躲过关。
可桓温要的不是“老实”,是“傀儡”。咸安元年(371年)秋天,桓温的使者闯进崇德宫,手里拿着废帝诏书:“太后,大司马请废司马奕为东海王,立丞相司马昱。”
她看着诏书里的罪名——“阳痿不能生育”“私通男宠”,全是诬陷。她攥着念珠,指节泛白:“桓温要的,我拦不住。”她接过诏书,盖下了印玺。
第四位是晋简文帝司马昱,司马昱是元帝的少子,也是她的叔父。他一辈子都在清谈,从来没当过皇帝。桓温选他,就是因为他软,好控制。
她请司马昱吃茶,泡的是吴郡的碧螺春。她指着案上的《庄子》,说:“叔父当年教我读‘至人无己’,现在要做‘至人’了。” 司马昱苦笑:“我哪是至人?是桓温的傀儡。”她握着他的手,说:“就算是傀儡,也要守住皇权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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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昱在位一年,每天活在桓温的阴影里:不敢下诏书,不敢见大臣,连吃饭都要问桓温 “能不能吃”。去世前,他攥着她的手说:“我对不起东晋,对不起你。” 她摇头:“你已经尽力了。”
第五位晋孝武帝司马曜,司马昱去世后,大臣们又搬来司马曜:“太后,立太子吧。” 她抱着11岁的司马曜,说:“好”。
她第三次垂帘,这次不再慌了。58岁的她,经历了太多,早就学会了以静制动:她把朝政交给谢安和王坦之,自己只把握大方向;不同意桓温的迁都提议,说建康是根本;支持谢安建北府兵,说没有兵,就没有江山;教司马曜读《论语》,说‘为政以德’才是好皇帝。
太元元年(376年),司马曜15岁成年了。她把印玺交给孩子,说:“现在,江山是你的了。” 司马曜跪在地上:“我怕做不好。” 她扶他起来:“别怕,我在后面看着你。”
可是好久不长,396年孝武帝驾崩了。
褚蒜子以太皇太后身份参与辅政相关事务。
第六位是晋安帝司马德宗:司马德宗是孝武帝之子,在孝武帝去世后即位,而褚蒜子这次是以太皇太后身份参与辅政相关事务,司马德宗也是她扶立的最后一位皇帝。
老达子说
褚蒜子的“扶立史”,其实就是东晋的续命史。她不是皇帝的制造者,而是王朝的维持者。每一次扶立,都是在补东晋的漏洞,都是在撑东晋的一口气。
褚蒜子掌权的40年(344-384),可以说是东晋最危险的40年:北方有苻坚的威胁,内部有桓温的野心,皇帝们要么“作”要么“软”。可她撑下来了。用 褚家的稳,撑过了司马聃的年幼,撑过了司马丕的丹药,撑过了桓温的废帝,撑过了司马昱的短命。
如果没有她,东晋很可能在365年司马丕去世时就垮了,或者在371年桓温废帝时就亡了。正是她的“被迫扶立”,让东晋多活了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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