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我为何不赞成基督教救国论？

近来常有朋友问我，只有基督教才能救国吗？就算是能救的话，如果一个国家的基督教化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来不及了怎么办？到底还救不救国？

可能大家也认为我的观点里(话里面)暗含着某种基督教救国论的看法。我也正好在这里说明一下,基督教救国论已经存在若干年了。它的大致立场是：

唯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要想救中国的话，必须先有基督教信仰，然后才能实现民主。就是说，要民主化，必须先基督教化。要想基督教化，就要求每个中国人先变成基督徒。

总之，中国版的基督教救国论认为，每个中国人（起码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成为基督徒，是中国得救的前提。

我强调一下，我本人不持基督教救国论的立场。中国是否得救，与每个中国人是否成为基督徒没有必然的关系，甚至不要求多数中国人成为基督徒。

基督教救国论的问题在于把信仰变成了实现某个目的的工具。换句话说，把信仰工具化了。对信仰抱持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会影响到信仰的纯粹性。

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出现了基督教救国论，还出现了各种救国论，比如：教育救国论、实业救国论、科技救国论、军事救国论、金融救国论、儒教救国论等等。

但是我们看一看就会发现，没有一种救国论不是无疾而终的。因为这种思想方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个人不仅不持基督教救国论的立场，我也不持任何救国论的立场。

从周边的国家也可以看到，许多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并没有得救，比如说罗马帝国，法兰西帝国，最终都覆灭了。

有不少与基督教关系并不密切的国家，比如说战后的日本却长治久安。所以我们不能在基督教救国论这个维度上来思考问题。

说到基督教救国论，常常会谈到一个国家的基督教化的问题。一个国家是否基督教化涉及到几个维度，很多人把基督教化简化为一个维度，就是全体公民变成基督徒。

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的基督教化起码有四个维度：

第一个，以国王为代表的王室贵族是否受洗，皈依基督教。在公元后三百多年，在君士坦丁的罗马帝国那里看到了，就是以国王为代表的王室贵族改宗基督教。在英国后来也看到了。

第二个，就是全国的基层是否教区化了，是否每个城镇都有教会。这在英国做到了。

第三个，民众是否普遍接受基督教伦理，遵循基督教徒的生活方式，这在很多国家包括很多拉美国家都做到了。

最后一个，恰恰最常被忽略的，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秩序和法律系统是否以十诫为中枢。很多基督教国家没有做到这一点，即便有很多基督徒，他们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很多基督徒并不多的国家，它做到第四点，这个国家依然可以很好。

所以在我看来，每个国家的命运关键是要看神定秩序的原理是否得到有效的落实。这个与信教人口规模的关系不大。南美和非洲都有一些基督教（天主教）人口非常多的国家，但是问题却非常多。

所以，一个国家是不是得救，并不取决于上述前三个维度的基督教化。而是取决于三个字：时间表。

每个人都想有自己的时间表，每个有抱负的人都想为他人，甚至为国家制定时间表。但是，如果看一看历史会发现，离开耶和华实现宪政民主是个小概率的事件。

所以世界上的大多数宪政民主国家，要么是基督教国家，从历史和现在来看，犹太教、基督教国家更自由、更文明、更兴旺。

要么是由基督教国家所建立起来的国家，这方面有运气的成分。就像中国是一战和二战战胜国一样，完全靠的是运气，而不是靠实力，是搭了别人的便车。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想得救，那就取决于耶和华的时间表，而不是取决于每个个人心里的时间表。

富兰克林曾经说过，我们信神的人都希望神马上赐福给这个国家，希望我们所不喜欢的事情马上得到解决。但是，神有神的时间表，祂不能完全按照人的要求来办。

所以，神的时间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弹性的，是基于人神之间在“约”基础之上的一个互动的时间表。

有了这个时间表的概念，我们就不会单纯地从基督教救国论，或者基督教徒人数有多少的角度来看中国是否能得救，何时得救。